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纪念空间的本土性设计——以东汽地震遗址为例

人们在地球上的生活时常遭受各种灾害的侵扰,而这种影响必然会与区域现状产生联系,所形成的灾后纪念空间更加需要本土性的设计理念予以表达。文章立足现状关于灾后方面的纪念空间研究,引申出对灾后纪念空间场所的认识,指出不同的纪念空间场所具有唯一特性,同时基于对当下本土性设计理念的理解,明确了灾后纪念空间同样应该强调本土性,进而通过对东汽地震遗址的具体研究,提出创生、拟合、重构三个层面的灾后纪念空间本土性设计思考,也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论纪念空间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作为社会历史空间,纪念空间以空间形态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运用纪念空间开展纪念活动绵延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全过程,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可以有效保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历史记忆,拓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表现方式。纪念空间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功能在于其可以筑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赓续场域,突破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赓续的时空界限,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赓续实效。当前,纪念空间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必须创新纪念空间表达方式,统筹整合网络纪念空间,筑牢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记忆之场,做好纪念空间的当代阐发,构建精神谱系的常态化赓续机制,形成纪念空间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最大合力。

南京纪念空间辐射圈联动发展策略研究

从纪念空间辐射圈层联动角度,突破原有纪念空间的使用功能与精神关联的局限性,提出以点轴式生活圈联动周边区域纪念空间的辐射圈联动发展策略,得出南京纪念空间辐射圈,对于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畅通城市经济微循环,更好发挥空间使用价值带来的实际影响。

从“纪念空间”到“皖江胜景”——明清时期安庆大观亭变迁考述

大观亭为明代嘉靖年间安庆知府陆钶因纪念元末守将余阙始建。亭址位于安庆府城西门外,地势高峙,前濒大江,境界雄伟,气象万千。在大观亭四百余载的兴废变迁史上,其功能、意象亦不断充实演变。先是明中后期随着士绅凭吊不断,大观亭成为安庆府城重要的纪念空间。继而明末清初大观亭遭兵燹毁而复葺,清初方志将其列入安庆府城“十二景”,成为重要的地方景观,游憩大增。此后咸同间大观亭再毁而重建,附属纪念设施不断增筑,形成了以大观亭为中心的纪念性建筑群。至清末民初,因忠节精神、大观风景与游憩题咏的共同影响,大观亭已然成为整片建筑群的代称,号为“皖江第一名胜之区”,成为皖省首府的胜景地标。

纪念空间与城市形态建构——百色城市纪念空间形态初探

从形态学的角度,城市纪念空间可理解为由纪念建筑及其所支配的城市公共空间共同组成的城市形态,其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在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百色作为我国著名的“革命壮乡,红色之都”,拥有大量的革命遗迹和百色起义纪念碑等著名的纪念性建筑。在百色城市形态的构建中,应以纪念性空间为基础,通过轴线、对景等一系列空间手段突出纪念空间的标志性,强化纪念空间的形象,促进纪念空间与城市原有肌理的融合。

“符号叠积”视阈下的纪念空间视觉修辞分析——以南京和平公园钟塔景观为例

纪念空间的“视觉修辞性”源于集体记忆的修辞性。集体记忆存在着一个修辞的维度,作为其载体的纪念场所也往往体现为一种修辞建构。尽管纪念空间往往给人一种“时间凝固于某一时刻”的印象,但其本质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可塑性的象征体系,它不只代表过往,也积累了自己的过往。南京和平公园的钟塔景观作为纪念空间毗邻城市政治权力的中心,经历了从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到新中国的政权更迭,而它的意义也随之不断改变。通过运用“符号叠积”这一概念框架对纪念景观的意识形态地层学加以剖析,可以更深刻地洞察不同政治力量如何采取特殊的视觉修辞策略,利用已经建立的纪念景观传达自己的政治话语。

南京大屠杀纪念空间调查与问题分析

通过现场踏勘,结合近年来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国内、国际重大事件,分析了以南京大屠杀集体屠杀场地(丛葬地)为主的纪念空间存在的问题。分析结果表明,当前的纪念空间已难以适应新背景下开展纪念活动的需求。

以北京为例论城市纪念空间及其特性

该文以北京为例,探讨了城市纪念空间的相关概念、类型与代表纪念场所,着重从生成多样、边界模糊、功能混杂、时代差异、等级差异、伙伴关系等六个方面梳理了城市纪念空间的独特性质,提出了保护城市纪念空间的重要意义。

人为事件型灾难纪念空间的主题表达手法探讨

人为事件型灾难纪念空间作为纪念空间的一种分支,具有教育后代、承载历史的作用。在表达事件主题方面,能够实现纪念形式和空间内容的统一,表现荒芜废墟到纪念空间的转变。该文探讨了在人为事件型灾难纪念空间设计中如何平衡事件情境与空间主题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其表达手法。

城市纪念空间的等级性与伙伴关系

以北京为例,探讨了城市纪念空间的相关概念,深入分析了北京纪念空间以国族纪念和代表地位为主的等级性质以及表现为相似聚集和相同重复的伙伴关系,具体介绍了相关案例及其空间特征,以指导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工作。

祭奠勇士的容器——悉尼、堪培拉、墨尔本Anzac纪念空间分析研究

本文通过对悉尼，堪培拉、墨尔本三个Anzac纪念空间的分析研究,对比在不同环境下的三者组织纪念空间的不同方法和空间设计手法。对于三组纪念空间的主祭堂进行了共性研究,归纳出祭奠空间的设计要点。

