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放缓对外部审计业务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过去几年全球经济形势整体走低,无论是国际政局的变动,还是各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在如此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外部审计业务的开展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与外部审计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分析逐渐低迷的经济大环境对于外部审计业务存在的影响,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历史及过去几年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进行论证分析,并提出适当的发展对策。

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和总体通胀继续放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3年的3.0%放缓至2024年的2.9%,仍低于3.8%的历史平均水平。发达经济体随着政策收紧开始产生负面影响,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3年的1.5%放缓至2024年的1.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4年经济增速预计将小幅下降至2024年的4.0%。

IMF下调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2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3.2%,与7月预测值持平。IMF警告,地缘政治裂痕加剧可能影响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前景。距离11月5日美国大选日益临近,自拜登退选以来,选情反复拉锯。

IMF最新经济展望 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3.2%

在10月22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全球通胀水平逐渐趋于稳定,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已接近此前定下的目标,这标志着全球范围内宏观经济政策取得显著成效。同时,IMF也指出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包括地区性冲突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IMF提醒称世界经济正面临多重风险,各国政府需加强政策应对。此次报告中,IMF保持了今年4月时对全球经济增速的判断,预计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

如何确保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

全国两会已经闭幕,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等年度主要预期目标。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光华管理学院陆续召开研讨会,邀请多位经济学家围绕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热点经济问题进行解读,多位经济学家预判,当前需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压力,通过加强逆周期政策调节、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来确保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

出口下降、经济增速下行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本文利用城市层面的数据建立简约式的差分模型,识别出口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Bartik方法构造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出口下降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下行的一个原因,与其他地区相比,出口下降较多的地区其经济增长率降幅更大。为了捕捉地区间商品贸易和劳动力流动对外部冲击经济效应的影响,本文还建立了一个多区域量化空间均衡模型。结果表明,出口下降对东部地区特别是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的省市如广东、上海、天津、福建、江苏的影响较为明显;若出口下降10%,则全国实际GDP会下降0.17个百分点,福利水平会下降0.15个百分点;提高国内各地区的生产率以及降低地区间的贸易成本可以抵消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经济增速放缓对个体收入和就业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区别于从全国总体层面讨论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影响及应对策略,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通过组别合成法构造可以在经济增速放缓前后进行比较的合成样本,并建立差分模型,利用经济增速下行冲击的空间差异,识别经济增速放缓对微观个体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增速放缓对个人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就业在经济增速放缓后则发生显著变化。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速相对下降1个百分点,则其就业率减少约2个百分点。不同群体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存在差异,年轻人、受小学及以下教育人群以及女性受到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群体更大。非理性预期、劳动力市场错配与破坏性创新是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微观个体收入与就业的主要途径,为了应对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应制定相应政策来刺激消费,鼓励创新,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经济增速放缓与经济波动对居民福利影响的阶段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1952-2007年时序数据定量研究经济增速放缓的福利损失和经济波动的福利损失,并侧重考察两种福利损失的大小关系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前后的阶段差异。研究发现,无论是总体而言,还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波动的福利损失并不必然远小于经济增速放缓的福利损失,在相关参数的合理取值范围内,经济波动的福利损失大于经济增速放缓的福利损失的情形相当普遍。因此,我们在重视长期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能草率否定短期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经济增速下行条件下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稳定性研究

我国从2013年开始逐步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增速维持在7%左右,与之前长达10年8%以上经济增速相比,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速下行阶段。在此阶段,增强金融风险防范和风险预警能力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内容。我国面临经济增速下行条件下由于房地产持续低迷、不良贷款增加、股市波动以及金融开放等因素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必须构建超前、合理、信息充分、国际趋同的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金融稳定指数,同时也应从信用评价、宏微观审慎监管、风险防范和预警信息共享等多方面提高金融市场稳定性。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居民福利的差异化影响

基于拓展后的经济增速放缓福利损失模型,运用全国城乡、省级、省级城乡居民消费数据评估经济增速放缓给异质居民带来的差异化福利影响。研究发现,农民的福利损失大于城镇居民,中西部内陆居民的福利损失大于东部沿海居民,各省份农民的福利损失大于城镇居民,中西部农民的福利损失最大。为有效降低异质居民的福利损失并最终实现地区与城乡的和谐发展,政府应特别关注经济增速放缓给中西部农民福利带来的不利影响。

