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图书编校中的纪年法

我国历史的确切纪年是从共和元年(前841)开始的。前841年之后,我国先后使用了共和纪年、谥号纪年、秦始皇帝和二世皇帝纪年、年号纪年、中华民国纪年等传统纪年法和公元纪年法。除此之外,我国从古至今还通用了干支纪年法。前841—前828年,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用共和纪年。前827—前141年,我国主要以帝王死后评定的谥号纪年,其中前221—前206年废除谥号,用秦始皇帝、二世皇帝纪年。前140年—1911年,用皇帝生前的年号纪年。1912—1949年9月30日用中华民国纪年。1949年10月1日之后,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是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纪年法。

我国历史上的纪年方法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随着历法的进步和发展，记载我国历史的纪年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其主要纪年方法有：干支纪年法；王公名号纪年法；帝王年号纪年法；黄帝纪年法；民国纪年法，还有现在采有的公元纪年法。了解这些纪年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丰富历史知识，大有益...

从思想倾向和著述体例谈《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

清末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总括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贡献概有三项:一是辑佚书,二是精校勘,三是通小学.清代考据学家通过辑佚,把大量散失的古代佚文从现存的古书中辑出,使人们读到原先所看不到的书籍.他们又通过校勘,把古书中的各种错讹加以改正,使人们能够看懂原来因错讹而无法读通的古书.他们还运用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对大量古代典籍加以解释,使人们能够理解原来误解或不解的古书.除此三者之外,清代考据学家还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辨伪.清代考据学家辨伪的成绩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揭露某部古书是后人伪造的,使之不与真书混淆;其次是将伪书抄袭他书的材料逐一列出,以说明这些材料的时代性,并作为研究该时代而非古代的材料.清儒大规模地辨古书之伪应该说是宋明辨伪学术潮流的继续和发展.一方面,他们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纯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辨伪的结果在客观上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思想史意义.比中,伪《古文尚书》之《大禹漠》篇的所谓十六字心传原本是陆、王心学的一个重要依据,此书之伪被揭露出来后,十六字心传便失去了经典的根据.因此,我们可以说,辨伪在客观上起了破除传统旧说的作用.

从《五星占》看我国的干支纪年的演变

古历中的“行星与某宿晨出东方”应指“行星在某宿而与太阳相近（亦可同位置）”，而《五星占》则是记载秦汉之际的天象，不是抄写历法的星岁对照表。我国古代最先是依王公即位而纪年（依事而纪年），在《左传》时有岁星纪年的萌芽，在先秦古历时有太岁纪年，在项历时开始用干支纪年，经过太初历直到四分历而干支纪年法最终完成。

《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说

《今本竹书纪年》由于行世较晚，研究者多以其书为伪，以至后人几乎弃而不用，至为可惜！本文认为，《今本竹书纪年》绝非王国维等人所说“杂陈”各书，其材料即使不是直接采自汲冢原简，也会取自散佚之前的古本《纪年》。《今本竹书纪年》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晋的和峤在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之外，根据汲冢的《纪年》原简另行写定，后由人进行了整理；二是有人鉴于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存在一些问题，便据而重新改编。总之，《今本竹书纪年》与一般所谓的伪书有根本不同。

清末“纪年”论争的历史考察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方式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解决当时现实政治困境和遵循世界发展"公理"的思想内核展开了论争,展现了不同群体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加深了知识分子对纪年的基本功用及纪年必然会趋同于世界标准的认识。清末的纪年论争对之后中国纪年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古本《竹书纪年》看西周王年

古本《竹书纪年》虽然早已亡佚,但是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仍然搜集到了一定数量的佚文,其中不乏一些关于西周王年的,价值非常高。笔者以古本《竹书纪年》佚文为主,并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学和现代天文学的成果,推定出了古本《竹书纪年》关于西周王年的一些重要信息,以求能为将来西周年代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帮助。

谈谈我国历史上的纪年纪月纪日法

纪年和纪月是构成年表的主要条件,但历表还要求有纪日.在我国历史上纪载年、月、日多用代符和代称,形成了复杂化,很难弄清楚.现将我国历史上通用的纪年、纪月、纪日法作一概述.一、纪年法1.王公名号纪年法.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纪年法,它按照王公在位的年次纪年,以元、二、三的序数遽记,直到出位为止.如春秋鲁隐公元年、晋鄂侯二年、宋穆公七年、燕穆侯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等都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实际就是公元前722年.这说明春秋时,列国虽说奉周正朔,然而纪年皆以本国之君即位之年为纪.

