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创新效应: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

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试验区设立的创新效应。结果表明:第一,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创新,各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智慧城市创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第二,试验区设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集聚人才资源、促进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数字化转型,进而激励企业创新;第三,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位企业中更显著,且相比于渐进式创新,试验区设立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此外,试验区设立对毗邻城市企业创新有正向扩散效应,对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的企业创新有负向虹吸效应。

区域经济创新发展下研究生创新人才的培养实践

围绕天津市“1+3+4”产业体系,根据区域经济创新发展下包装产业迭代升级的需要,本文探索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将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四链贯通、深度融合,培养出专业知识扎实、实践技能过硬、创新能力强、具备工程思维的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教育理念贯穿研究生的培养全过程。“引企入校”共建校企平台;“引企入课”校企共同授课;“引企入师”双师指导;“引企入研”联合开展校企项目,深度融合式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同时,通过高校教师走进企业增强实践和聘请各类企业技术专家的方式,组建一支理论水平高、生产实践能力强的多元化双导师团队。在天津区域经济创新发展背景下,将行业产业和高校深度融合,打造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人才,很好地化解了企业高技能人才的缺乏和科技创新基础薄弱的短板问题,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动力。

“经济-生态-社会”系统下的绿色经济创新

结合WSR系统论及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分析绿色经济创新的“经济-生态-社会”系统特征,构建绿色经济创新指数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数据进行评价。研究表明,第一,绿色经济创新是以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等为底座,在新旧技术差距的引导下,注重生态环境,强调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演进及需求实现,表现为经济范式创新、生态范式创新和社会范式创新;第二,经济系统是绿色经济创新的关键,系统内数字、绿色及生物等技术能够催生一系列绿色产品及智慧方案,但社会和生态系统能反过来促进经济系统的创新。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绿色经济创新指数的历年发展出现双“U”型特征,2013年和2019年分别拐点,并且在时空演变上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特征。研究为厘清技术变革背景下绿色经济创新的运行机制及关键要素,为我国绿色经济创新发展提供系统参考。

数字中国建设是否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基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排头兵和示范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治理提供了新模式与新路径。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能够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非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市和低营商环境城市,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有助于资源型城市、非中心城市和高营商环境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主要通过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数字产业集聚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创业活跃度提升,还能推动邻近地区创业活跃度提升。因此,应扩大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试点范围,采取因地制宜的建设战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强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数字技术支撑,数字技术水平的提升源于创新。为集合创新人才和资源,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创新,2019年10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正式启动。民营经济是我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是民营经济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军。但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偏小,资金、技术、人才相对匮乏,独立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而合作创新能有效降低研发创新中的风险和成本,切实提升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创新成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15—2022年我国上市民营企业数据,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试验区设立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吸收能力在试验区设立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即试验区设立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促进企业合作创新;市场竞争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在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市场竞争程度、经济开放程度越高,试验区设立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因此,要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与科技人才培养,开展合作创新;要充分发挥试验区辐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地区发展;要综合市场竞争和经济开放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精准施策。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吗?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2022年中国沪深A股2987家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溢出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证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利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且该结论经由内生性处理及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后仍然成立。依据产业属性与产权性质拆分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非高技术制造业、国有制造企业,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高技术制造业、非国有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数字化、出口加成率与网络嵌入度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传导机制。进一步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应从发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点标杆效应、扎实推动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驱动高技术制造企业链式集群化发展着手,稳步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数字经济创新、产业结构优化与共同富裕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数字经济创新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和新动能。文章基于2013—2022年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创新、产业结构优化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可以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经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数字经济创新对“头部省份”、知识产权保护较强城市、大城市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更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创新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赋能共同富裕。门槛效应与空间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存在边际递增特征,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创新、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共同富裕

将数字经济创新纳入共同富裕分析框架,选取2012—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创新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影响效应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地区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是数字经济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鉴于此,应以创新驱动为牵引,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非农就业为渠道,助力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因地制宜,实现数字经济统筹协调,以期更好释放数字经济创新红利,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成效。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研发投入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数据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文章基于2015—2022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微观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显著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即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经过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控制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其次,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作用更显著。研究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农村经济创新发展的机遇、挑战及路径探索

