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士反日军常德细菌战的杰出工作及贡献(1941.12-1943.3)

伯力士以国联鼠疫专家身份考察并证实了常德鼠疫是由日军细菌战造成,为中国政府首次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细菌战暴行提供了重要依据。伯力士通过解剖老鼠科学地预测了常德城区鼠疫的第二次流行,并在专业技术上设计出防控方案,于三个月内扑灭了城区鼠疫。其间,伯力士亲力亲为率防疫队扑灭桃源莫林乡肺鼠疫和常德新德乡、广德乡腺鼠疫,阻止了鼠疫向农村的传播;运用新药治愈了众多感染鼠疫的民众;在常德培训了一批鼠防技术人员,增强了我方抗战时期薄弱的鼠防队伍。伯力士为中国军民最终将日军制造的鼠疫控制在常德境内并加以消灭作出了重要贡献。

伯力士在浙江反日军鼠疫细菌战中的贡献(1940-1941)

日军于1940年10月至11月采用飞机投撒方式先后对浙江衢县、宁波、金华发动鼠疫攻击以检验实战环境下鼠疫武器的效能,引发了浙江的第一次严重疫情。伯力士1940年在浙江反日军鼠疫细菌战中的工作包括两方面:其一,质疑浙江军、地卫生机构对金华鼠疫检验结果,由此引发了中央、地方卫生机构的连锁反应,使这些卫生机构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细菌战疫情;其二,制定对浙江乃至全国鼠疫防控工作起基础性技术指导作用的防控方案。1941年3月5日,衢县暴发第二次鼠疫,成为浙江鼠疫的风暴眼。伯力士受卫生署委派,以顾问和检验科长的身份谋划和指挥衢县及其周边地区的防疫工作,强化鼠、蚤的检查,科学研判疫情与疫势,根据疫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防控措施,积极培训防疫人才,其防重于治的防疫思想在浙江得到了贯彻。伯力士为浙江第一阶段反日军鼠疫细菌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面向创伤记忆建构的日本细菌战档案叙事研究——以纪录片《七三一恶魔的饱食》为例

日本细菌战档案是构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创伤记忆的重要媒介,借助叙事理论活化档案信息有助于重演历史场景,释放档案创伤记忆能量,建构有序完整的集体记忆。以纪录片《七三一恶魔的饱食》为例,采用框架三层次分析法,从高层次的主题指向、中层次的策略构思到低层次的符号意涵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在面向创伤记忆建构的档案叙事中,纪录片《七三一恶魔的饱食》坚持内容为王,丰富档案资源储备、构建协同开发生态,提升档案叙事效能、多种符号共刻,深化档案叙事内涵,为日本细菌战档案叙事实践提供了启示与参考。

检疫转向细菌战:二战时期关东军应对马疫的历程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在日本和伪满机构协助下,初步建立起军马检疫体制,并取得良好效果。关东军还深入调查和研究各类马疫,从中选定炭疽、鼻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1936年后,关东军转向细菌武器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研制步伐,开展人体实验和野外毒性试验,还在浙赣战场实行细菌武器攻击,长久贻害当地民众和生态。日本战败前夕,关东军违反国际公约,量产马疫细菌武器,设立军团兽疫部队,为实施大规模细菌战做准备,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论七三一部队在诺门罕实施的细菌战

在1939年的诺门罕战争中,日本关东军违背《日内瓦议定书》,动用其直辖部队——七三一部队对苏联远东军实施了细菌战,但收效平平,最后仍以日本战败而告终。在诺门罕战争的刺激下,七三一部队主要针对苏联进行了人体实验、细菌实验及毒气实验等,以期对苏联再度实施细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即始于七三一部队在诺门罕战争中实施的细菌战,开启了日本在其军国主义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序幕,这是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

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细菌战

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开展抗美援朝工作的同时,还直接领导了反细菌战的伟大斗争。他冷静思考、沉着应对,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密切配合,制定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在国内领导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并利用国际舞台与外交场合揭露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真相,还邀请国际调查团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搜集美国发动细菌战的证据,调查事实真相。在周恩来的卓越领导下,新中国赢得了反美细菌战的最后胜利,同时为我国今后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对指导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日本细菌部队官兵证言与侵华细菌战研究

战后原日本侵华细菌部队官兵证言的出现至少呈现三个层次,即1940年代末1950年代作为被审判者的第一批证言、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来自“良心者”的第二批证言、1990年代“731热”催生的第三批证言。1990年代中期以来“证言潮”的出现,为日本侵华细菌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成为日本侵华史研究中不可缺失的领域。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原日本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并非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忆述,还包括证言者对历史事实的价值立场,具有层累性和阶级性。

1940年日本细菌战引发的农安长春鼠疫考--基于731部队解密资料的研究

1940年6月~11月,农安长春鼠疫流行。虽有部分文献和档案记录了这场鼠疫流行,然而关于鼠疫流行原因、过程及相关问题却并不十分清楚。在对已有文献梳理基础上,通过对731部队解密科学研究报告的解读分析发现,1940年农安长春鼠疫始于日军细菌战“谋略”,是与浙江细菌战同时进行的细菌战研究,农安鼠疫是细菌战基础研究,浙江细菌战则是实战模型,目的是对鼠疫细菌战剂的播撒方式及其杀伤力进行检测,为寻找有效的细菌武器提供科学依据。1940年农安长春鼠疫是其细菌战研究中的重要节点。

