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维度审视

《民法典》第996条易被误读为:一是该条直接承认合同违约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即使不存在损害对方人格权行为,只要违约,都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二是守约方只能通过违约之诉主张违约责任,另行提起侵权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必须分别主张。鉴于现代民法理论的发展以及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该条应当理解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但适用时,应当对该条款进行适度扩张解释,否则,“损害对方人格权”的前提致使表征精神利益实现为目的或者标的的合同在司法适用层面存在明显漏洞,违约侵害物质性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守约方无法获得完全救济。基于风险控制能力与利益衡量,“损害对方人格权”的要件应扩张至一般人格利益,当合同的履行利益为纯粹精神利益时,守约方可据此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因违约侵害物质性人格权引发精神损害的,应当以完全赔偿原则为核心限制责任竞合规则的适用。通过以上安排达到《民法典》第996条的规范意旨。

著作权侵权之精神损害赔偿探讨

作品体现作者的思想和人格,故著作权包含了著作人格权。而根据侵权法基本原理,侵犯人格权,给被侵权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诉请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在以下情形下,法院应该判处精神损害赔偿:一是侵犯作者人格权,导致其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损害的,后果严重时,法院应该判处精神损害赔偿,以保护作者的人格权。二是行为人“故意”或“屡次”侵犯同一作者的著作财产权时,法院也应该判处精神损害赔偿,以惩罚侵权人,威慑其下次再犯。三是毁损作品之载体(孤稿),导致作品无法再现的,侵犯发表权的,法院也应该判处精神损害赔偿,以抚慰作者受损的心灵。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难题与纾解之道——以《民法典》第996条为中心

《民法典》第996条对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令我国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以《民法典》第996条为中心,对其在学界和实践中的争议进行研究,发现该条存在责任属性不明确、对人格权外的精神利益保障不够完备以及相关标准界定模糊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等问题。以责任竞合规则界定本条款有利于第996条与第186条的互相协调,对该条的“人格权”所包含的精神利益的范围予以适当扩大,能够使守约方的精神利益得到更全面的保障,对相关规定进行进一步细化,能够使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更易于适用,也能使该制度更加完善具体。

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完善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由于立法者立法价值取向的偏差以及法条文字的模糊性,导致出现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范围不清、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主体资格的限缩化、主观方面立法价值取向有误以及对“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缺乏参考标准等问题。须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着手,明确特定物中“人身意义”的认定标准、特定物精神损害“严重性”的认定标准,完善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观要件。同时,有权主张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并不一定是特定物所有权人,应当通过判断特定物上所承载人身利益,明确谁是《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的适格原告。

论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统一建构——从死者遗属丧亲之痛与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规则统合切入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及相关司法解释由于未明确区分直接受害人和间接受害人,从而在对死者遗属丧亲之痛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确定上左右失据。同时,丧亲之痛和第三人惊吓损害情形的精神损害均属于第三人反射损害的范畴,在功能和构造上具有同质性,可以进行统一构建。《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应打破“主体同一”的限定,其中“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应当解释为直接受害人人身权益受侵害,而作为权利主体的“被侵权人”则可以解释为既包括直接受害人,也包括在侵害自然人致其死亡或重伤情形中遭受精神损害的第三人。《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可以统合死者遗属的丧亲之痛、第三人惊吓损害中的精神损害以及其他类型的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从而建构统一的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基础。在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上,《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仍须结合直接受害人侵权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一并适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探究

