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挑战及风险应对:一个DSCP范式的分析

经营者集中审查是重要的事前竞争监管制度,具有预防垄断风险的功能。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企业赋能的同时,也为经营者集中审查带来巨大挑战。数字经济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制度风险是系统性的,需要全面梳理和系统建构,而数据要素作用是系统性制度风险的源头。数字经济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数据—结构—行为—政策”(DSCP)分析范式,以数据要素为核心,提炼出数据要素性、结构复杂性和行为不确定性三组风险点。数字经济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应当抓住数据这一关键要素,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新特征和新问题,围绕审查范围、竞争分析和救济设计方面的制度缺口,进行顶层设计和政策应对。

经营者集中救济“防火墙”措施的实施与监督

防火墙是附加限制性条件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中常用的救济措施,指义务人及集中后实体为控制竞争性敏感信息的反竞争流动设置的信息隔离机制。防火墙主要表现为信息的直接隔离与间接隔离,其既可以作为独立的行为性救济措施预防封锁效应和协调效应,也可以用于保障“保持独立运营”条件的落实及剥离资产的独立性。实施与监督是防火墙应用中的两个核心面向。不过,防火墙的实施存在指引性不强、方式模糊的问题,还具有损害合并效率的风险,需要在广泛适用防火墙指南手册的基础上优化防火墙实施方式,并设置有限制的防火墙“白名单”。防火墙的监督机制则面临监督主体适格性存疑、监督方式模糊以及监督效果差的困境。对此,可以设置专门的防火墙监督小组、严格筛选监督主体,进一步完善监督方式,并由执法机构加强对监督工作的管理。

欧盟经营者集中法规分析与应对指南标准研究

经营者集中(合并控制)是反垄断的三大支柱之一,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合并、收购逐步成为企业增强竞争力、获取行业和产业链控制权的重要手段。同时,在保证市场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建立面向快速增长并容易头部垄断的科技型企业、平台型企业以及金融企业的合并控制监管体系成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政策的共同课题,这使得各国间的相互经验交流重要性逐步凸显。本文通过概述欧盟经营者集中的法规现状,分析欧盟经营者集中案例和法规发展趋势,建立一套企业涉欧经营者集中的应对方法框架,试图探索建立企业涉欧经营者集中管理应对指南标准。

哈尔滨市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宣传活动

为引导企业落实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主体责任,提高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意识和管理水平,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2024年3月15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邀约20余家企业开展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宣传活动。本次宣传采取市与区、区与所联合等方式。

经营者集中剥离买方审查前置程序探析

从经营者集中剥离买方审查前置程序的适用规则入手,分析剥离买方审查前置程序有效性的基础,提出我国可引入剥离买方审查前置程序,并建议从明确程序的适用范围、调整程序的适用规则以及适应中国的执法特点等方面加以改进。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完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风险提示

为贯彻落实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精神,宣贯实施好新修订的《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提升经营主体反垄断合规意识,在前期试运行的基础上,2024年2月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风险提示机制的通知。

经营者集中自愿申报制度的适用论析

随着我国反垄断工作的深入开展,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尚存一定优化空间。本文通过分析自愿申报制度在英国的实践经验,展望其在我国扩大适用范围的可行性,并提出要加强申报前商谈行为的法定性、提高对市场交易活动的监测能力、加大对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以期实现降低执法成本、激发市场活力的积极效果,推动反垄断审查制度向更加高效、灵活的方向发展。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完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风险提示机制的通知市监反执二发[202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为贯彻落实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精神,宣贯实施好新修订的《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提升经营主体反垄断合规意识,在前期试运行的基础上,总局决定进一步完善风险提示机制。

新标准下企业如何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

关键词》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条款点击》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制度,也被称为"经济宪法".经营者集中审查是反垄断事前监管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预防可能限制竞争的集中.

我国反垄断法中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探析

经营者集中审查是我国反垄断法中反垄断审查的重要制度。通过对2009年我国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以及所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合法性分析,反映出我国反垄断审查制度在相关市场的界定、经营者集中申报资格、程序的细化、调查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建议完善的方面包括:以不同行业来定明经营者集中不同申报标准;强化基本控制标准的指引性,在实施条例或指南中细化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判断是否会严重妨碍有效竞争时应考虑的影响市场竞争因素;以20%-35%作为我国界定市场份额的安全港标准来考虑市场份额及对市场的控制力;以市场份额标准为主,辅以HHI标准并结合其他因素来计算市场集中度;还应从是否对其他经营者造成人为壁垒,是否增加其他经营者的沉没成本,集中后的技术优势是否成为妨碍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等重要因素来考量。

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经营者集中控制

标准必要专利(SEP)是专利技术与行业标准相结合的产物,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比一般专利更容易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因此,涉及SEP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更复杂,执法机关不仅需要关注相关技术市场的界定,还要考察SEP持有人对竞争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考虑涉及SEP的经营者集中救济时,行为性救济一般优先于结构性救济,SEP持有人还应受到FRAND承诺和不得滥用禁令救济的约束。涉及SEP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是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交叉领域的热点问题,应当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论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是从时间、空间二重维度规范审查机构及经营者行为的制度安排。欧美申报程序规定大体一致,都采用了申报前的磋商沟通机制,且注重程序的公开;申报内容规定简单明确,但美国规定更细。欧美都注重对当事人辩护权的保护,欧共体执法机构更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美国更注重执法机构与当事人负担的平衡,欧美审限规定具体明确,是成本与效率的有效结合。我国应当扩大公开对象范围和事项,完善行政听证程序并规定当事人的辩护权,缩减审查可延长的期限并合理规定期限的中止。

