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电影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艺术呈现

中国纪录电影自诞生以来,一代代纪录电影工作者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刻把握文化精髓,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自觉记录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赓续中华文明血脉,奠定了中国纪录电影以自强不息精神为主题的艺术传统。并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以中华文明中包容性的理念、“天人合一”思想为指导,自觉讲述向内凝聚的民族故事,不断挖掘中华文明高度统一性的深刻内涵。

美食纪录电影《舌尖上的新年》多模态话语协同意义建构

多模态话语研究以超越单一语言模态话语的方法特性在影视艺术研究领域彰显其重要价值。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运用多模态分析软件ELAN6.7对美食纪录电影《舌尖上的新年》从话语语境、话语表达和话语意义三个层次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作为美食纪录电影的视觉文本、语言文本和音乐文本的表达特点及其背后隐含的思想观念,揭示美食纪录电影中多模态语言的相互协同建构主题意义的机制,旨在为美食纪录电影的创作和中国传统美食文化的影视传播提供借鉴。

小成本纪录电影的资源增值:拆解《二十二》的跨媒介运作

纪录电影《二十二》一方面通过延展叙事为观众打造了完整、丰富且可持续的观看体验,另一方面通过受众体验的设计将受众纳入影片的生产链条,创新了纪录电影的盈利方式。可见,跨媒介运作策略或许能成为小成本纪录电影利用既有资源撬动市场的“杠杆”,实现资源的自我增值。

纪实摄影·精神建构:纪录电影诗意书写研究--以《港珠澳大桥》《一路幸福》为例

港珠澳大桥是我国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第一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是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心连心的“纽带”。面对澳门回归20周年、港珠澳大桥即将全面贯通的特殊背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及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等多家单位,邀请Discovery探索频道共同创作完成了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闫东,2019)的摄制、制作。

2010年以来中国纪录电影创作的具身性启蒙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以2010年《归途列车》的大获成功为里程碑。在此之后,独立纪录片导演与电视台、发行公司形成了多维度合作,导致了以资本包装,并延续个人化美学风格的纪录电影大量涌现。近十多年面世的中国纪录电影中,无论执导理念还是镜头特征都反映出极强的具身性,具体表现在前期拍摄中的“近身搏击”和“入镜参与”两方面。其中,“入镜参与”的创作动机又分两类:举证影像真实性和维护创作伦理,中国纪录电影的具身性创作意识由此启蒙。

个体关怀·家庭叙事·多元关切:以全球首部“一带一路”纪录电影《共同命运》为例

本文以全球首部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纪录电影《共同命运》为研究对象,以文本分析法阐述该电影的创新特征:一是将“一带一路”倡议的宏大性与个体切身经历的具体性结合起来,展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二是形成了通过家庭单位内各个成员之间的代际传承展现历史发展的叙事方式;三是跨文化叙事方式不仅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多元性,更体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与互动,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体现。本文旨在揭示《共同命运》作为纪录电影在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价值理念、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理解方面的独特作用。

纪录电影的延宕机制、诗化现实与人本美学——以198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一般认为,基于1970年代晚期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治举措与经济改革,1980年代的纪录片倚借据时而起的启蒙思潮、改革理念和人文精神进入了自在自为的勃发阶段。辩证来看,此种表述俨然有意忽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纪录影像一以贯之的体制特征、宣导功能和教育属性,并将纪录电影与电视纪录片的不同媒介呈现形式混为一谈。作为一个延宕既有惯性的影像与文化机制,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创作主体的纪录电影生产,前期迅疾回应时代和社会召唤,寓新闻于纪录之中进行“缝合”,其文本的文化启蒙、道德劝谕和人文关怀都有了产生的土壤;但也因“新时期”晚期剧烈的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和价值迁移,纪录影像在经受短暂的缓冲与基本的停滞后呈现为缺席的在场,成为被社会历史与文化美学所遮蔽的主体。因此,在时过境迁之后,于历史的回眸中探究这种先扬后抑又独具魅力的影像场域和文化范型,借以审视延续其时的中国纪录影像的生命体征与舒展状态,也就有了史学的必要与实现的可能;同时,1980年代的中国纪录电影蕴藏着丰厚的社会历史记忆、人文地理景观与文化美学特征,只因其狭小的文化圈层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未能引起人们的注目,尚待学界更进一步地挖掘并进行更为精细的探赜。

