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简分流背景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适用研究

繁简分流背景下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简易程序适用呈现两极分化、发展不明朗等问题,未能发挥其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的功能。原因在于识别“繁”“简”案件的标准模糊导致无法进行程序分流;制度规则供给不足;法官与当事人认同度低致使简易程序适用遇冷等。需要在立案与审判阶段提出“繁”“简”案件动态识别标准与方法;继续优化简易程序制度规则;从法官与当事人视角出发完善制度配套机制,增强法官适用简易程序的认同感,提高当事人适用简易程序的认可度;发挥简易程序典型案件示范诉讼的作用。

浅谈不予税务行政处罚繁简分流机制的构建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部署,持续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发布了两批《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但从基层税收执法的实践来看,目前税收征管系统设定的不予处罚程序不够科学,不利于“首违不罚”清单制度的落实。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广“首违不罚”清单制度,推进精确执法,有必要借鉴司法系统诉讼程序改革的经验,进行不予税务行政处罚繁简分流程序变革,以实现“程序简化、文书瘦身,效率提升、公正提速”。

小额诉讼程序繁简分流功能的制度阐析

繁简分流与小额诉讼程序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前者以效率为主要导向,兼顾司法公正,核心为“简案简审”;后者以“速裁”为表现形式,重点追求效率。两者均以效率为主要导向,在“简案简审”理念上达成“共识”。可以说,小额诉讼程序具有天然的繁简分流功能。这种功能定位的制度明确程度如同繁简分流与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发展历程一般,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点,历经了“未被明确”“被间接明确”“被直接明确”三个过程。

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方法研究——以北安法院通北法庭为例

以立案登记制开篇、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此轮司法改革陆续出台了大量的措施,立案登记后,大量案件涌入法院,法官员额制后,自己的案件自己要终身负责。在繁重的工作量、严苛的责任承担下,员额法官的需求量与实际执业者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必然的现象。结合所在的基层法院——北安法院的案件繁简分流中的两种模式——全院为单位的案件繁简分流和通北法庭为单位的团队内繁简分流所取得的办案效果深入分析,得出以法庭为单位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更符合司法规律的结论,进而提出将此轮司法改革的各项举措有机整合起来,在法律上明晰法庭及庭长权责,让庭长“有为又有位”,作为庭长的灵魂全面承担繁简分流的开展工作,承担起繁简分流中疑难案件的审理,真正实现繁简分流“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目标。

全面深入推进符合司法规律的繁简分流改革

为了积极应对司法改革攻坚期出现新特点的'案多人少'矛盾,最大程度地提升人民法院审判质效,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司法需求,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本文重点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分析。为什么要繁简分流随着司法改革进入攻坚期,立案登记制的实施和法官员额制的推进。

效率VS权利?民事程序繁简分流改革争论的实证审视

2020年初开始试点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已被2022年伊始全面推行的民事诉讼立法修正案所正式确认。然而,立法过程中“效率派”与“权利派”在改革思路上的争论至今未歇。如何评价此次改革与相关的学术争议?笔者所率团队的实证研究表明,“效率派”与“权利派”主张的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并未得到改革数据的充分支撑。一方面,以效率为导向的繁简分流改革虽在有限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总体上难称显著,且各项改革在效率的提高程度上参差不齐,这似乎显示改革效果已近天花板。另一方面,改革并未明显妨害权利。尽管小额诉讼程序与独任制改革似乎在抽象层面削减了若干程序性权利,但权利整体上尚未受到明显减损。而包括电子诉讼改革在内的部分举措甚至有利于权利实现。概言之,此次效率化的改革不一定与权利妨害相挂钩,也并非与权利保障背道而驰。有鉴于此,未来应该在充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科学、客观地评估改革的成败得失与是否达至预设目标,检验改革是否契合特定的价值取向,继而设计并试点接地气、可操作、能达至的改革方案,最终有效推进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行政诉讼繁简分流的制度逻辑

从法定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设计到行政诉讼繁简分流改革,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展现出自我完善的司法品格。作为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诉讼格局的基本理念,行政诉讼繁简分流是司法践行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回应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社会期待、优化行政审判资源科学配置的必然选择。行政诉讼繁简分流的规范构造既包括简易程序改造和繁案精审补强等存量制度的优化,也包括诉前分流机制增设、案件繁简分流标准厘清、简案快审程序增设和标准诉讼采行等增量制度的规范。行政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要处理好程序简化与诉权保障、诉讼改革与绩效评价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诉讼制度改革在法律属性与政治属性间的平衡。

“繁简分流”的深圳探索——以裁判文书和庭审方式改革为重点

建立公正高效、运行良好的审判机制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对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庭审方式改革、简易民商事案件速裁改革以及繁简分流审判改革成效等方面做了具体的介绍,以深圳宝安区为例,让我们对目前审判现状有了新的了解。建立公正高效、运行良好的审判机制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近些年来。

探索与构建:论行政案件速裁程序在推进行政诉讼繁简分流中的进路

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案多人少的矛盾在行政诉讼中变得尤为突出。面对司法需求急剧扩张、司法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如何整合审判力量，优化司法资源，在保证公正司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升审判质效，成为司法改革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也为构建行政诉讼速裁机制提供了契机。为突破行政审判面临的困境，寻求行政诉讼中繁简分流的实现路径，有必要结合民刑案件速裁以及试点法院的实践经验对行政案件速裁程序的创设意义、自身优势、运行模式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