《吐蕃大事纪年》中的“btsan mo”称号考

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8、IOL TibJ 750、B.M.Or8212(187)中,关于姻亲女性称谓词存在四类不同词汇,分别是“■”“■”“■”“■”。文章基于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实例,对四种称谓词进行了统计与分类。重点从吐蕃政治语言■(赞蒙)的属性与概念着手,从语文学角度分析了《吐蕃大事纪年》载及8位具■头衔者的身份用法,归纳■称谓的语用和实际意涵。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初步认为《纪年》所载■是指吐蕃政治联姻中具特殊政治贡献的王室女性,即吐蕃外嫁公主和赞普所娶外域公主之尊称。该称号的使用时间跨度为吐蕃政权建立初期至鼎盛前夕,反映了其与吐蕃政治联姻之间的紧密关系。

P.T.1288《吐蕃大事纪年》第7-8行与松赞干布执政史事钩沉

P.T.1288《吐蕃大事纪年》第7-8行记载了松赞干布执政前与其弟赞松(■)二人不睦的史实,这段历史在11世纪以来的传世文献中几乎未见记载,甚至赞松在很多文献中未被提及。P.T.1288中仅存几行关于兄弟二人不睦的内容,为吐蕃史研究提供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因文献前半部残缺不全,以致诸译本、注释本中对这段内容的释读及翻译未能尽表原意。由于史料记载的出入和各译本间的差异,对该文献残缺内容进行分析及释译,可补充松赞干布生平事迹及吐蕃史内容。

故国与新朝:《南齐书》之《东昏侯本纪》《和帝本纪》双重纪年发微

《南齐书》作者萧子显在《东昏侯本纪》与《和帝本纪》中采用双重纪年的方式,明显背离了纪传体史书帝王本纪的纂修原则。萧子显是南齐高帝萧道成之孙,后出仕于萧梁,并因萧齐宗室受到梁武帝萧衍的猜疑与防范,这样的身份与经历,又身处齐梁政权更替这一敏感时代,在《南齐书》之《东昏侯本纪》《和帝本纪》编系鼎革史事时,不免会陷于正统表述的两难境地。而《东昏侯本纪》与《和帝本纪》的双重纪年方式,正是他谋求解决故国与新朝法统矛盾的变通手段。

疾病书写下城市与人的症候式分析——弋舟“人间纪年”系列小说观察

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中人的困境不再单纯囿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逐渐呈现出对物质的过分渴求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迷茫。弋舟的“人间纪年”系列小说正是基于此,将目光聚焦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多种病相和城市中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弋舟通过对人的身体病症的描述,暴露了藏匿于城市中人显性疾病下的精神隐疾,以及导致精神隐疾出现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揭示出伴随着“加速社会”而出现的城市病相及其深层病因,并由此给出基于文学维度的灵魂救赎与精神疗愈之路。

“甲辰”新篇——轻拈寸铁耕石田 细镌干支印纪年

新年伊始,神州大地寒意渐渐褪去,春色欲显,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迎接新的开始,其中不乏充满人文气息的艺术创作。篆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集合了汉字的形式美和图像的形象美。用文字和形象相结合的方法制作一枚印章,一同在这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文化深厚的方寸之间刻下对新年的期待。纪年印是印章的一大类别,采用天干地支文字入印。天干地支是中国古代纪年历法,将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中各取一字相结合,组合成一干支,每一干支为一年,六十年为一循环。

五运六气研究中关于干支纪年若干问题的讨论

史书对西汉太初元年有三种不同的纪年干支记载,引起学者对五运六气理论科学性的质疑。结合文献考证和天文模拟,提出秦颛顼历以亥为岁首而年名减一位,说明其基础正是连续到现在的干支纪年,太初元年“岁在丙子”是依颛顼历以公元前105年12月冬至为基准的年,而“岁在丁丑”则是太初改历后以公元前104年12月冬至为基准的年。至于《史记》中“年名焉逢摄提格”(甲寅)的问题,是司马迁采用了太阴纪年的缘故。干支纪年并不起源于岁星纪年,因而“岁星超辰”问题与纪年干支无关,这样就化解了五运六气学说中两个被人认为的致命矛盾。

论晚清“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

晚清社会出现了废除年号纪年,改以别种纪年法的要求:康有为出于倡立孔教的目的,呼吁改以孔子纪年;革命派和留日学生基于排满复汉的种族主义精神,要求改以代表汉民族的黄帝纪年。上述要求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对救国之路的探索,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诉求,也显示了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

《吐蕃大事纪年》中关于地名“热达合”的认定

根据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公元8世纪初吐蕃赞普指派多麦地区的臣属主持会盟,会盟地点为“热达合”,文献记载显示吐蕃在“热达合”前后四次主持召开过会盟,足以见“热达合”这一地点的重要性。虽然学术界对此有过一些探讨,但至今仍未形成研究共识。为此,基于前人研究基础,结合实地调研和查阅相关藏文史籍,认为“热达合”一词系多麦地区“热西多”和“旦斗”的统称。其中,“热西多”为今青海省循化县清水镇区域范围,“旦斗”为今青海省化隆县金源乡丹斗寺区域。

《竹书纪年》非伪书辨

《竹书纪年》非伪书辨吴晋生，吴薇薇《竹书纪年》（又称《竹书》、《纪年》、《今本》等）是春秋战国晋、魏史官所记之史书，是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一部编年通史。此书第１卷开篇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但无确切的纪年；第２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

今古本《竹书纪年》之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

今古本《竹书纪年》之三代积年及相关问题陈力十余年前，笔者曾撰“今本《竹书纪年》研究”一文①。从今本《纪年》的流传、体例、注文、讹脱及辑文等方面探索今本《纪年》的真伪，以为今本《纪年》渊源有自，体例亦与宋代以前人所见本相合，故今本《纪年》并非宋代以后人...

西周列王纪年拟测

西周年代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既诱人而又非常难以解决的课题。笔者曾经对《古本竹书纪年》做过一些论证，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该书仍然是关于西周年代最有权威的一种记载，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该书对于西周年代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