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纪行组诗

苏轼纪行组诗一百零六组,在文本形态、内容表现与风格特征三方面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些组诗以记录行旅之间的单个事件为主,除纪行外,频繁叙及游览和社交。在宋诗重说理的风尚影响下,苏轼往往在纪行组诗中抒发一己之情感、阐发深刻的人生哲理。此外,他的纪行组诗不仅能突破传统纪行组诗对于诗人个体的关注,还能做到“情”“景”“事”“理”四者兼备,为唐宋纪行组诗的创作开辟新途。

杜甫入蜀纪行组诗的“诗史”表现与意义

杜甫入蜀纪行组诗有着突出的写实性,是典型的“诗史”之作。他以陇蜀之间的地点为线索,在诗中对所遇时事、自身行迹、内心情感与山川风物等内容进行翔实叙写,既反映出“安史之乱”后的诸多社会现象,也记录了途中见闻与自然人文情况,还能展现其部分政治理想。传统诗论认为,杜诗的“诗史”承自《诗经》的“风雅”,主要起到“观风察俗”与“观政论道”的教化作用。但这类观点过于强调“诗史”的叙事性,反而忽视了它对抒情本体的关注。在入蜀纪行组诗中,杜甫如实书写个人经历和情感,使其具备“知人论世”功用,同样符合“诗史”叙事写实、微言大义的特征。以此观之“,诗史”实际上是对“风雅”的继承发展。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杜甫陇蜀道纪行组诗论析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月到十二月,杜甫举家从秦州出发跋涉至成都,以纪行为主线,创作了两组共二十四首五言纪行诗。这两组纪行诗记录了杜甫避乱谋生之际的见闻感受,表现内容丰富,多角度、多层次真实的再现了陇蜀道的险恶山水,旖旎风光以及淳朴的风土人情。流露出诗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在死亡恐惧支配下客死他乡而怀念亲友的生命情感。组诗也蕴含着杜甫报国无门与光阴虚度的苦楚。与杜甫其它诗歌相比,陇蜀道纪行组诗表达方式更具新意,情感抒发更加鲜明。

我国最早的抒情纪行组诗《九章》

《九章》是我国旅游文化史上最早的纪行抒情组诗,具有旅游文学纪行诗的文学形象性、纪行性真实、述志抒情性的鲜明特征。

论屈原纪行抒情组诗《九章》的纪行真实性

屈原《九章》是我国旅游文化史上最早的纪行抒情组诗。《九章》描写众多文学形象,创造意境,记叙屈原遭馋被逐的事件、时间、行程、地域环境,抒发不幸遭际的特有情思,具有旅游文学纪行真实性的最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