新时期下“繁简分流”的分析与展望

近两年来,最高法重新强调行政诉讼繁简分流,可以视作对国民经济下行、实行立案登记制、行政诉讼法修改带来的行政案件增长的制度回应。文章对目前我国行政案件数量做了介绍,讲述了繁简分流的重要性,并对繁简分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近两年来最高法院重新强调'繁简分流',可以视作是对国民经济下行、实行立案登记制、行政诉讼法修改等所带来的全国法院收案量高速增长的一种制度回应。例如,

繁简分流问题探析

所谓繁简分流,是指在遵循诉讼规律、遵行现行立法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司法改革所确定的原则、路径和制度措施,寻求解决案多人少矛盾的办法。囿于繁简分流本身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受到立法规定、制度条件、司法环境、物质保障、人员素质等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虽经积极探索,在取得一些经验的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和困惑。推进繁简分流,要遵循司法活动认知规律进行程序分流,着力破解“送达难”,落实审判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审判人员业务能力,实现审判辅助性事务集中管理。

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繁简分流的法理论证

人民法院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案多人少"矛盾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意见》(法发[2016]21号)文件提出了系列繁简分流举措来加以应对。此文从繁简分流的理念价值论、工具价值论和路径对策论三个方面进行法理论证,意图为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的实践深化和立法固化提供建言。

认罪认罚视野下证据开示制度的实践路径新探——以我国刑事程序“繁简分流”为视角

刑事审判程序“繁简分流”是目前我国处理刑事案件的基本趋势,而证据开示制度是充分发挥不同审判程序功能的重要审前保障性程序和机制,在我国具有设立的正当性及现实依据。该制度在英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证据制度,据此结合目前我国的刑事程序“繁简分流”的设置,探讨该程序机制下我国证据开示的制度构建与实践路径,并对是否赋予被告方阅卷权予以探析,以保障其认罪认罚之自愿性与真实性,从而为我国认罪认罚的有效实施提供证据层面保障之新思路。

刑事程序繁简分流的几个证据问题思考

刑事程序的繁简分流是化解案多人少矛盾、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途径。文章主要对刑事程序繁简分流的证明标准问题、证人出庭问题和疑案处理问题进行了讨论。今后,要统一司法裁判的证明标准,结合繁简分流的基本原理,对案件进行区别对待,集中力量办理重要案件,将证人出庭问题的重心放在必要证人出庭,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解决疑案问题。刑事程序的繁简分流是化解案多人少矛盾、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途径。

我国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研究

我国民事案件的爆发式增长加剧了"案多人少"的司法顽疾,繁简分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当下繁简分流改革在我国法院系统如火如荼地展开,民事案件分流的顶层设计与"地方经验"并进,但作用远未达预期,主要困境在于:繁简分流的标准不明、诉内程序运作失范。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之构建需以案件的繁简甄别标准为前提,并沿此搭建出分层递进、层层筛选的分流漏斗。前者要求法院综合考虑标的额、案件类型、案由、当事人合意等要素合理确定案件的繁简标准;后者则需对诉内简易程序、督促程序、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优化改造;此外,亦应注重诉外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使更多纠纷消解于法院外。

回顾与展望:新民诉法背景下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研究——以C市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为视角

在现代司法愈趋专业化的背景之下,以更贴近普通民众为目标的小额诉讼程序因其快捷、低成本的特性迈入公众视野。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纳入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通过广泛试点验证其制度功能,最终推动民事诉讼法对制度进行修改。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评测不仅需要采取文献研究的方式,还需要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因而可以将作为试点法院的C市法院的相关案件数据作为切入点,在围绕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标准、再审机制等问题展开讨论的基础之上,针对现实存在小额诉讼程序不好用、人们不愿用的问题,探索在民事案件审判实践中全流程优化小额诉讼程序的路径,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实现功能续造提供一定参考。

刑事一体化语境下的繁简分流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案多人少"矛盾呈现出诸多新特点,需要采取系统的繁简分流举措来加以积极应对。本文借助"主体(组织)·客体(对象)·程序(制度)一体化框架",从犯罪的多元分层、诉讼程序的多层构建和审判组织/法官的多种配置三个方面,重点就刑事法领域的繁简分流展开了论述,希冀为当下的繁简分流、认罪认罚从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些许建言。

司法体制改革中繁简分流的优化路径——基于法理学的思维方式与探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迎来了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纠纷也纷至沓来,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态势。立案审查制向等级制的改革使得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准入门槛被降低,大量案件涌入人民法院。然而现有的员额制法官人数却增加的十分缓慢,案多与人少之间的矛盾愈发明显。因此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平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落差就显得十分重要。文章从繁简分流的价值论入手,对繁简分流机制的本质进行法理探讨,为繁简分流机制在我国实际运行中破除阻碍及优化路径建言献策,以期建立多元、灵活、公正的繁简分流机制。

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构建

从1996年刑事司法程序设置简易程序开始,我国刑事审判已经开始繁简分流的制度改革。文章对刑事审判中案件繁简分流的现实基础作了分析,对刑事一审、二审程序中的繁简分流机制作了大胆的设想。作者从具体的程序入手,描述了繁简分流的可行性。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设置简易程序开始,刑事审判已经开始进行繁简分流的制度改革。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又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并在程序设计上较普通程序已经有了很大的简化。但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2021年2月27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一年来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情况,请审议。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司法需求的重要方式。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