新《刑诉法解释》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不予受理”改为“一般不予受理”,但由于精神损害自身具有主观性强、非财产性以及不可恢复性的特性,致使精神损害赔偿具体数额难以确定,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成本,也极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由于加害人自身经济能力差异、恶意转移财产等因素影响,在执行上容易“空判”,被害人权益难以得到真正实现。文章分析了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可行性,进而针对现存的“空判”和“数额难以确定”的困境,提出相应对策。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简称《民法典》)第996条确立了“违约亦产生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但法律适用的规则还需进一步明确。为完善人格权及精神利益的保护体系,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需从归责原则、损害结果、因果联系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在归责原则上,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应遵循过错责任原则。合同中的注意义务源于法律对合同约束力的认可以及合同履行所依赖的信赖利益。判断过错的成立及其严重程度,应以是否违反了履行合同时的注意义务为标准。在损害结果的认定上,首先需要明确人格权损害与精神损害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损害结果是否与合同履行利益相关来确定损害结果。此外,应在合同效力终止时方可确定损害结果。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应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作为判断标准。当合同中包含履行利益时,通过判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即可确定因果关系的成立;当合同中不包含履行利益时,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需评估违约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过错。至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应通过衡量合同履行的价值以及考察当事人是否履行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来判断其“相当性”。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司法检视与反思——以涉刑事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为分析样本

在人身损害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作为受害者因精神利益减损而获得的金钱补偿,在受害者损失明细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地位。而在侵权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否仍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理论中存在拒斥与容受两种观点;刑事与民事法律体系的规定也截然不同,前者规定对该项主张一般不予受理,而后者则明确表达了支持观点。法律规定的不一致导致司法中广泛出现了同案异判的现象。文章以交通事故案件为例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问题进行实证考察,归纳梳理出两种观点在司法中的具体表现及法律适用的区别。通过批判性分析拒斥观点的弊端及容受观点的正当性,进而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金制度进行完善。

个人信息侵权纠纷中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个人信息传播越来越快速和复杂,个人信息侵权纠纷逐年增加。我国个人信息侵权诉 讼中存在着侵权因果关系认定难、精神损害赔偿支持率低、被侵权人举证困难等问题。本文根据对个人信息侵权归责原 则、构成要件的分析,回应因果关系认定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因果关系可以区分为侵权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侵权 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分别解决侵害个人信息的信息处理行为与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的关系和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与损 害的关系。个人信息侵权的损害赔偿应当包含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信息安全风险与个人信息主体的焦虑不能认定为精神 损害,并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不应适用“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具体赔偿计算方式可以借鉴人身权益侵害的财产损 失数额确定方式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在人格权侵权领域的统计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对2020—2023年间全国范围内由人格权纠纷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研究,探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和问题。通过北大法宝法律信息库的检索,共收集到523个相关案件,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尽管民法典有相关规定,但标准模糊导致实践差异大。浙江省在赔偿支持率和金额上表现较好,但“同案不同判”现象仍存。此外,死者人格权保护问题也在案件中占有一定比例,显示出我国对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重视。

中日刑事司法中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比较研究

自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精神损失赔偿做了司法解释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人身权的司法保护水平。然而,在社会经济生活飞度发展的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关系严重影响法律法规的立法,导致对人身权的保护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对此,本文对中日两国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比较,以期为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想提供参考。

性侵未成年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构研究

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路径之下,未成年人受到性侵是否应当以及如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面临法律层面规定欠缺、认定标准模糊不清、赔偿金额难以确定等困境。从精神损害赔偿与侵权责任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与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的高度契合性出发,结合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发生后,未成年人普遍受到严重精神损害的事实,未成年人遭受性侵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具有理论根基与实践需求。基于此,应当构建和完善性侵未成年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立法层面上,赋予遭受性侵的未成年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制度构建上,参照我国民事纠纷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和相关司法实践,建立以精神损害事实为主、社会评价为辅的精神损害赔偿认定标准,同时规范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程序。

《民法典》视角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完善研究

《民法典》第996条规定,当事人可基于违约行为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由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属性尚不明晰,适用范围存在限制,适用条件中“严重精神损害”程度范围与赔偿金额标准模糊等问题,都亟待进一步明晰。后续出台的司法解释应明确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同时不应以人格权侵害为适用前提,并可参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构建配套的量化标准与“严重”程度范围,切实推动违约精神损害的普及与适用,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

