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创例·研史致用·踵事增华--《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评析

中国纪传体文献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在史料传承、历史写作及文学成就等方面意义深远.王锦贵所著《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是我国首部全面、精细研究中国纪传体文献的学术专著.该书以论题为经,以遵循时序排列的具体史书群为纬,为我国纪传体文献构建了完善的学术研究体系,并有史料整理和保存之功.文章将该书与王锦贵旧著《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对比,提出该书的创新点在于:关注书志及其跨学科价值,重视典型文本的选择与分析,聚焦纪传体文献的当代传承.

日本汉文纪传体史书综论

本文对八部日本汉文纪传体史书先作简要介绍,再对其分类作初步探讨,并对其正统问题以及虾夷、琉球问题的处理作一简明概括,进而对中国、日本、朝鲜的纪传体史书略加比较,以见异同。

“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纪传体史书发展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纪传体史书发展的影响朱政惠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关于纪传体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工作者颇多研究，一般都从历史背景、社会功能、技术手段等方面，剖析其所以产生和所以成为历代史家欢迎的原因。以《史记》为例，有论者谓：“这与当...

浅论“纪传体”和“传记文学”

纪传体和传记文学的联系是历史和文学深刻精神联系的表现。纪传体的创立是重人历史认识在史学体例上的凝结,传记文学的产生是重人审美趣味推动历史框架内叙事文学因素发展的结果,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都趋向于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史记》在纪传体例内取得了叙事文学的巨大成就,标志着传记文学的成熟。

《史记》纪传体的重要意义

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以人为中心 ,引发了历史哲学的思维变革 ,历史记载从此完全从神的历史进入到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描述各类人物 ,重要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各方面确立表率 ,确立标准 ,树立榜样。

《史记》纪传体中的求真

纪传体成为《史记》求真的重要途径。从篇目的设置、篇目的内部组织以至篇目之间的编次,都能发现司马迁求真的思想。他清楚事实之真和观念之真的区别,并主张二者相符。道德对于人生、历史的作用,是司马迁求真的重要内容。从《史记》纪传体来看,他既强调失德对命运的危害,又否定道德能为人生带来正面的回报。他认为,上古至三代的政权转移取决于帝王的道德臧否,而春秋战国时期道德对政权转移不起关键性的作用。

《汉书》纪传体的求真与求善

班固继承司马迁纪传体求真的方式,并开创以篇目之间呼应求真的先例。他意识到观念之真和事实之真的区别,却在所求之真中表现出史学双重性,在道德观方面,班固褒扬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的道德,也揭露出道德对人生的负面影响。

论刘知几《史通》纪传体的生成观念

刘知几及《史通》对纪传体分析是比较特殊的,这对于把握纪传体的生成来说很有启发意义。他将唐前史传文体分为"六家",并根据先秦史官传史方式经历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转化之分析,指出《春秋》《尚书》属于言事分立的产物,《左传》则属于言事相兼的产物,因此《左传》具有阐释《春秋》的作用。依据这些认识,他认为本纪相当于《春秋》,即采取编年的形式,通篇只叙述天子的事情,并且只采录大事,至于事件的详细过程则放在列传中叙述。世家叙述的对象是诸侯,由于诸侯的地位低于天子,故采用"世家"这个名称;不过在书写体例上世家与本纪没有明显差异,也采取编年的形式。整体上,本纪体式如《春秋》,列传则叙述大臣的言论行为,其体式如《左传》,列传从而具有解释本纪的功能。

从先秦“事语”文献看纪传体的生成

先秦“语”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丰富的次生态文体,从篇章“语”体来看,存在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从专书“语”体来看,又有国别体与语录体。在这种演化过程中,这些方面需引起注意:一是“事语”体的出现,二是以《国语》为代表的“国别体”的生成,三是“语”体文献与编年体的结合,这些因素为纪传体的创制先行奠基。具体言之,《史记》本纪、世家效法《左传》《国语》,列传取法《国语》,而书则取法《尚书》;此后《汉书》本纪则主要取法《春秋》,同时也融入《尚书》之因素。这表明,《尚书》《国语》《左传》乃至《春秋》与司马迁创制纪传体有着重要关联。另一方面,“事语”是《尚书》《国语》《左传》生成的核心文献,而《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书诸体也蕴含丰富的“事语”文献,因此,“事语”文献成为纪传体生成的重要环节。

