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促进中日韩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建议

当前世界政经格局正在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美国推进排除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发起针对中国的“脱钩断链”及“去风险化”操作,日韩倒向美国并挟美制华的态势更加清晰明显,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日韩兼具世界重要经济体、中国周边重要近邻、美国亚太主要盟友等多重属性,是中国运筹中美博弈、稳定经略周边需长期打交道的对象。稳住与日韩经贸合作基本盘,寻求新的合作突破点,对于破解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合围遏制、维护多元稳定的区域经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着眼未来,要积极寻找中日韩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巩固双边贸易合作基础,共同捍卫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维护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积极发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与绿色贸易、外贸服务业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发展实体经济。要继续推动高水平开放,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助力中日韩经济繁荣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信创技贸措施及合作建议

本研究探讨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投资限制、审查机制和贸易限制的影响,并提出促进中美合作与稳定贸易的建议。通过共同努力,双方可实现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稳定、繁荣和可持续的中美经贸关系,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加入WTO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演变下的大豆贸易研究

中美大豆贸易是中美经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大豆贸易深受中美经贸关系变动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常态化下,中美大豆贸易依存度较高,中国市场对美国大豆出口的重要性和稳定性不断加强。中美经贸摩擦期间,双边大豆贸易对中美经贸摩擦紧张程度作出即时反应,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世界大豆贸易格局,但中美经贸摩擦并没有改变中美大豆贸易紧密关系。中美经贸关系止跌企稳后,新兴大豆生产国短期内仍无法撼动美国对中国进口大豆贸易的重要地位。长期来看,巴西、阿根廷与美国出口大豆将互补式满足中国大豆需求。据此,中国应维护好与美国、新兴大豆生产国的关系,减少地缘政治风险与基建落户对大豆贸易的影响;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和自贸区国家的伙伴关系,鼓励具有国际经验的大中型企业“走出去”;完善大豆产业政策,引导和调动国内农民大豆种植积极性,增强国内大豆生产能力。

21世纪北欧国家对华经贸合作与经贸关系动态研究

进入21世纪,北欧国家与中国经贸合作得到快速发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冰上丝绸之路”共建、北欧次区域合作以及北极共同开发倡议等提升了双边经贸合作的战略意义。近年来国际环境呈现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特征,北欧国家处理对华经贸关系时表现为于审慎中寻求再平衡。基于区域国别学研究视角,虽然北欧各国政策存在一定的趋同性,但各国在处理对华经贸关系时存在异质性。同时,作为市场运行主体的企业则表现得更为务实,北欧各国企业对“深耕”中国市场预期乐观。现阶段双方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在务实基础上增进互信、关切北欧各国合作中的不同利益诉求、增强底线思维意识。同时,坚持积极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营造高质量投资和营商环境、扩内需促增长,不断增强市场吸引力。

RCEP背景下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中韩双边经贸关系研究

文章在对中韩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中韩贸易结构性变化产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从产品结构、贸易依存度、贸易竞争性和贸易新动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中韩双边贸易合作发展情况的分析框架,特别是RCEP的生效对上述四个方面贸易因素的影响路径以及中韩双边贸易发展趋势的分析。研究发现:中韩贸易逆转的主要原因是中韩贸易结构趋同,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不断增强,互补性逐渐减弱。依据研究结论,文章进一步分析了RCEP协定对中韩经贸合作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提出了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中韩经贸关系的对策建议。

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逻辑:以长周期定锚的竞争

自2008年以来,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基础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经济学的长周期视角来分析中美经贸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其未来发展方向。在全球化以及经济周期交错的背景下,尽管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和崛起大国的中国之间的经贸政策互动越来越复杂,但是如果拉长周期跨度来观察,同时考虑疫情、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可以发现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逻辑就是战略竞争,核心内容是争夺下一个长周期的优势地位,双方相互依存度则呈现螺旋式下降态势。其中,科技是经济权力的关键要素,也是中美竞争的最大变量。虽然美国和中国当前在一些新技术领域仍然是遏制与被遏制的关系,在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上美国的外溢影响更大,但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政策自主性正在加强。从长周期角度来看中美双方的施策定锚,其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互动性特点会更加明显。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向正向发展

中美“脱钩”“脱链”对世界经济发展危害极大,将是一种灾难。双方要共同维护和完善全球价值链体系。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中美贸易额为6644.51亿美元,同比下降11.6%。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5002.91亿美元,下降13.1%;中国自美国进口1641.60亿美元,下降6.8%。虽然过去一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整体表现比较低迷,但从这组数据中也不难看出中美经贸正在遇冷。此前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全球贸易最新动态》报告显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相互依存度下降。

积极推动中欧经贸关系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合作“第二届中欧地理标志论坛”在郑州举行