遗址纪念空间的保护与整治——以南京大屠杀正觉寺遗址纪念空间设计为例

目前,南京大屠杀遗址因缺乏整体性和连续性而丧失了有效性,各个遗址纪念空间游离于城市空间和人们生活之外。应遵循保持历史发展的延续性、特殊性、原真性、认同性和可持续性等理念,在整体上对遗址进行整合以形成系统,局部则应在共性的基础上强调个性以利于识别。

纪念空间的网络化转型及其文化影响

作为一种记忆之场与文化传播媒介,纪念空间一直是人类缅怀历史、共享记忆、传承文化和建构认同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传播科技迅猛发展引发传统实体性纪念空间的网络化延展,主要体现为纪念空间仪式时空、参与方式和话语权力的转型与演变。网络纪念空间兴起,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网络纪念空间给集体记忆建构和文化自觉提升带来新机遇;另一方面,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也可能消解纪念空间固有的仪式感和文化意涵。理性评估技术的利与弊,规避网络纪念空间的消极文化影响,已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挑战。

诠释场所精神的纪念空间设计——古蔺太平四渡赤水纪念馆和纪念碑设计

该文在历史地段整体性保护规划框架之下,运用城市设计分析控制思想,结合太平古镇自然山水环境和其承载的红色文化遗址空间,挖掘四渡赤水这一历史事件的精神文化内涵,从地域空间的印象、场馆位置的思索、场所精神的诠释三个层次来探索四渡赤水纪念馆和纪念碑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设计。

民国时期兰州城市的“中山纪念空间”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其革命活动与思想对中国革命进程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其逝世后亦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政治社会整合过程中被逐渐建构成为民众精神崇拜对象与政权政治象征符号,并贯穿于民国时期政治运行始终。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形态的中山纪念空间于西北重镇兰州落成,并在市镇建设与教育工作中出现以'中山'命名的街道、桥梁与学校单位,多数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城市建设'中山印记'。而对以兰州为代表的民国城市中逐渐空间化与日常生活化的中山标志进行分析,或可对进一步理解中山纪念这一民国特色政治文化所包含的传统性社会认知有所启示。

纪念空间的转型对红色记忆的书写与传承影响

纪念空间作为一种媒介,是红色记忆赖以书写与传承的基础;科技的进步促使实体纪念空间不断向虚拟的网络空间转型,时空连续性和身体实践被数字化叙事所取代、集体参与也演化为个人书写;这一变化在拓宽红色文化记忆传承空间、强化国家话语的同时也易带来记忆淡化及红色褪色及变色的危险;红色记忆的书写与传承必须鲜明的“红色”、深刻的“记忆”,对潜在风险的规避需要以创新手段打通两类纪念空间,在互联网时代切实做好红色记忆的当代叙述,构建传承的常态化机制。

纪念空间传承红色记忆的逻辑机理

纪念空间作为一种纪念之地与文化传播媒介,因其能唤醒集体记忆、塑造情感认同并具有无声教化功能,而对红色记忆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如今,红色记忆的传承遭遇到以历史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的现实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为实现红色基因的代代相传,纪念空间可以践行“知—情—意”三维一体的策略:打造“记忆之场”、激活红色历史认知,推进“仪式展演”、增强红色情感认同,塑造空间景观、凝聚红色价值信仰,进而让红色基因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遗体与器官捐献者纪念空间的营造

遗体与器官捐献者的公共纪念是近年来新出现的纪念类型,营造纪念空间是实现公共纪念的方式之一。捐献者纪念空间在时间—空间分布、建筑以及仪式三个维度上各有独特的营造技术,从而能够融合不同层级纪念主体的需求。纪念空间的时空分布体现出国家为树立道德形象而提供的政策激励与制度保障;纪念空间在建筑维度上用物质符号体现了其试图传递的价值观,所处的环境、使用的物质材料和符号造型均延续了追求现代化、世俗化的历史趋势;在仪式维度上最大限度地提供了私人情感的表达空间。

空间、身体、权力:网络纪念空间中的文化记忆建构

纪念空间是文化记忆建构的重要媒介。互联网时代,纪念空间发生网络化转型,纪念时空得到延展,纪念主体的话语权力发生再分配,身体实践方式由在场转向缺席。纪念空间的网络化转型扩增存储记忆的储量,推动功能记忆的日常化建构,促进存储记忆向功能记忆的转化,建构文化记忆。

从公共纪念空间到公共休闲空间: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空间生产

转型期城市公共纪念空间从神圣空间向居民休闲空间的转变成为学界和社会的关注热点。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为例,运用空间生产理论以及观察法、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城市转型中从神圣纪念空间向市民休闲空间的转变过程、空间主体所起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2次空间转换,1954―1978年烈士墓园的空间生产阶段以及1978年到现在公共纪念与休闲空间生产的阶段。2)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作用和居民自下而上的休闲需求是推动烈士陵园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3)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作用,塑造了烈士陵园多样化空间局面。从政府角度来看,不论是空间规划还是符号化空间的建构都是为了更好地强化其神圣空间特质,公共休闲只是一种衍生功能。从居民角度看,休闲需求在居民生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由此形成了混合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