敏感个人信息精神损害赔偿之检视与制度建构——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前45例已决样本分析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个人信息首次予以立法规定,并专节规定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原则,确立了更为严格的过错推定责任,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未置可否而引发学界的审视与思考。以检索到20182021年侵犯敏感个人信息的45例已决样本为分析对象,发现司法实践中优先采取《民法典》私密信息隐私权的保护路径,并导致敏感个人信息的精神损害赔偿支持率低、赔偿标准适用及赔偿金额确定随意等问题。这反映出《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隐私权保护路径的竞合与冲突,敏感个人信息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缺位,设定损害后果须“严重”的赔偿门槛较高以及赔偿金额的自由裁量权失范等困境。对敏感个人信息受侵的案件,应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路径,应设定敏感个人信息精神损害条款,将精神损害赔偿损害门槛从“严重”降为“一般”,并通过司法解释设置赔偿数额区间和引入新的衡量因素以限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论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环境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是一种“看不见”的内在损害,公民维权难上加难。分析我国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判决现状,发现我国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立法层面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司法能力不完备等问题。从环境人格权纳入《民法典》人格利益、《环境保护法》明确价值理念方面完善立法体系;从细化“严重后果”认定、合理分配多方举证责任方面完善法律制度;从鉴定机制建设、加强法官审判质效及技巧方面完备司法能力,以期更好地加强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保护。

论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以236份旅游合同裁判文书为样本

现代合同具备载体属性,在尊重私法自治原则的基础上,旅游合同以精神愉悦为目的,其履行利益可通过自由约定而具备纯粹精神意义,债务人单纯合同违反可能会造成精神利益损害。全国法院近10年关于旅游合同精神损害赔偿纠纷的案件,呈现出法律依据适用冲突、同案不同判的特点。理论探讨中的等价交换规则和责任竞合理论不足以拒绝承认旅游合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合同不应被“处置性”定义所束缚,精神损害赔偿也并非侵权责任所独有,应当限制性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认可旅游合同中的精神性履行利益损害能够以违约责任为请求权基础得以救济。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疑问的审思

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益一直是如何缓解社会矛盾和司法高效办案的共同议题,其中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寻求精神损害救济时如何寻找法律依据、精神损害赔偿额的衡量标准以及检察机关所发挥的功能等问题需要理论阐释。未成年被害人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格主体,依据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完全赔偿原则和国家亲权理论在司法中的适用。该类案件是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范围。通过厘清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以及扩大刑事案件赔偿范围来促进未成年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得到解决。

《民法典》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司法适用——基于《民法典》生效后202个案例的实证考察

《民法典》第996条系真正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该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违约责任,守约方可直接在违约之诉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而无需再绕道侵权之诉。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不以守约方的人格权遭受侵害为前提条件,也适用于其他可能导致合同当事人精神利益受损的情形。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合同类型应以可预见性规则作为判断标准,从“合同目的与当事人精神利益紧密相关”“合同标的物具有情感价值”“合同与人身安全密切相关”三个维度判断具体合同纠纷是否可以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解与适用——以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分析样本

随着民事权利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事立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也日益完善,但我国刑事法律却拒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为有效解决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文章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切入口,对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做法提出质疑,继而从历史渊源、制度惯性、思想观念等三个方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就积极构建和持续扩张“一般不予受理”的例外情况进行路径探索。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新探

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修改,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不予受理”增改为“一般不予受理”,引起刑事诉讼格局的微调。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的规范解读及对典型司法案例的检视,可以揭示司法机关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从全面排斥到初步接受的态度转变。对司法数据加以解析可知,此种态度转变的实质原因在于犯罪类型的结构性变化——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比重大幅下降。在此契机下,可以德国、法国等国的法治经验为镜鉴,探索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优化路径:通过实体类型标准、严重损害标准与严格例外标准这“三重标准”对受理范围加以规范,尤其以强奸案、侮辱诽谤案、侵犯未成年人身权利犯罪三类案件为突破点,细化“一般不予受理”的范围。同时,通过执行机制、财产保全机制和国家补偿机制等配套保障机制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