经济增速、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和量化宽松

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增加是次贷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金融运行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数据分析发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降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影响是存在区别的:在危机爆发和深化的阶段(2007—2010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速下行都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显著上升,并且在统计检验上都是显著的;在后危机时代(2011—2014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行并没有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显著上升,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速下行则对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有比较显著的影响;无论是在危机爆发和深化的阶段(2007—2010年)还是在后危机时代(2011—2014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行对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影响都比发达经济体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宏观层面的量化宽松是本轮经济下行期发达国家经济体银行业走出泥潭的重要影响因素。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对制造业盈利能力影响——基于FAVAR模型的实证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宏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其对制造业内部各行业产生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时效的影响。运用FAVAR模型评估新常态形势下经济增速放缓冲击对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销售利润率的动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结构变迁的方向。结果表明:经济增速放缓冲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来影响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盈利能力,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对于冲击的反应不同。资本密集型行业反应最为敏感,其次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此外,经济增长压力加大了汇率波动幅度,对外向型行业造成了较大影响。以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表现出较弱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而以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为主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则整体表现出较好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这将影响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在行业间的配置。可以看到,在市场机制中利润法则的主导下,制造业将逐步向抗风险能力强和盈利能力强的行业变迁,中国政府既要遵循利润法则主导下的制造业结构变迁方向,同时也要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要求,积极发挥辅助功能,加快制造业结构调整进程。

经济增速放缓对城乡居民的福利影响差异研究——以辽宁省14个地区为例

经济增速放缓往往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率下降,进而给异质居民的福利带来差异化的不利影响。本文采用辽宁省1994—2007年不同层面数据系统量化经济增速下滑对异质居民的福利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增速下滑的福利损失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以及地区内的城乡差异;无论是整体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经济增速下滑给农村居民带来的福利损失都明显大于城镇居民。为减缓异质居民的福利损失并最终实现地区和城乡的和谐发展,政府制定政策时须考虑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以及同一地区内的城乡差异,尤其需密切关注那些受经济增速下滑不利影响最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变化。

经济增速下行阶段我国股市波动敏感因素分析

在滚动窗口回归的框架下分析我国股市波动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利用component-wise gradient boosting处理高维备选变量集合,允许波动率的解释变量在不同时间段内存在差异.分别以线性及树形基分类器考察波动率短期及长期敏感因素的变化.得出各经济变量对波动率的主要作用区间和作用符号.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行,股市波动对宏观基本面因素的敏感度上升,国际经济因素对我国股市波动具有较为持续的长期影响.

我国经济增速周期性波动与趋势判断

运用经济增长周期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速周期性波动及其动态均衡增长状态进行的模拟预测表明,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呈周期性下降趋势,平均增速将从高速增长期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下降到6.5%左右的较快增长,经济增速的波动介于5%至8%之间。针对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速的阶段性转变与周期性波动走势,短期政策应以平抑中短期波动、稳定经济增长为主,中长期政策应以稳定出口、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与鼓励企业创新、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为主,力争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良性循环。

调结构条件下潜在经济增速取向:透视日本与韩国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关键时期。由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通常高于服务业,这种转移将导致社会总劳动生产率增速降低,进而导致实际经济增速下降。同时,由于服务业拥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劳动力市场仍保持稳定,甚至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换句话说,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可能已经开始下降。对此,应更加审慎使用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措施,与此同时应强化供给面的改革。

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下宏观调控的尺度及政策选择

从历史的角度、世界经济形势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状况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下行阶段。造成经济下行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结构性因素,同时还掺杂其他各种因素。为防止经济滑出合理区间,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因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及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所以在尺度和政策选择上均有不同于以往的表现。

为什么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当前,国内外经济局面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中国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将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一方面,经济下行周期中,市场的供求失衡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需要进行干预,将增速保持在一定水平。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正向淘汰机制欠缺的背景下,保持一定增速也是对市场不完善的一种补偿。同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也是稳就业、防范金融市场重大风险的必要举措。

国民经济增速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框架性方案设计

本文就国民经济增速从下行扭转为上行提出如下的思路和框架性方案设计:降成本,实施与之相关的供给侧配套改革,以休养生息;选择和进行突破性改革,下重药和施大术,以发力启动新一轮J型增长;进行创新、创业、生育体制改革,孕育颠覆性技术、保持民间活力、恢复人口元气,支撑经济增长速度,并储备2025年和2036年两次J型增长的动力;进行一些体系性改革,有进有退,有弃有争,以盘活要素和资源,激发其活力,提高其配置效率;进行一些领域开放性改革,以开放教育、医疗服务业,拓展通用航空、改造未利用土地和生态环境资源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准入新领域,扩大民间社会事务领域;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为中心,调整对外经济开放战略。

适当放缓经济增速 致力转变增长方式

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今后特别“是十一五”时期,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根本性和深远意义。“十一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速7.5%,今年8%是现实可行的,既属于快速增长范畴,又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的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于使经济运行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从而使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平稳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