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趋同、数字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选取2007—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产业结构趋同、数字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趋同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数字技术创新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在产业结构趋同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过程中,数字技术创新发挥倒“U”型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产业结构趋同与数字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提出加快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合理优化区域产业布局、高位驱动数实融合的建议,以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数实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选取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实深度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新质生产力在二者间的传导作用。结果表明,数实深度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新质生产力在数实深度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实深度融合对我国2015—2022年区间、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数实深度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只有当数实深度融合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畜牧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

为探究畜牧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研究利用2021年3月至2022年9月时间序列数据,以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畜牧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畜牧产业结构变动能够赋能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畜牧产业结构变动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冲击响应周期约为18个月,且直至第18个月仍有7.795%贡献率。研究表明,研究结果有利于建立畜牧产业良性循环机制,打造高端畜牧养殖模式,优化农畜产品产业链,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技术进步的视角,文章提出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在机理,使用大规模微观交易记录数据,实证检验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在样本期内提高缓慢,原因是挂牌和划拨方式的比重增长较快,拉低了整体增速。其次,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不仅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还通过技术进步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改革成效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据,还为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选取2008—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讨论了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的关系。(1)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其中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凸显。(2)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东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效果显著大于西部地区;不同类型绿色金融工具中,绿色证券等创新型金融工具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绿色信贷类传统型金融工具。(3)合理的金融结构能够强化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结构二级指标中,金融相对活力指标的强化作用最大。

互联网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互联网技术在各行业的广泛应用,改变了生产和消费方式,并可能对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高质量增长带来影响。利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GMM模型,分析互联网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两者的协同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比较该影响的空间与时间差异。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落后地区起到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增长,但是这种作用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前期更为显著;互联网发展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融合正向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互联网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需要结合地域、时间实施不同的政策。

碳排放权交易、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碳排放权交易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分析产业转型升级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开展能够显著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在碳排放权交易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中存在异质性传导效应,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更明显。对此,应统筹规划低碳经济高质量增长方案、厚植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基底”、多主体协同推进碳减排工作,助力经济高质量增长。

数字新基建、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从数字新基建的子维度来看,信息基建和创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融合基建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新基建对东部、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据此,提出加强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深入推行“链长制”政策、实施差异化基建部署方案,以期为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实践指引。

塔里木盆地绿洲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时空耦合研究

利用2008—2017年塔里木盆地五个地州统计年鉴数据,通过灰色关联度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塔里木盆地绿洲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时空演化情况,建议从塔里木盆地市场一体化、农牧民生活质量、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升绿洲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水平。

数字金融、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随着科技创新及数字金融业态的迅速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趋凸显。基于此,文章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分析数字金融、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机理及科技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以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12—2021年相关数据为依据,从动力机制、结构优化、系统稳定、绿色发展、福利共享5个方面构建经济高质量增长体系。结果显示,绿色发展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占据首要地位,福利共享、动力机制和结构优化分别位列第二、三、四位,系统稳定的权重值最低;数字金融和科技创新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数字金融也有力地促进了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中,有31.02%的正向作用是通过科技创新渠道传导的。

产业集聚、人力资本积累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

从理论层面探讨产业集聚、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系,选择2009—2020年长三角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呈现“先快后慢再平稳”特征,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呈现“先慢后快再平稳”特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互为因果关系,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贡献存在“滞后性”,经济高质量增长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具有“延迟性”。优化高技术产业集聚战略布局,建立人力资本积累长效机制,发挥产业集聚与人才集聚协同效应,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

低碳背景下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驱动机制

在低碳背景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无法忽视的重要问题。以黄河流域9个省区为样本,考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碳排放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则有限。研究结论可以为黄河流域不同区域制定环境保护政策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模式的转变,服务实体经济运行的水平也在提高。数字金融作为一种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具有难度低、见效快、覆盖面广等优势,能够有效地拓展金融服务范围,减少信息不对称,大大降低贸易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经济社会金融服务有效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社会包容性和工作效率。随着科技的蓬勃发展,数字金融技术也已作为国家蓬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本文将以数字金融服务为中心,深入探讨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蓬勃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剖析其中的影响因素,据此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随着数字金融服务的飞速发展,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并相信它将作为促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蓬勃发展的动力。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增长:机制、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基于信息技术与金融产业深度融合的数字金融改变了生产与消费方式,从供给侧与需求侧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增长。利用我国2011—2018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政策效应以及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并运用中介效用模型验证了“数字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增长”传导机制的成立;数字金融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增长;从维度异质性与边界异质性出发,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积极作用依次递减,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高消费以及高技术地带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基于财政分权视角,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显著的倒“N”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存在一个“倒逼”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最优强度区间,而财政分权是影响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为了进一步检验财政分权对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增长效应的动态影响,以财政分权为门槛变量,借助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财政分权强度处于较低水平时,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当财政分权强度较高时,由于地方政府竞争等原因而不利于环境规制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结合实证结果,财政政策与环境政策应发挥各自优势、弥补对方劣势,以多元化的政策组合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参与视角

文章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法,探索政府参与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大致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与政府财政支出的交互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正向作用,说明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在财政支出下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此结论的合理性。在当前数字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要加速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调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政府财政支出力度,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深化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制度创新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直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且该经济高质量增长效应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时间正相关;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激励制度创新,从而间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其制度创新效果主要表现为提高了产品市场发育水平,而内陆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效果主要表现为提高了要素市场发育水平。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中长期动力:要素结构变迁

本文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1978~2017年中国资本、劳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要素结构变迁规律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1978~1992年TFP增长率起伏波动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2~2008年呈递减趋势,2008~2017年呈递增趋势,这种变化既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源泉;(2)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中长期动力主要是提高TFP增长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3)提高TFP增长率的主要方式是把握要素变迁阶段新的增长极逆势崛起、人力资本优势长期存在、创新基础越发夯实、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改革向纵深处推进的新优势,注重知识的积累和科研人力资本的开发。

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集聚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源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运用2005—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集聚不仅促进本省经济高质量增长,而且对邻近省份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和开放程度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则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房价泡沫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增长吗?——基于13个经济圈的经验分析

在阐明房价泡沫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理论基础上,基于Fare-promont指数法合理测算我国259个地级市经济增长质量及分解指标,进一步采用面板和系统GMM模型分析房价泡沫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具体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房价泡沫总体上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增长,其影响路径为对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和对剩余混合效率的促进作用;东部和中部房价泡沫同样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增长;在13个经济圈中,5个经济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长江经济带、东北地区)内的房价泡沫显著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增长,且影响路径及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政府财政独立性和投资无助于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