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氏家族的经学教育及其近代转型

曲阜孔氏家族有“诗礼传家”的家学渊源,家族教育长期以经学教育为中心。科举制度产生之后,形成了科举与经学共生的教育模式。无论是孔氏族人还是衍圣公皆以经学为中心展开教育。近代以来,因科举废止及新式学堂的创办,这种稳固的教育模式开始瓦解,孔氏后裔为寻求出路,走向多元化的发展路径。清末新政时期,以衍圣公府为代表的孔氏家族带领族人及乡绅在曲阜发起兴学运动。与孔氏家族密切相关的新式学堂开设的课程兼顾中西,末代衍圣公所受教育也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征。孔氏家族经学教育模式被逐步瓦解。

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

经学教育的发展是近代文化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晚清教育改革开始,经学教育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学术中心开始游移变动。这一变动对于中国文化教育所关甚大,不仅思想界风气为之一变,近代新学堂为载体的知识体系也随之发生转换位移。

胡适、许地山与香港大学经学教育的变革

胡适于1935年元月参访香港大学时对香港大学的中文教学有颇为尖刻的批评,认为完全掌握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适逢港大当局有意聘请胡适主持中文教学的改革,胡适便向港大校方推荐了许地山以自代。许地山对港大中文教学体制与人员进行了重要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经学课程被彻底取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固然与经学在现代大学课程体制内处于妾身不明的状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却可能是跟授课者的讲授效果有关。

宋代“四书”经学教育形态论析

"四书"经学教育形态的萌生和确立,是二程、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发展重要的贡献之一。宋代"四书"经学教育教学的面向主要有二:一是士人群体;二是君王阶层。宋代"四书"经学教育形态确立了"四书"经典结构在宋元明清经学教育史中的主导地位,为元代"四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有利于理学"化民成俗"教育理念的实现。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俞樾与经学人才的培养——俞樾、阮元经学教育之比较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主持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长达30多年,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这些人活跃于江、浙地区乃至北京、广东、湖南、湖北、安徽各地。他们或为山长,或任教职,或以官员身份引领提倡,从而扩大了汉学在这些地区的影响,浙江地区更因之成为汉学的重要基地。在经学教育中,俞樾继承了阮元"尊经崇汉"的宗旨,并提倡"独得之见"和学术创新;同时尊重门生的学术取向,且重视求异思维的培养。

唐文治经学教育思想述略

唐文治一生名山事业主要集中在经学教育方面。他家学背景深厚,且得益于几位名师教导,因而幼年时期便打下了良好的经学基础。他在担任南洋大学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期间,全面贯彻自己的经学教育理念,提出"正人心,救民命"的办学宗旨,旨在通过经学教育达到救国目的,同时为社会培养"新民"。在多年的经学教育过程中,唐文治身体力行,编纂了大量经学读本;为适应现代教育模式,他用现代学科名称给传统经典分类。他还积极探索,制定读经规划,归纳读经方法,创造出"唐调"读文法。

中国伊斯兰经学教育的思想特征

中国伊斯兰传统经学虽是伊斯兰经学的一个分支,但无疑具备了中国的特点和特色,然其主旨却始终坚持着经训传统。本文重点探讨了伊斯兰教的经、经学及经学传统、中国伊斯兰传统经学的学科内容及基本特征。认为伊斯兰传统经学是经典之学、信仰之学、诠释之学和经世之学。中国伊斯兰传统经学及其教育形式是对伊斯兰传统经学的继承和发展,它选择了适中而不偏倚的教材,倡导了温和而不偏狭的思想,培养了德才兼备、出类拔萃而不骄奢的人才。虽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但不失原典要义,"不背呼教,亦不泥呼教"。同时,促使我们深刻思考中国伊斯兰传统经学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对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贡献。因此,进一步挖掘并探究中国伊斯兰传统经学的思想内涵和价值体系,时我们当今弘扬正能量无疑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儒家经学教育意蕴及其现代思考

儒家经学教育意蕴有三:着眼伦理本位、重视经学文献知识的学习和强调经世致用。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应当采用多元化的认识路径以辨析儒家经学教育意蕴所折射出来的两重性。

王充经学教育观探析

在《论衡》一书中,王充对汉代经学教育作了不少批判:教学内容囿于五经,导致儒生学识不博;重师法家法,导致儒生缺乏创新能力;学用脱离,导致儒生劣于治事;迷信权威,导致知识虚妄不实。王充的这些教育思想至今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司马迁经学教育思想探析

司马迁著史以六经为原则,其史学思想及价值评判、道德评判标准均受其经学教育思想制约。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过程中,司马迁考察历史和现实、研究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都以经学教育为本位。司马迁围绕着这一思想,形成了自己自成一家的史学思想、道德观和历史观,满足了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现实需求。