9月12日,第二届中欧地理标志论坛在郑州举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欧盟协会会长刘奇葆,西班牙前首相何塞·萨帕特罗,河南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论坛并致辞,爱尔兰前总理伯蒂·埃亨通过视频致辞。论坛由河南省委副书记孙梅君主持。

两岸经贸关系:波动下的优化调整

2023年,在全球需求总体放缓、出口持续承压、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因素影响下,内地与中国台湾各自经济发展均出现一定波动,两岸经贸关系亦出现小幅震荡。展望2024年,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整体仍处于短期不规则波动、长期螺旋增长的优化调整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风险挑战增多。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新趋势

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更为复杂。美国谋求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塑造对华经贸关系,政策制定的经济逻辑有所弱化,非经济因素的塑造作用日益上升。通过提供高额产业补贴、继续征收高关税、强化高科技打压、构建遏华经济盟友体系等措施,美国谋求增加对华竞争优势。作为回应,中国推动降低对美依赖水平,对美国对华经济制裁进行反制裁,积极构建对己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取得积极效果。从双边贸易、金融、投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指标考察,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仍在发展,但也出现下滑脱钩的趋势。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既面临美对华高关税后续发展、“脱钩断链”效果评估、经贸合作动力衰减等重大问题,也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冲击。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要始终聚焦国内高质量增长,提升和强化经济逻辑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牢牢掌握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主动权和塑造力。

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新动向及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

对华关系“三重定位”一直影响着欧盟对华的战略认知。多数欧洲国家认为,中国既是欧洲在贸易、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重大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伙伴,又是市场、投资和技术等领域的竞争者,同时还是欧洲政治体制面临的制度性对手。当前动荡的国际大环境下,中欧要聚同化异,寻求创造性的合作方式,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多元稳定发展。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向--针对两个典型事件的综合效应评估分析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新一轮工业革命、区域合作活动、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推动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和重构时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因而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中美贸易争端和RCEP签署实施为两个典型事件,基于GTAP模型模拟量化评估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由两个典型事件所表征的全球价值链的分散化和区域化趋势,都会造成一定的产能重置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影响中国台湾地区厂商的跨境生产布局与相关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格局;在此过程中,中国台湾地区厂商需要权衡贸易成本与生产效率以决定在中国内地的产能配置结构,而两岸贸易规模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中国台湾地区也面临在区域价值链构建过程中被边缘化的风险。综合判断,全球价值链重构恰为中国内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全球生产分工效能提供了迫切动力;而未来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内地经济转型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成效。

中美经贸关系的困境与修复

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症结在于美方提出的所谓“脱钩”问题,以及替代性的“去风险”主张。近年来,美国在科技领域采取了一些实质性“脱钩”做法,对本已紧张的中美双边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等多维角度分析,中美经济彻底“脱钩”很不现实,以“去风险”替代“脱钩”的概念之变,事实上也说明“脱钩”政策难以推行。对于中国而言,要适当增强对外经贸政策的针对性和弹性,力促中美经贸关系的“止跌企稳”,并以积极的态度促进这种关系的修复与发展。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发展正常经贸关系,不仅造福两国,而且有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发展。

首脑外交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基于2013—2021年面板数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首脑外交对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重要性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1年的中国首脑出访数据,以及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和对外投资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和对外直接投资模型,就首脑外交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促进效应进行实证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脑出访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货物出口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政治关系的亲疏程度、经济总量的规模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中国首脑外交的货物出口创造效应的三大关键因素;在服务出口方面,首脑外交呈现出行业异质性,对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子行业的拉动作用有限。但是,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对上述两类贸易创造效应都产生了抑制作用。此外,首脑外交并未对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明显积极影响,其原因在于中小规模投资和民营企业投资未受到充分的正面刺激。在后疫情时代,有必要尽快恢复线下的高层互访机制,并充分考虑首脑外交对出口和投资促进作用的差异性,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新发展。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对我国风投规模的影响

以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如何影响中国风投规模,有助于探索中国-东盟经贸关系与中国风投规模的内在关系,从而为优化中国风险投资规模提供参考。当前,中国与东盟的关联性越发紧密,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呈扩张式增长。

CEPA对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The signing of CEPA aggravates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on Taiwan Residents businessmen who live and do business in the Mainland.So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mto push ahea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rade and economic ties across the straits.

我国对外经贸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努力促进对外经贸发展,是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未来十年,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关注的课题。

从2535亿美元大单看——中美经贸关系的“恒”与“衡”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紧随其后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从选择国际贸易伙伴的角度看，中美两国之间不仅比较利益十分明显，而且在互补的重量级上也算是“门当户对”，两国没有理由不去发展双边经贸关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欧经贸关系回顾与思考

中国与欧共体于1975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四十年来中国与欧盟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2018年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五周年以及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二十周年。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在客观上正是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作为基础与前提；伴随中国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未来的中欧双边经贸关系仍具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