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经籍考》“诸评具载”的独特方式

“诸评具载”构成了《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创立的“辑录体解题”的基本特征,而作者马端临独辟蹊径地综合采用五种方式来进行:高频率突出名流谛论,披沙式处断一家之说,整合性施用缀集技巧,网络化增立重要条目,双轨型创设编列格式。由此便确有保证地实现了欲使世人对文化典籍“殚见洽闻”的辑录目的,更理想地完成了《经籍考》在《文献通考》全书中所承担的学术文化史、意识形态史的使命,并为历史编纂学注入了有益的因子。这样导致文献提要学在宋末元初实现了重大突破和质的飞跃,从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广境界。

“因仍会通”:马端临之史学观和目录学的考察——兼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和影响

马端临的目录学具有深厚的历史学渊源。其“因仍会通”的历史观 ,深刻地制约、指导和启发了马端临的目录工作实践和目录学思想的形成 ,对目录巨著《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撰写 ,从指导思想和编撰方法、体例各方面均产生不小的影响 ,从而也决定了《经籍考》的目录学价值。

试析《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按语——兼与杨寄林先生商榷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按语,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溯源探流类、解释说明类、评价议论类、存疑待考类、考证辨析类以及综合类,这些按语反映了作者可贵的思想和观念、怀疑和批判精神、谨慎和求实的治学态度以及重视典章制度和求通识变的理念。此外,马端临对张禹删改《齐论》的认识是有根据的,并非"不见舆薪"。

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重出与互著

我国古代目录书图书著录中常有重复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性质应当归于有意的互著还是传抄的重出,是目录学理论研究中多有争论的问题,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在这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分析《经籍考》的这一著录性质,不仅有助于《经籍考》的认识和研究,也有助于这一争议的解决,同时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一争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文献通考·经籍考》摘瑕

我国典制史巨匠马端临在宋末元初撰就的《文献通考·经籍考》,首开辑录体解题目录之局,颇有资格赢得五顶桂冠——书目帜垒、学术门户、考据玉府、校勘他山,辑佚渊薮。但草创者难为功,势必存在美中不足之处。对此,本文试作初探如下: 定类例综录群籍,以考历代著述之胜概,这是《经籍考》所确定的编撰义例之一。为此,马氏努力贯彻自家提出的“节目明备说”,遥承近袭,因中求革,锐意于类目的增设、组合、离析及更移,构筑了四部五十五目的分类体系。与此同时,致力于编次上的调配、改隶和缀附,究心于互著法的自觉运用。经过这番厝置,四千多种“存于近世而可考”的文化典籍遂绳贯珠联,缩聚一编,不仅使自古迄宋华夏著述之大观得以概见,也使封建学术的横向分支和立体格局突兀而立,无怪乎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特向诸生指点说:“《文献通考》中《经籍考》,虽非专书,尤为纲领。” 尤为纲领的《经籍考》,在类例区定及落实上,并非尽善尽美。一是著录有明显的遗漏现象。如宋敏求《唐大诏令集》、龚明之《中吴纪闻》、朱熹《伊洛渊源录》、陈揆《文则》,即失载。 二是存在徒事更张的情况。《新唐书·艺文志》首立诏令一门,原本附于起居注。马氏认为:“古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后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

《文献通考·经籍考》广纳群说的极致所在

广纳群说是《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创立的辑录体解题的基本特征,而对收录的文化典籍“订其文理 之纯驳”,则又构成了该《考》广纳群说的极致所在,具体投射到颇有深层次探索意义的8个学术支点上,内在地 组成了同条共贯的学术链条,由此开拓出古典文献提要学前所未有的深广境界。

《文献通考·经籍考》辨误

对于《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校订约起于清代,卢文弨和王先谦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最近则有台湾的部分学者,也重视到了《文献通考.经籍考》本身的校订问题,但这些校订尚有疏漏,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有些许突破和完善。由此,我们还认为,多数《文献通考.经籍考》之研究实际上主要集中于目录学史的阐发和对它的运用,文本本身的校订和研究尚有待进一步的细致工作。

海内外《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述评

目前海内外《文献通考·经籍考》相关研究主要指向成书背景的研究,版本、校勘及其相关研究,引书、辑佚及其相关研究,序文、解题、按语等内容的专题研究,一书重见与互著问题的研究,辑录体编纂体例的研究,分类、归类及其目录学价值的研究,史学思想的研究,各部类的专题研究等九个方面。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经籍考》的学术价值认识不够,文本挖掘与分析不够全面深入,学科壁垒导致结合哲学等专科学术的研究还很欠缺等,有待更深入地挖掘并展开相关研究。