略论文史四大家对纪传体的宏观概括

刘勰、刘知几、郑樵、赵翼四位文史大家对中国纪传体史书进行过宏观概括，但这些概括互有短长，需要进行重新整合，以得出新的更为准确的结论，推动人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重新审视。

近代纪传体史书编纂的创新与实践

中国近代是"三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时代,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纪传体史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魏源对纪传体史书的改造、梁启超对纪传体史书的辩证认识和实践以及钱穆、柳诒徵对纪传体的守护与阐释,表明他们的创新和实践既来源于固有的史体形式,又跳出和高于固有的史体形式,客观上推动了纪传体史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

先秦文献的纪传体因素及其融合

先秦文献中,可以发现与纪、表、志(书)、传等类似的记载形式,我们称之为纪传体因素。其中,以时间顺序编排史事的形式,与纪体很相似。它出现于西周早期,并随着诸侯国史的勃兴而发展为成熟的编年体。谱牒独记世谥,"旁行邪上",给史表提供了样本。有些著作或篇章专门记载某类文化知识,是与志类似的纪传体因素。很多文献里有叙述人生经历的内容,和传体拥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起源于西周早期,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形式多样化的趋势。先秦时期,已见数种纪传体因素融会的现象。这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某种因素为基础,其他纪传体因素掺入进来作为依附;二是多种纪传体因素合为一体,又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中国古代纪传体研究综述

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重要体裁,从古至今研究者众多。本文从其起源、《史记》纪传体、《汉书》纪传体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对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

文体特征:讽拟纪传体与狂欢化——《阿Q正传》叙事文化学分析之五

从叙事文学看,《阿Q正传》的文体具有明显的狂欢化特征,它是对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和叙事文学中纪传体形式的讽拟性模仿,其话语具有广场性、戏拟性、粗鄙性和双极性特征,在中国现代小说初创期,确是极强的示范性。

《白山黑水铸英魂》的“纪传体”式英雄叙事及传播价值

本文对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庆祝建党百年大型献礼纪录片《白山黑水铸英魂》中采用“纪传体”历史叙事的方式,从抗联英雄形象塑造、叙事话语以及传播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展示、塑造英雄形象立体而深刻,而且表现出强化社会记忆以及弘扬英雄文化的传播价值。

《史记》取材与纪传体的形成

纪传体是将人物事迹与时间结合而成的文学有机体,用来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纪传体体例是由司马迁首创,但却不是凭空而来,很大程度与司马迁所据的材料——尤其是战国文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2022年4月23日——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俗称世界读书日),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锦贵教授的《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精装,上下卷)。该书的前身是《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自该书出版至今26年来,王锦贵教授继续对这一主题不懈研究,即使2009年荣休后,仍投入极大精力研读、思考和撰写,一部60万字的《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终于告竣。这是王锦贵教授历经数十年不懈努力,倾毕生精力完成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编撰三题

通代与断代、官修与私修、正史与别史 ,是纪传体史书编撰中存在的突出现象 ,都各具其利 ,各有其弊 ,互为补充 ,并行不悖。今天当辩证视之 ,不宜厚此薄彼。

清代官修纪传体国史史料价值探微

纪传体国史纂修是清代官修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卷帙浩繁的纪传体清国史记录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沧桑,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纪传体清国史是清代人物传记之渊薮、典章制度之总结、民国初年所修《清史稿》的重要史源,并可校补《清史稿》舛误。虽然纂修者为维护统治者的形象和利益,不惜曲笔隐瞒历史真相是纪传体清国史之不足,但从整体上看,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仍然是清国史纂修的主流。

从郑樵《通志》看纪传体通史编纂工作的发展

郑樵的《通志》在继承前人成果、经验、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历史编纂学体系,"自成一家言"。其特点是:一是强调了历史编纂学上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二是丰富了史书记载的内容,使纪传体史书变的更加丰富多彩;三是论证了治史必求会通的准则,使通史的内涵更为明朗;四是批判了灾祥、占候之说,提倡实学研究精神;五是总结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校雠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