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85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1—2022年间我国西部地区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强,其次是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采用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发现这种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较强;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科技创新和居民消费水平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但这些作用相对较小。

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虚拟集聚,这一新型空间组织形态也为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新契机。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9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对虚拟集聚水平、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等相关变量进行测度后,通过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给定假设下,虚拟集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起到差异性的促进作用,虚拟集聚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后,根据所得研究结论,提出发展虚拟集聚以促进我国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通过综合考虑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两个因素,探究如何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能够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影响,能够改善环境状况、提升技术水平和促进创新能力。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活跃度与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5个城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城市中,数字经济的正面作用更为突出。同时,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和科教资源状况对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具有差异性影响,市场化和科教资源水平较低的城市受益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提高创新活力,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结论深化了对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解,对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年、2017年、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46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效用性和数字化四个维度计算各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探究与各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国家与较低的国家之间差异较大,且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国家中有很大比例是高收入国家;(2)数字普惠金融、城市人口比例能够显著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此,本文对我国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金融资源配置、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248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结合2004—2017年我国248个地级市数据,构建多种面板模型分析金融资源配置和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及其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呈现区域性差异特征,即东部地区现阶段经济增长质量在“U”型曲线右侧,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现处于“U”型曲线左侧;金融资源配置不仅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还通过作用于市场化程度和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间接影响。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完善,金融配置效率大幅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同时,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影响作用。金融资源配置与环境规制的互动也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并且对全国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

本文引用熵权TOPSIS法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2012—2021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从兵团的经济增长结构、经济福利水平、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创新素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六个维度及对应的29项基础指标出发,进一步探索了兵团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对兵团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深入测度评价。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兵团经济整体运行质量较高,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2012年的30.91增至2021年的55.91,兵团经济总体持续增长,但兵团依旧存在产业结构不完善、产业链条较短、产业价值层次低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需通过产业融合与产城融合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平衡民生支出与科教发展贡献比例,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优化资源消耗与治理路径,以增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通过进一步兵地融合发展,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仅供参考。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研究

构建了内涵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六个维度出发测度了进入新常态后2012年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并通过对各省区数量和质量增长的对比得到增长数量偏离质量较大的省份。从分析可以看到,中国东部地区普遍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高质量型经济发展模式,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在产业结构、改革成果分配、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等方面还需要不断调整和摸索。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研究

通过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的构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2000—2010年间天津市数据为例,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十年来天津市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针对天津的测度结果,提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统计的若干理论问题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 ,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及统计议题显得格外重要。为此 ,试就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设置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原则。

省域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山西省的测评及推进路径

通过测度山西省2010—2020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动态变化,选取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一级指标,主要包括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绿色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素质五大指标,并逐渐将其具体细化,最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综合指标进行测评,为实现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对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量分析更易全面客观地掌握经济运行状态,对于加快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意义颇深。

北上广深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和分析

本文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结构优化、稳健有效、民生共享、资源环境和创新素质等五个维度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GPCA）对2000-2013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城的经济增长质量时序变化进行量化考察。测度结果表明,新世纪以来四城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均有大幅提升,四城间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差异,但这种差距呈持续缩小的趋势。各城市应因城制宜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在关键着力点上各有侧重。

内蒙古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

近年来,内蒙古的经济在增长数量上获得了巨大成绩,但这并不必然意味其在经济增长质量上同样具有优势。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关键在于建立合适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体系以及运用恰当的分析方法。在充分把握经济增长质量内在性质的基础上,建立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0-2010年间内蒙古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算及综合评价。测度结果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呈现较为缓慢的上升态势,反映了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有了稳步的提升,但与其数量上的飞速增长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深圳市经济增长质量分析:2000-2013

本文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结构优化、稳健有效、民生共享、资源环境和创新素质五个维度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0-2013年深圳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深圳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深圳应重点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需求结构、促进金融发展,注重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高。

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研究

该文选取2005—2014年西安统计数据,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福利四个维度构建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分析西安市经济增长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2005—2014年间,西安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在稳步提升。具体来说,经济增长效率波动较大,经济增长的结构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稳步提升,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人民。

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研究

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经济增长潜力以及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六方面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用熵权法来确定权重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分析测算全国31个省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发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呈现出地区差异的显著特征。

2000-2010年海南省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与分析

文章以海南省2000-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为依据,通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六个维度对海南省经济增长质量状况进行评价,结论显示2000-2010年海南省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除经济增长效率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维度外,其余维度指标均是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重要因素。海南省有必要先从经济效率和增长稳定性角度加大政策调整力度,再结合其他方面的发展政策共同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效应评价——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

从区域经济政策效应评价理论和经济增长质量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效应测度的多层次评价模型;从宏观经济生产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经济效益三个层面探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通过西部地区不同层面经济数据,以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和DEA模型实证考察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生产率的影响,以动态偏离-份额空间模型考察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以企业跨期经济效益评价梯阶层次模型研究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研究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既是数量的扩张过程,又是质量的提高过程,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自1978—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36%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即转轨以来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汇率甄别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省级样本的经验分析

本文测度了2001-2015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考察了FDI对增长质量的作用以及汇率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FDI整体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外商在华投资中可能存在着较大比例的非耐心资本。人民币汇率升值具有显著的FDI甄别效应,通过提高耐心投资份额改善了FDI的作用。经济联系紧密度越低,资本流动倾向越高,甄别效应越显著。汇率甄别主要在效率和可持续性渠道中改善了FDI的作用,在稳定性渠道中则没有显著影响。当汇率持续升值时,其在效率和可持续性渠道中的积极作用会迅速衰减,对资本流入的冲击还将引发稳定性渠道中强烈的负面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