论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在国有企业并购中的适用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背景下,一般观点认为,并购重组乃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升级产业结构、避免同业恶性竞争、提高国有资产监管效率、提升规模经济水平的有效途径,于是这成为政府产业政策的偏好。但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并购这种大规模经营者集中会对市场竞争带来负面影响,从而背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反垄断法》作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经济宪法",理应适用于包括国有企业尤其是竞争性国企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涉国有企业尤其是竞争性国企的经营者审查集中适用《反垄断法》的"社会公共利益"豁免制度时,必须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当产业政策与反垄断规制冲突时,应该坚持竞争执法优先。国企并购适用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当前的法律障碍主要在于缺乏灵活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清晰的经营者集中实体分析框架和类型化的经营者集中豁免条件。

欧美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协调效果的认定及启示

认定经营者集中的协调效果,是反垄断法上的难点问题之一。欧美反垄断法上,协调效果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是紧密联系的,须考察达成和持续实施协调的必要条件,即市场透明度、威慑机制和外部人的对抗力量。只有证明经营者集中后必然形成或加强共同支配地位,才能认定将产生损害效果,这构成分析协调效果的核心内容。我国反垄断法基本建立了经营者集中协调效果的评估框架,但还需要对认定步骤和标准进一步明确,为执法提供清晰依据。

经营者集中强制申报制度的实效与转变

经营者集中强制申报通过对交易的事前审查来减少对竞争的损害。与此同时,事前强制审查也会带来申报门槛设定、行政、调查、交易时滞等方面的成本,因而有必要对比制度运行的收益与代价,进而考虑制度变革的可能方式。中国对于经营者集中案件在禁止、救济上的比例偏低,加上威慑效果严重不足,导致强制事前审查的收益有限;而在案件调查、交易时滞、申报等方面的成本显著。相比之下,自愿申报审查以及转变为事后审查虽然在阻止限制竞争的集中交易上的收益较少,但可以节省大量成本。对制度运行收益与成本的总体分析,可以作为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未来变革的选项。

数据驱动型并购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挑战及应对策略

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也导致以整合数据资源和数据处理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数据驱动型并购案大量出现。因其在并购主体(数据驱动型企业)、并购客体(用户数据、用户关注度、技术创新)和并购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传统经营者集中审查框架模式正面临新的挑战,包括特殊的并购主体引发相关市场界定的困难、特殊的并购客体引发市场力量的认定困难、特殊的并购方式引发申报制度的适用困难。针对相关市场界定的困境,可以尝试引入盈利模式测试法、产品性能测试法,并更新反垄断指南以指导经营者集中审查;针对市场力量认定的困境,可以尝试改进市场份额计算方法,同时充分考量新型市场进入壁垒因素的影响;针对传统申报制度在数据驱动型并购中的适用困境,可以尝试通过引入交易额标准和流量数据标准来丰富既有的单一标准申报制度。

我国互联网领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不足与改进

虽然我国《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制度进行了专门规定,但是互联网领域的经营者集中企业营业额往往较低,加之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存在审查态度不明、审查标准模糊、综合审查要素宽泛、审查程序不健全等问题,我国《反垄断法》已不能有效应对互联网领域经营者集中导致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应当从以下方面予以回应:明确互联网领域经营者集中的立法态度,修改《反垄断法》中有关经营者集中的禁止性规定,细化综合审查要素,完善审查程序。

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的审查困境及对策建议

在数字市场,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的现象日渐增多,横向、纵向与复合集中交织,协议集中为主要形式,资本和大数据平台是集中的主要推动者。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引发的数据垄断效应明显,如违规收集和共享用户数据,对用户和新入者设置新的市场壁垒,降低用户的隐私保护力度等。加大对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的审查具有必要性,在审查过程中应以潜在竞争者认定和替代能力分析不能等同、审查介入与行业发展不冲突、监管与审查不影响竞争中立等为基本理念。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正面临着前瞻性缺失、传统相关市场界定理论失灵及经营者申报标准滞后等困境。因此,为了完善数据驱动型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机制,在分析竞争效果时应注重消费者福利原则,创新相关市场界定标准及认定方式,适用大数据必要设施原则,推进申报标准的多元化创新,合理设定集中的附加条件。

“经营者集中”的后续思考

世人期待已久的《反垄断法》终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将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反垄断法》草案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4个月中顺利通过三次审议并得以高票通过,取决于立法者的政治智慧及其对《反垄断法》草案内容修订的时空运筹。同时,经时空运筹后通过的《反垄断法》必须辅之以具体的实施细则才能得以有效运行,而实施细则的制定无法绕开原先存有争议却又必须在《反垄断法》正式施行前予以解决的一系列难题。

以“控制”弥补“经营者合并”的缺陷——兼论以“控制”为标准构建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的审查制度

正确界定"控制"对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经营者集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经营者合并"在内涵与外延上的不圆满性,导致其不能涵括所有损害公平有效竞争的集中行为,因而我国反垄断法应选择用"控制"标准来填补此种规制漏洞。同时,"控制"也与"经济自由、经济效率、公平竞争以及保护消费者利益"等反垄断法的价值相悖。我国应借鉴欧美有关"控制"界定的成熟经验与做法,并结合本土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契合我国国情的"控制"界定路径,从而促进我国反垄断的有效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