浅谈纪录电影《唐先生》创作体会

在2022莫斯科国际纪录片电影节(Moscow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Doker)闭幕式上,一部讲述中国当下老年人真实生活的纪录电影《唐先生》获得了最佳长纪录片大奖(Feature Competition Grand Prix)。在来自全球的十部主竞赛入围作品中,这唯一一部亚洲电影脱颖而出,最终夺得桂冠。该影片还入围了维也纳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哥伦比亚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等国际影展。纪录电影《唐先生》是笔者与苏夏导演联合执导的长纪录片(110分钟),笔者也担任了摄影与剪辑工作。

新主旋律纪录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向度

在主旋律电影向新主流电影深度融合以及主旋律纪录片大力发展的时代语境下,在纪录电影百年发展的本体基因、未来百年大变局的社会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时代注脚、纪实书写与戏剧书写主导的叙事美学、政治意识形态主控的传播格局、娱乐属性与商业逻辑等因素交织震荡的行业背景下,主旋律纪录电影正在形成属于自己的新高原和新高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荣光。作为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舆论重要载体的新主旋律纪录电影的高质量发展逻辑,要在人民底色筑就价值取向、时代使命决定实践走向、人本意义衡量传播导向、美学品质检验艺术风向、社会影响左右市场流向等五个逻辑向度上重点发力。

实验的魔术:小国纪录电影初探--以《多瑙河逃亡记》和《48》为例

影像史学(Historiography)的边缘化概念“痕迹”(Trace)探讨了实验纪录片的历史重塑作用。雅克·朗西埃和玛琳·沃尔伯格的记忆序列论和消失的存在概念可以解释实验纪录片与传统纪录片的不同之处,进而通过个体符号和影像真空的角度分析欧洲小国实验纪录片《多瑙河逃亡记》(The Danube Exodus,皮特·福尔加茨,匈牙利,1999)和《48》(48,苏珊娜·德索萨·迪亚斯,葡萄牙,2010)以评估实验纪录片作为影像史学未来发展趋势的潜力。电影分析发现,实验纪录片所采用的留痕技巧各不相同;个人符号留下了痕迹,痕迹又是历史影像消失的证据。

纪录电影同期录音工艺的特征——以影片《秦淮河边一间房》的拍摄为例

由于纪实性纪录片拍摄的“不可预知性”“不可干扰性”“不可复制性”,使得纪录片的同期录音与虚拟故事片的同期录音具有很大的区别,这包括了:设备的选择与使用、同期声需要呈现的各种功能与目的、同期录音的方式、录音师在现场的工作意识状态等等。本文作者为纪录电影《秦淮河边一间房》的同期录音师,将以此片在拍摄中的各种录制经验为例,谈谈纪实性纪录电影同期录音工艺的几个特征。

纪录电影《水让我重生》的影像张力与人文关怀

《水让我重生》是一部聚焦残障人士在水上运动领域拼搏的纪录电影,该片于杭州亚残运会期间上映,为杭州亚运会助力,并引发了人们对残疾人体育事业和社会活动的关注,引发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该片在残疾人事业发展和全民体育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以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残疾人运动员的精神风貌,文章从人物塑造、符号、空间等角度来探讨导演是如何通过影像彰显这一群体的核心精神、传递时代力量的。

我国体育纪录电影国际获奖历程的回顾——基于1949-2009年体育胶片纪录电影的分析

经文献整理对新中国1949-2009年不同阶段国际获奖的体育纪录电影进行概括性梳理。结果表明:在此期间,共有14部体育纪录电影、20部次、获得25项国际电影奖项,得到世界体育纪录电影界的高度赞誉;其获奖过程呈现起步期、持续期、停滞期和腾飞期等的阶段起伏性,中国的特色体育和北京奥运会,成为国际获奖电影的两大题材,创造了体育纪录电影的“中国风格”。

