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纪行组诗

苏轼纪行组诗一百零六组,在文本形态、内容表现与风格特征三方面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些组诗以记录行旅之间的单个事件为主,除纪行外,频繁叙及游览和社交。在宋诗重说理的风尚影响下,苏轼往往在纪行组诗中抒发一己之情感、阐发深刻的人生哲理。此外,他的纪行组诗不仅能突破传统纪行组诗对于诗人个体的关注,还能做到“情”“景”“事”“理”四者兼备,为唐宋纪行组诗的创作开辟新途。

“一倡三叹”新诠——兼论《诗经》仪式乐歌的组诗性质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倡三叹”中的“一倡”是指早期《诗经》仪式乐歌中的启始乐章,“三叹”则是指与“一倡”具有相同仪式目的的同一组颂歌。这些乐章表现出明显的组诗形态,实质上就是《诗经》音乐系统的构成部分。其音乐系统关注一组仪式乐歌在具体仪式中的目的性和制礼作乐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权力和威望,而《诗经》文本系统则更加注重诗义的阐释,这与当时外交辞令中语言运用的功能性密切相关。

由组诗写作看魏燮均对杜甫的继承

清代辽东地区著名诗人魏燮均在诗歌创作上转益多师,杜甫是其师法对象之一。在感时伤乱主题的创作上,魏燮均有意效法杜甫,以组诗形式写作了大量诗歌,其中拟杜甫《秋兴》八首而作的《拟杜少陵秋兴八首即用原韵》最具代表性。拟作用原韵且做到了主旨与原作基本一致,虽然在艺术成就上与原作尚有差距,但也自成一体,颇见功力。由于具有诗史性质,魏燮均的组诗不仅有助于研究当时辽东地区的文学状况,也有助于了解清朝末年辽东的历史和百姓生活。

杜甫组诗论

杜甫组诗数量空前,遍布各体,始终伴行全部创作历程,而且创制出无组诗之名而有其实的"准组诗"。组诗的阶段分布呈为上升的阶梯性,创作用意由初始的尝试性,很快进入重大题材与"准组诗"的创作,不少"诗史"篇章即属组诗与准组诗。其次扩大了题材,又开拓了同题材的容量。

杜甫入蜀纪行组诗的“诗史”表现与意义

杜甫入蜀纪行组诗有着突出的写实性,是典型的“诗史”之作。他以陇蜀之间的地点为线索,在诗中对所遇时事、自身行迹、内心情感与山川风物等内容进行翔实叙写,既反映出“安史之乱”后的诸多社会现象,也记录了途中见闻与自然人文情况,还能展现其部分政治理想。传统诗论认为,杜诗的“诗史”承自《诗经》的“风雅”,主要起到“观风察俗”与“观政论道”的教化作用。但这类观点过于强调“诗史”的叙事性,反而忽视了它对抒情本体的关注。在入蜀纪行组诗中,杜甫如实书写个人经历和情感,使其具备“知人论世”功用,同样符合“诗史”叙事写实、微言大义的特征。以此观之“,诗史”实际上是对“风雅”的继承发展。

站在春天里歌唱——读熊兆润组诗《借一缕风去歌唱春天》

有位哲人说过,有爱的人离春天最近。而离春天最近的人,会站在春天里歌唱。当他站在春天里放歌,他就是春天的使者,可以说他是多么的幸福和快乐。而他把那些柔美抒情或坚硬苦涩的文字打碎嚼烂,重新排列组合,放牧在一张张雪白的纸上,那闪光的、醇香的。

笋岩有着空旷层叠的面相(组诗)

Q:您目前生活在哪座城市?A:重庆酉阳。Q:为什么选择定居在这里?A:生于此,长于此,且环境不错,非常宜居。Q:这座城市最吸引您的特质是什么?A:纯朴,山水及其居民都是。Q:您觉得城市的性格会不会影响到人的性格?A:会,但非决定性因素。

少年游(组诗)

Q:您目前生活在哪座城市?A:福建省莆田市。Q:为什么选择定居在这里?A:曾浪迹江湖多年,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创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Q:这座城市最吸引您的特质是什么?A:“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两千年科举时代最鼎盛的地区之一。

咏物诗“物”“人”合一的组诗教学——以六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古诗三首》为例

《马诗》《石灰吟》《竹石》三首都是咏物诗。要根据“物”“人”合一的咏物诗的特点,揣摩诗语,体会物象;发挥联想,寻找“人”与“物”的相似性,体会诗歌思想感情;链接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体会人物形象,升华对诗境的体验。

论乾嘉时期的咏史组诗热——兼论清诗中的组诗现象

清代乾嘉时期诗坛上出现了"咏史组诗热",并在唐以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发展。这一热潮的出现,既是文学发展过程中"踵事增华"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和乾嘉时期热烈的史学氛围有关。咏史组诗仅是清诗中众多组诗中的一小类,之所以成批涌现,是由于诗人们见闻广博、学识深厚,需要对同一主题进行丰富详尽的演绎,组诗这种形式恰恰满足了诗人们扩大容量的需要。