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新面向——以中方口述资料发展为视角

中国民众是日本侵华细菌战最直接受害者,其口述材料是相关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口述材料采集过程从1950年代发端至今,主要经历三个阶段。调查者分别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取证,使事件现场与亲见亲闻者的记忆表象得以即时记录,成为书写那段历史的基础资料。在以中日民间展开对日索赔诉讼活动为代表的反战市民运动推动下,个人记忆渐渐转化成集体记忆,乃至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这也为理解中日关系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有益路径。

日军细菌战与健康人力资本

战争会对平民的健康造成威胁,而健康人力资本又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当代经验证据较多,但仍然缺乏在长期中可供检验的历史经验证据。本文利用长达近七十年的瘟疫历史数据和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检验了日军在侵华时期所实施的霍乱、鼠疫及伤寒细菌战攻击对相应瘟疫流行扩散和平民生存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日军在战区进行霍乱、伤寒和鼠疫细菌战攻击后,对应瘟疫传播距离分别达250千米、50千米和25千米;同时,离细菌战中心每近100千米,生存率平均下降约8个百分点。本文结论说明,生物武器攻击所造成的人力资本损失不容忽视,战争的特殊性也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

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导读

人类的肉眼是看不见病菌的,政治可以,军国主义政治尤其如此。侵华日军把病菌用于侵略战争,企图用细菌征服即使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人也征服不了的中国,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发动细菌战的目的。经常有人用“悍然违反国际法”等强势语词来形容细菌战之类行为的严重性,其实,如此并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

中国南方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成果简介

日本侵华细菌战,是二战时期反人类的丑恶历史和残忍的战争犯罪。追溯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鞭挞历史邪恶,警惕悲剧重演,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冷战结束以来,中、日、美、英等国学者竞相研究二战日本细菌战史,但迄今还有种种缺失和不足。国内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三:一是“重北轻南”,重视731部队在东北进行人体试验、细菌武器开发的研究,而对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南方的活动及实施的细菌战研究不够;二是“各自为营”。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细菌战斗争

1952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在开展反细菌战斗争的过程中,党中央决策及时、措施得当、组织周密,抵御住了敌人无孔不入的攻击,推动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也促进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1950年6月,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公然干涉我国内政。10月初,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直接威胁到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经济效果”:侵华日军细菌战之重要目标——以常德细菌战为例

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破坏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重要目标。常德细菌战是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南方实施的一次非常典型的鼠疫细菌战。鼠疫流行造成常德城乡居民大量死亡,家庭经济、区域经济蒙受重大损失,各级政府及卫生防疫组织被迫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对于战时经济落后、卫生防疫能力低下、缺乏鼠疫防治经验的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战后美日庇护和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行之剖析

本文通过对新近解密的英日文资料的分析、归纳和梳理，阐述战后美国几任细菌战调查官调查日本细菌战的经过，以及美日勾结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行，庇护日本细菌战犯的内幕及其谋略，揭露二战后美日交易，各取所需，使日本细菌战犯逃脱法律严惩的罪恶行径，进而揭示和批判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双重标准和国益至上的原则。

细菌战诉讼案的意义与启示

细菌战诉讼案大致经历了准备阶段、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三审阶段,其结果以败诉告终。这场诉讼虽然败诉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锁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推动了人们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和学术研究;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扩大了社会影响,引起了世界关注。细菌战诉讼案告诉人们: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战争罪行终究逃不过历史的惩罚;对日索赔与中、日友好并不矛盾;抢救历史刻不容缓;把爱国热情化为实际行动,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日本细菌战罪行研究与口述史料

口述史料是根据个人亲身经历或见闻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细菌战口述史料是指与(日本)细菌战有关联的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录和访谈录。目前,日本细菌战口述史料搜集与整理的理论与方法相对薄弱、滞后,因此,研究者要有意识地、主动地、脚踏实地地投身到口述史料的采访、收集、整理与研究中去,利用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探求口述历史、口述史料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一部向世界揭露二战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著——《细菌战大屠杀》评介

《细菌战大屠杀》是美籍华裔学者尹集钧２００１年７月在美国出版的一部研究二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和亚洲进行细菌战的专著。书中对日军细菌战的规模、在华造成的死亡总人数和细菌战在整个日军侵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等问题作了新的判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书采取中英文对照排版,便于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细菌战罪行。

抗战时期福建地区日军细菌战研究

抗战时期,福建的福州、永安、浦城、建阳、建瓯等县(市)出现了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证据表明,这些传染病是日军发动细菌战的产物。日军发动细菌战的形式多种多样,不仅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命健康,而且造成庄稼受污、人口锐减、经济衰败,加大了战争的杀伤力。抗战形势的变化和福建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主要原因。对抗战时期福建地区日军细菌战研究既有助于还原当时的历史,又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

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的危害与战争遗留问题

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实施过大规模的细菌武器攻击,江西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日军在江西实施细菌攻击主要有两次,时间分别为1940年和1942年。攻击重点在赣东北玉山机场周围地区和浙赣铁路沿线城乡。日军采取空中撒播细菌和地面谋略攻击相结合的方法,主要菌种有鼠疫、霍乱、伤寒等。日军细菌战制造了一个严重的细菌污染区,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伤害,也给中日关系留下了百年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