认识“新纪录电影”

本文从介绍我国系列电影纪录片《中华文明》的“新纪录电影”观念开始,评介了近年来西方出现的“新纪录电影”现象。“新纪录电影”的特征可以概括为:(1)积极主张虚构的纪录电影;(2)否定传统定义的纪录电影;(3)关注历史问题的纪录电影;(4)拥有大量观众的纪录电影。“新纪录电影”积极主张在纪录电影创作中采用虚构手段,目的在于更好地揭示真实。“新纪录电影”尤其否定真实电影的观念和手法。如果说真实电影注重展示“生活是怎样的”,那么“新纪录电影”则偏重揭示“生活是如何成为这样的”。由于拓展了表现手法和范围,“新纪录电影”吸引了大量观众。

近代上海体育纪录电影的发端与演进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对近代上海体育纪录电影资料进行收集归纳并考证。主要结论:近代上海是中国体育纪录电影发祥地和发展重镇。1897年,中国民众在上海第一次公开看到外国体育纪录电影,1918年,中国人拍出第一部民族体育纪录电影《约翰南洋足球比赛》。1918至1935年,上海10家电影公司共拍摄25部体育纪录电影,成为起步阶段;其后至1949年,拍摄纪录电影为零,成为停滞阶段。体育比赛、运动会、足球比赛是近代上海体育纪录电影题材的主要内容。

徒劳而有效的影像——当代美国政治纪录电影分析

本文阐述了当代美政治纪录电影兴起的四个因素:数字技术的大发展、狂暴的政治时代、好莱坞精湛的故事技巧与对现实的反映弱微,以及观众对电视新闻节目的巨大失望。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政治纪录电影的三种主要创作形态:以迈克.摩尔为代表的"政治+娱乐"型;以埃罗尔·莫里斯为代表的"人格化政治"型;以罗伯特·格林沃为代表的"营销政治"型。文章最后分析了政治纪录电影所面临的评价问题以及对现实所产生的作用与意义。

CG在纪录片中的运用与新纪录电影观

CG的出现是电子时代的产物,当它被运用在电影中为电影的视觉效果带来极大冲击的同时,在纪录片领域也出现这一用电脑模拟虚构的画面景象。当CG出现在以真实性为本质属性的纪录片中,从而引发了对纪录片真实性的从新思考的同时,出现在20世纪末西方的新纪录电影提出的新虚构策略同样引起了对纪录片真实性的讨论。

2016年中国纪录电影市场透视

根据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CDRC）调研数据显示,2016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过审的纪录电影一共有32部,进入院线放映的中外纪录片6部。纪录电影生产占国产电影总量为3.3%;进入院线的纪录电影占院线电影发行总量的1.3%。两项数据较2015年均略有降低,这反映了当前环境下市场对纪录电影的保守审慎态度。2016年,纪录电影全年总票房为2.05亿元,其中真人秀纪实电影1部。

《厉害了,我的国》:政论纪录电影中的时代精神

政论片是一种把抽象思辨和意识形态形象化的视听类型,也是各个时期国家话语的典型代表。（1）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影视工作者不断创作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电视政论片,并对主题抽象、情感表达、社论话语、叙述方式、专家采访、视听语言等手法进行了多元化的尝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新时代对政论片提出了新要求,成为广电从业者和宣传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二十二》全案分析:一部现象级纪录电影的诞生

2017年中国纪录电影终于迎来市场拐点,不仅三部纪录片单片票房超过3000万,《二十二》更是收获1.7亿高票房,超过2016年《我们诞生在中国》6651.2万的票房成绩,刷新了中国纪录电影单片票房最高纪录。《二十二》不仅大幅度拉动了中国纪录电影票房,提升了纪录电影的社会关注度,它还意味着纪录片介入现实、干预社会的功能在加强,成为一部票房业绩突出并被广泛讨论的“现象级”纪录电影。一部现象级电影的诞生,总是伴随着社会观念的改造。“从小的方面来看,它颠覆了一群人对‘慰安妇’的认知。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考虑,它使整个社会对女陛群体、女性权益有了更高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