咏史组诗创作时间考辨

咏史组诗由两首及两首以上的咏史诗构成，这些单篇的咏史诗是否创作于一时一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咏史组诗可分为小型咏史组诗和大型咏史组诗，前者可能作于一时一地或前后时间相差不远，后者由于单篇数量多，不可能作于一时一地。

悼亡深处见真情——苏轼《江城子》与托马斯·哈代的“爱玛组诗”比较

英国哈代与中国苏轼以同样细腻的笔触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两人的悼亡诗各有千秋。哈代的悼亡诗着重的是思,或幻想、或反思;苏轼的悼亡词着重的是一种感伤的思念。比较哈代的几首"爱玛组诗"与苏轼的《江城子》,可以认识到造成两人悼亡诗差异的文化根源。

李白组诗对汉魏六朝赋的继承与受容

李白通过仿写赋作,学习前人赋篇表达技巧,并在组诗创作中加以发展:采用了脱胎于赋体总分总结构的总题分咏的结构方式;主要部分用铺陈之赋法行文,甚至内部形成递进关系;全篇以骚赋“奇思”驾驭源于汉大赋的多种表现手法;并选用与内容配合的骚化语言。种种发展是李白在其主体精神引领下主动选择吸收多种文化的结果。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看华兹华斯诗歌的自然观——以“露西”组诗为主

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理论关照,以"露西"组诗等为研究范例,探讨了华兹华斯诗歌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自然与女性在幻境中交融并汇,均作为梦幻中的他者得以呈现,女性之死与自然之生分别代表了诗人梦幻的破灭和希望的续存。由此来看,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仍然浸淫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然而,重回他所生活的时代语境,其自然观仍具不可估量的时代意义,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不彻底地拒绝了现代工业文明。

试论沈周、唐寅的《落花》组诗

"落花"主题,乃是中国古代咏物诗的重要品类。明代沈周、唐寅的《落花》组诗,无疑自标一格。他们的作品缘情尚趣、不计工拙,真率地抒发自我情感,既摆脱了白居易、李商隐写作范式的影响,拓展了该主题写作的内容和手法,又表现出与同时的"格调派"截然不同的审美理想,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明中叶诗界多样共生、复线发展的特征;不仅在明代诗坛,而且在中国古代咏物诗史中,均具有不能忽视的价值。

论唐代景观组诗对宋代八景诗定型化的影响

唐人在对自然审美的活动中创作了大量景观组诗,其"总分"标题形态、独特的组景方式、多样化的题名格式及"诗画相生"的创作方式,开辟了景观审美的新境界,为后代八景诗创作奠定了基础。"八景"由实指到虚实相伴,是空间景观与文人心理体验相结合的产物。宋代以"潇湘八景"为原型的诗画创作使这种审美体验走向典范化、普及化,并最终导致八景诗体式的定型。明清之际,在乡土情结和宗族观念的影响下,"桑梓八景"和宗族"小八景"登上文坛,成为地方志和族谱中重要的内容。

法式善怀人组诗与乾嘉文坛生态

乾嘉时期,蒙古族诗人法式善诗歌创作宏富,其中怀人诗篇在其全部诗作中所占比重最大。推究法式善的怀人诗作,就创作数量而言为乾嘉诗人之首,就题材内容而言蕴含着诗史之精神;而究其组诗创作生成的原因,除却诗坛创作风气的因素外,亦离不开法式善自身的个性情怀与仕宦经历的影响。

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展示和剖析自我——评普拉斯的“蜜蜂组诗”

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以自己的养蜂经历为素材,写下了"蜜蜂组诗",展示并剖析了她那敏感的内心世界,婚姻生活的痛苦,艺术追求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普拉斯不是直白地抒写自我,而是很有历史和文化传统意识。她的诗歌里引用了很多神话、寓言、历史事件、文学名篇等,这就使她的自白诗与历史文化构成了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

论组诗文体特征与表达功能

组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表现形式,以其内容的包容性、结构的系统性及抒情的独特性,深受历代文人喜爱。组诗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连章、联句、同题共作最为突出。组诗的"组合"不是随意拼凑,而是诗人心灵的"聚合"。"聚合"的线索或是叙事的进程,或是景物的转换,或是心路的历程等。无论是叙事、写景或抒情,组诗都能起到单体诗歌无法起到的作用。

宋代节令组诗的志录功能与民俗意蕴

节令组诗的大量出现是宋诗嬗变过程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和宋前相比,这些组诗呈现出更加深厚的民俗文化意蕴,尤其生动地志录了宋人极具世俗娱乐性、地域性和村野精神的节令图景。为突显纪实性,组诗用语明快浅易,谐趣直白,富于节令生活的意味。组诗之诗题、注释、诗序等副文本所具有的亚叙事性功能亦对节令风俗加以充分描摹。组诗还和相关地理类民俗志书互证互释,进一步深化了纪录节俗的深度和广度。宋代节令组诗的新变标志着民俗对文学发展的渗透与影响,同时亦表现了文学刻画和反映民俗的互动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