《续修四库全书》本《经籍考》著者考辨

《续修四库全书》本《经籍考》是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影印的,其书名页所注明的《经籍考》系卢文弨所撰,是依据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著录,而北京大学图书馆之所以如此著录,是因为该书卷端注明"卢文弨弓父编"。本文通过考辨,得出如下结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经籍考》并非卢文弨所撰或所编,而应该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经籍考》一样,最初当为陆元辅所撰,其中有少量卢文弨之批校。

《文献通考·经籍考》编撰体例探析

从古典目录学角度出发，结合中国古代史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遵循全面深入、整体把握的原则，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文献通考·经籍考》辑录体体例的产生，介绍其资料来源，全面分析辑录体体例的方法特点，并阐明其价值所在。

《清文献通考·集部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析论

《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四库全书总目》,这一点迄今未被研究者所注意。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四库全书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集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集部经籍考》保留了一部分《四库全书总目》禁毁清人文集之前所著录的书目。《集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多种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

《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成书与价值

《文献通考·经籍考》是我国辑录体解题目录的开山名著.这部名著由马端临在14世纪初叶结撰而成,非出偶然.究其成书条件,略有四端:第一,元移宋祚的历史嬗变,呼唤着《通考》包括《经籍考》的脱颖而出.1279年,蒙古铁骑踏平了南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在亡国之痛的强烈刺激下,马端临隐居故里,慨然以保存华夏文献为己任,把毕生精力倾注在实与治乱兴衰相表里的典章经制的再考察上。

《文献通考·经籍考》分类法新探

本文就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分类状况进行新探，以探讨其与前人著作的关系，其将四分法引入政书在目录学史中的意义，其具体分类时对参照底本的取舍，其采用四分法的背景与学术思想。

《文献通考·经籍考》编纂体例与辑录文献

《文献通考·经籍考》辑录文献的编纂体例包括将来自某人或某书中的不同文献段落合并到一条解题中的"多条合并",合并不同书目及其解题的"数书一录",以及辑录合并书目时的"省并解题"。考虑这些情况后统计确定《经籍考》全文共辑录有6074条文献,来自大约140个不同出处,并以宋代学者及其著作为主体,分布在总叙、小序、小计及解题中。《经籍考》辑录的文献中虽有70%的条目出自《直斋书录解题》与《郡斋读书志》,但只占全书约48%的篇幅。其他138家只占总条数的30%,却占了全书约52%的篇幅。分析可知,马端临所辑录的诸家文献在部类中的分布基本与其学术专长相符,反映了他对诸家学术文献的准确把握与精心编纂,从而提高了《经籍考》的学术价值。

从史部义例看《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

学界迄今尚未对《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及《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加以考述,实则《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总目》,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史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史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一些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

《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因革《四库全书总目》析论——以子部为样本

学界迄今尚未对《清文献通考·经籍考》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加以考述,实则《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总目》,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子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子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皆有所补充与订正。

《清文献通考·经部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析论

《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四库全书总目》,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四库全书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经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经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一些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

《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分类调整及其学术意义——兼论马端临的思想立场

马端临在《经籍考》辑录前代书目的过程中对其分类进行了调整。首先是分类体系中由分类项目的设置及其排列顺序、横向关系与纵向沿革造成的分类调整;其次是由分类者的主观视角与思想立场的差异以及人为过失造成的分类调整;再次是由书籍的内容及其真伪、地位变化造成的分类调整;最后是由时代学术思想空间的转移变化造成的分类调整。通过分析历代书目与学术史,特别是与古籍书目的集大成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相对照,《经籍考》的分类调整往往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马端临记录并论述了书籍的性质与特征、流传与真伪等方面,并基于朱子学的思想立场探讨了书籍的内容及其背后的学术思想,从而使得《经籍考》成为承担学术文化史任务的目录学巨著。

《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分类渊源与归类调整——以经部为中心的考察

《文献通考·经籍考》由于其辑录体的特殊体制决定其分类体系与书籍归类具有综合众家而折中以己意的特征。通过对其经部书目文献的分析可知,马端临在《经籍考》中辑录前代书籍的过程中进行的调整主要包括:分类体系中由分类项目的设置及其横向关系与纵向沿革造成的调整,以及书目归类中由分类者的主观视角与思想立场的差异造成的调整。《经籍考》经部中对其分类类目与具体书籍的归类的调整往往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有其深层的学术背景,反映了思想文化的时代变迁。马端临敏锐地抓住了学术发展的脉搏,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分类与归类体系。

《文献通考·经籍考》与《玉海·艺文》“互见”法比较

在厘定"互见"概念和源流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通考·经籍考》和《玉海·艺文》两部文献的梳理,进而对两书的"互见"法做了剖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前者是典型的目录学上的互见方法;而后者是类书的互著,它充分发挥着分类和主题相结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