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外循环格局变迁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供需结构、全球价值链、国际网络关系的三维视角

基于2000—2020年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从供需结构、全球价值链、国际网络关系的三维视角,揭示入世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外循环的格局变迁。研究发现:(1)从供需结构视角看,与全球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国民经济外循环占比相对较低。(2)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入下降通道,这一趋势一直没有得到逆转。入世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可能有所削弱。(3)从国际网络关系视角看,中国在全球供需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稳步提升,2020年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处于全球第三的位置,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4)中国面临的市场约束和“卡脖子”风险整体降低并呈现分散态势,但中国可能面临来自美国的进出口双向约束。

双循环新格局下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在我国经济外循环中的支撑作用研究

东亚区域价值链的重构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首先,东亚地区的市场规模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以及对我国贸易和投资依赖程度的加深,具有支撑我国国际经济外循环构建的良好现实基础。其次,由于我国在贸易平台建设和消费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有望通过消费市场驱动路径构建“以我为主”的东亚区域价值链。最后,东亚区域价值链的重构将促使我国依托东亚区域经济外循环完善产业链发展,参与价值链中产品设计、技术研发和市场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同时依托东亚区域价值链驱动我国创新链发展,实现区域价值链和创新链的双螺旋促进。发挥东亚的支撑作用应该从掌控内需市场、构建全球贸易平台、加快技术创新、加大对东亚直接投资力度、提升劳动力素质等方面构建高水平的东亚区域价值链。

内外经济循环理论与大国经济发展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的经济内循环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联系日益紧密。本文结合中国国情,探讨了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的关系,并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了大国内外经济循环运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重视经济内循环,发挥大国经济优势的建议。

大国经济内外循环变迁规律与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大国选择以内循环为主还是以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与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等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这两种循环模式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从外循环为主转向内循环为主需要外部环境刺激和自身条件的催化。当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加快构建双循环格局的基础和条件。缩小收入差距是从需求侧扩大内循环的根本举措。当前,需打破国际循环壁垒,把创新链作为耦合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实现供给侧结构升级和生产消费内循环畅通。

数字金融发展、经济双循环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以2011—2022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基础,借助计量模型深入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考察经济双循环的机制作用。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通过经济双循环间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结果证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高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显著。鉴于此,提出持续推动数字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发挥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赋能效应、因地制宜助力数字金融发展等相关建议,以期为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新质生产力、国内国际双循环与共同富裕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能够为共同富裕注入新动能。文章基于2011—2022年我国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种计量模型实证考察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对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的共同富裕影响效应更显著。由机制检验结果可知,新质生产力可通过经济内循环及经济外循环渠道间接赋能共同富裕。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双循环”背景下企业海外并购探索——以继峰股份并购格拉默为例

“双循环”背景下,企业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积极融入世界生产和供应链体系,助力国家打造经济体系外循环成为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从企业并购角度出发,通过案例分析、对比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选取了继峰股份并购德国格拉默公司的典型案例,对其并购过程进行了梳理。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得出了一些新的启示,结论如下:从企业角度而言,(1)夯实经营基础,诚信经营,大打“人情牌”,抓住机遇,果断出击。(2)发展多样化的并购支付方式,相信并充分发挥金融中介,资本市场的作用。从监管者角度而言,(3)放宽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缩短股票锁定要求,放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停牌时间。

新发展格局视域下制度距离、政府态度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

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影响外国投资的制度性成本,是影响外国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融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要求,从制度环境视角探究不同收入水平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期望为中国OFDI区位选择提供理论依据和工具支持,从而助力提升中国经济外循环质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中高收入东道国之间的管制性距离负向影响中国OFDI规模,中国与低收入东道国之间的管制性距离正向影响中国OFDI规模;规范性距离和认知性距离均负向影响中国OFDI规模;鼓励性的东道国政府FDI态度正向影响中国OFDI规模。本文对现有文献的边际贡献在于,在既有的三维度制度距离分析框架内加入东道国政府FDI态度变量,形成四维度分析框架,丰富了制度距离研究理论框架,提高了制度距离研究的实践指导性。同时,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投资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决定制度距离的逻辑,按收入水平将样本国家划分为低收入东道国(低制度质量东道国)、中高收入东道国(中高制度质量东道国),具体地考察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影响的异质性,以保证估计结论能更有效地为中国OFDI区位选择提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