山西属于典型黄土高原地貌区,总体上农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山西农村发展出现了新机遇,并且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但也存在诸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基于此,分析目前山西农村经济发展的优势和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发展路径,从而促进山西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审计助力数字经济创新提质的机理和路径——以浙江省“一号发展工程”为例

本文遵循“制度背景——理论分析——路径构建”的逻辑框架,对审计助力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探究,认为国家审计促进“一号发展工程”的作用机理体现在优化科创环境、提供多样信息、释放监督效能、实现风险预警和评价绩效状况等方面,并提出研究型审计贯穿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专项审计全过程,通过数字经济创新提质政策跟踪式审计、综合项目资金和责任审计,实施非现场大数据审计与现场审计相结合的方式,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专项审计调查发现问题与审计整改一体化推进等实现路径。

经济创新度与经济体创新评级

基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现实需求,提出了经济创新度概念,作为GDP的增量式改进指标,考察经济体发展中创新驱动的程度。建立了基于经济创新度的经济体创新评级方法,并通过对2000—2010年26个主要经济体的实证分析,发现各经济体在创新评级变动上呈现如下特征:一是主要经济体的创新非常活跃;二是经济体之间的创新竞争日益激烈;三是少数经济体创新评级出现重大变化。就中国而言,其一是目前已经是中创新度经济体;其二是中国正处于创新起飞的准备阶段,即从中创新度经济体向高创新度经济体跃升的准备阶段,并预测中国在2020年前后进入创新起飞阶段;其三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应侧重提高生产率和排放产出率。最后,提出了对国家、地区和企业层面进行创新评价的政策建议。

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价值趋向研究

本文应用价值链分析法(VCA)研究区域经济创新发展过程。本文将区域经济创新过程理解为单一的经济单元行为,并试图揭示其价值链关系。在专家咨询和调研的基础上,识别区域经济创新发展中价值链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建立适合中国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价值链解构关系,提供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研究的战略框架,探讨我国区域经济的价值趋向,并就 VCA 的应用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数字经济创新: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协同推进的视角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然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鉴于中国在数字经济创新方面仍有所不足,亟需在自主知识产权及技术标准布局方面有所突破,尝试从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协同推进的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应如何创新这一问题。在概述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现状以及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的功能演变的基础上,探究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协同推进数字经济创新的内在逻辑、重难点和进路,以期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经济创新与企业战略

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标志。文章首先对经济创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经济创新的构成要素和行为主体。经济创新的源泉应归结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以及市场向科学知识提出的要求。文章还考察了经济创新中的激励问题，阐明了市场结构、法律环境与经济创新之间的关系。最后，文章介绍了四种不同的企业创新战略，并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基于产业集群的河南省区域经济创新要素分析

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河南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省已形成一批以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产业集群,河南省产业集群的发展有赖于河南省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最后提出构建以政府、企业、教育科研、中介服务为主体要素,政策导向为辅助体系的高效区域经济创新体系,实施产业集群发展战略,集中配置资源,建立支持发展平台,科学地选择差异化发展方向,大力引导企业围绕产业链进行横向和纵向集聚,积极培育集群品牌,使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政策建议。

国际合作推进数字经济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立足国际视野以国际合作推进数字经济创新,既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双循环”堵点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驱动力。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想,阐释数字经济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共生关系,并在“双循环”框架下探讨以国际合作推进数字经济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是创新的产物,有赖于创新支撑其跃升至更高阶形态;数字经济创新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际合作是改善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国内外环境和解决世界数字经济创新共性与个性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实践层面,对外要开展平等互利的开放合作,对内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际合作的内容既要覆盖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全局,也要对国内外战略支点和国际规则标准体系重点布局。

“新常态下商业经济创新发展”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关于新常态的概念 新常态（New Normal）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在2008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新名词,表示宏观经济从繁荣—衰退周期到正常的恢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