论中国经学教育传统的特征

西方的现代教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很好地继承和保存了自己教育传统中的核心理念。经学教育则是我们的教育传统,与过去割裂的教育模式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容易成为沧海一粟。传统和现代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我们非常有必要在学习西方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对自身教育传统的内涵进行挖掘、了解、修正和发扬,以丰富我们的现代教育实践。经学教育传统的核心理念是"尊德性而道问学",并且在教育内容、教育过程、思维方式、教育目的以及教育的价值导向等方面延续了自己的传统,这些传统时至今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论科举制的两个负面影响——经学教育的危机和教师职能的异化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科举制因其在制度设计层面体现的公平性而有诸多可取之处,同时也因其在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上的弊端饱受诟病。科举制在设计之初体现了儒家的需要,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出现了"非儒家化"的倾向,经学教育的危机和教师职能的异化正是科举制"非儒家化"的两个重要表现。

王守仁的经学教育思想

明代教育家王守仁关于经、经学的见解是为“救学者支离眩鹜、务华而绝根之病”的，黄宗羲称其“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明儒学案·师说》），同时在此基础上他对经学教育也发表许多抨击和改革明代理学教育的激进思想。过去人们比较疏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文试作一些探讨。

儒家经学教育关系的当代审视

教育关系主要指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影响三者在教育活动中所发生的联系。教育者侧重于“教”,是引导者;教育对象侧重于“学”,是成长者;教育影响则通过教育内容将教育各要素整合起来。儒家经学教育关系由此可以划分出“经”与师、“经”与生、师与生三对关系。分而观之,三对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尊“经”并注重对“经”的原意探究但并不否认学生主体体悟的自由;强调教师的传道但并不抹杀师生自成一家之言的创新;尊重教师权威但并不拒绝学生对教师的质疑问难,体现出一种张力。儒家经学教育关系中表现出的张力,对解决如今的教材解读之惑、教师权威之迷、师生相处之困大有裨益。

楔入正统:经学教育的五次冲击

经学教育自汉确立,直至清末,始终占据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和主导地位,但是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依然先后出现了五次有悖于经学教育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它们分别是:东汉末年倡导文学技艺的鸿都门学;南北朝时期要求儒、玄、文、史并重的四馆;隋唐创办的具备“专科”性质的新型学校;宋初强调实用的“分斋教学”;以及清初试图颠覆经学教育的“六斋设教”。这些教育思想与实践虽然没有颠覆经学教育的地位,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学教育对人才以及知识认识的局限,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日益丰富了中国古代的人才观与知识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学教育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走向。审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对经学教育的这五次冲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特点与动因,亦可引起当下教育改革中对人才、知识价值以及课程整合等方面的再思考。

程朱经学教育思想探析

本文指出，程朱经学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内涵包括：罢去词赋文章之学，突出经学教育之宋学时代精神的重要性；“四书”教育；“六经”教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重视“四书”义理之学的教育；经学教育与理学教育相结合。并论述了程朱经学教育思想的影响。

论唐文治的经学教育思想——以《十三经读本》为中心

唐文治立足于经学传统,发挥其中挽救世运、匡正人心的思想,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唐文治编撰《十三经读本》,手订《提纲》,注重阐述“大义”,以便学子入门;在此基础上努力肩负道统,以此启迪民众,改善风俗,进而推动家国社会的进步。唐文治主张读经救国,绝非顽固守旧一派。他游历众国,心胸开放,认识到西方实业的重要性,能够批判吸收外来文化,呈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特征。唐文治的经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先秦儒家经学教育及其文化地位的重构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继承了“六艺”王官之学,并加以整理与深入研究、传授。通过儒家学者的诠释与传授,六经之教的重要意义得以重新确立,以传经作为其教育任务的儒家确定了其犹如巫史在殷周时期的地位,这为其日后“独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文治经学教育思想研究——基于《读经意见》的文本分析

民国时期,经学之存废,读经之然否,几度引发热议。1934至1935年开展的读经争论尤其值得关注。其中,唐文治作为“绝对赞成读经派”的代表人物,所发表的《读经意见》,以其高度的经典文化自觉,主张经明行修,正心救世,涵育君子人格,呈现了其对经学价值的体认,阐明了对大中小学读经内容一体化设置的见解,提出了一套学校体制下可供采纳的经学施教方案和保障措施。基于对《读经意见》的文本分析,考察唐文治倡导读经的时代背景,分析其读经之统系与有效实施,进而挖掘和阐发中华经典蕴藏的育人价值,以期对新时代国学经典教育的实施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