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研究的共识与分歧

近年来中国人口形势的重大转折性变化与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密不可分。作为串联宏观与微观的桥梁,家庭通过其要素的“变”与“常”既折射出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发展,也浸润着个体的私人生活,其中结构要素起着枢纽作用,最为引人关注。研究发现,目前学界在中国家庭规模结构小型化、代数结构扁平化、类型结构多样化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但在家庭结构定义遵循静态还是动态视角、家庭结构变动是核心化还是小而多样化、与家庭结构要素紧密关联的家庭关系中夫妻轴和亲子轴的相对重要性、家庭功能弱化还是分化、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呈单线演进还是复杂多元模式等核心议题方面,仍存在不少分歧。立足新发展阶段,应从视角的开放性、学科的包容性、理论的本土性、发展的共向性四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以独特而丰富的中国家庭发展实践,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财政分权与经济结构转型——一个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理论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通过影响财政支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变迁,促进产业升级。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与财政分权水平,以及非农业部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有关,经济中可能存在最优的财政分权可以极小化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本文通过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考察财政分权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运用省内县级政府的税收分权指标,以及双重差分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越低,这说明财政分权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产业结构变迁视角下的中国碳科技创新机制研究——基于市级动态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文章基于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碳科技创新的影响。在构建门槛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以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门槛变量,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纳入了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资本要素、创新人力资本、环境污染等维度的控制变量,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碳科技专利授权数量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49.19%后,第三产业占比提高开始促进碳科技创新,服务业自身的创新动力显现,但同时也对工业部门形成“挤出效应”。基于此文章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碳科技创新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结构突变”,这种突变受到服务业就业比重的门槛效应影响。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碳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其环保、节能等生产性服务功能;另一方面要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促进创新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集聚。

结构变迁与资源重置:环境治理领域基层政府避责行为的生成机理与治理

基层政府避责行为蔓延,是当前我国基层治理面临的棘手难题。结合案例,构建“结构-资源-行为”分析框架解释基层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中的避责逻辑,研究发现,组织结构变迁导致基层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中存在有限资源与超限责任、资源错配与激励失衡以及自致资源与治理目标异化的矛盾,致使基层政府产生避责行为。因此,亟需在机构改革中明确划分监管责任与属地责任、合理分配事权与治理资源、构建激励与约束动态平衡的相容机制。

结构变迁内生驱动机制理论的新进展

结构变迁是一种长期现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真正持久性的、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经济学界对结构变迁这一长期现象的研究经历了由衰到兴的进化历程。本文在按时间顺序简略梳理有关结构变迁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关于结构变迁内生驱动机制理论的最新进展。

产业结构变迁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演化研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载体。以陕西袁家村为例,结合空间生产理论探析乡村在传统农业村落、现代工业村落、乡村旅游村落3个产业变迁过程中文化空间生产的演化逻辑。结果表明:袁家村物质文化空间经历了从传统农耕文化到乡镇工业文化,再到乡村旅游文化的转变;精神文化空间由乡土观念和小农意识逐渐发展为集体信仰和组织观念,再到强化道德教育和乡风文明建设;制度文化空间从血缘宗族制度下的礼俗秩序转变为集体主义规范兴起下的制度规范与业缘交往,最终实现了多元主体融合下的三治合一。文化空间的功能价值从最初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功能拓展为生产、生活与旅游功能并重。这些演化过程是内外部经济资本积累、构建者主导的政治权力以及集体主义导向的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结果,共同决定了袁家村文化空间的形态和结构。

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

农村家庭结构的日趋小型化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在这一趋势下研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有助于明晰新时代下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本文利用2015—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并探究这一影响在不同的年龄群体、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下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相比于家庭结构大型化,家庭结构变迁后的小型化减少了子代对父代的时间支持和经济支持,阻碍了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农村低龄老年人,家庭结构小型化对农村高龄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阻碍作用更强。此外,家庭结构小型化显著减少了健康状况较差和高收入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基于此,本文从家庭和政府层面提出了提高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参考路径。

中国出口结构变迁:规律及启示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换挡到中高速增长,同时出口增速也开始放缓。在此种放缓趋势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到凸显。文章系统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出口结构的演变趋势,并着重研究了出口商品结构、加工贸易出口、出口多元化和出口技术复杂度这几个指标的动态特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口结构产生了重大调整,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具体而言,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逐渐下降,中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逐渐上升;“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逐步改善,相比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逐渐成为出口构成的主体;由出口相对单一的产品和目标市场转向更加多元化的产品和市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已逐步追赶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国内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国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出口可能会出现的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展望。

种植结构变迁对种植业碳排放的影响

趋粮化变迁是当前种植结构动态调整的主要趋势,种植结构变迁改变了种植业碳排放逻辑,为种植业碳排放减量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粮食主产区的山东省为例,选择2000-2020年山东省各地市面板数据,基于IPCC经典碳排放测算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种植结构趋粮化变迁对种植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种植结构趋粮化变迁有效抑制了种植业碳排放,形成粮食安全与种植业碳排放减量的共存逻辑;对于山东省内粮食播种面积占比相对较少的地区,农业种植结构向粮食作物集中对种植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此外,本文进一步将研究范围扩大至粮食主产区,验证了种植结构趋粮化变迁抑制种植业碳排放结论在粮食主产区的普遍适用性。因此,现阶段应看到种植结构趋粮化变迁背后的种植业减碳价值,各地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应在保障粮食安全基础上,赋予种植结构趋粮化变迁关于推动地区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考量,促进国家粮食安全和“双碳”目标的双赢。

新职教法下中等教育普职结构变迁:脉络、逻辑与路径

随着新职教法的正式实施,普职协调发展成为提高中等教育教育质量乃至整个教育体系质量的要点。根据普职主导权与规模大小的二元分析框架将中等教育普职结构变迁的历史脉络划分为:职教主导的职多普少、普教主导的普多职少、职教主导的职多普少、普教主导的普多职少、普职协调的普职相当五个阶段。变化的治理逻辑与政策关注点、经济体制与发展水平、主流观念与传统文化三者构成了变迁的深层结构逻辑;关键节点的环境变化影响了结构的断裂式变迁;制度成本与二分观念的双重路径依赖推动结构的渐进式变迁。在新职教法实施的背景下,实现中等教育普职结构的协调发展,应把握当前结构发展中的关键节点,突破结构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解普职结构协调的深刻内涵,构建普职融通的教育体系,探索普职一体的教育理念。

经济社会变迁与乡村政治组织建设的规律性探析——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政治组织建设创新》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社会、政治之间存在着丰富复杂的互动关系。正因为如此,乡村政治组织建设不能忽视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环境中去寻找因果。

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与农民精神的演变

本文综合探讨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与农民精神演变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农村发展的影响,通过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在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及农民精神的适应性演变。研究指出,农业现代化、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教育普及等因素是推动这一变迁的主要动力,而农民精神的创新与传承则为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了文化基础和内在动力。文章强调,农民精神的现代演变在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为理解农村变革提供了新视角,对制定农村发展策略和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数字金融、动能转换与产业结构变迁

产业结构变迁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要过程,本文理论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机制,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变迁,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产业结构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数字金融能通过推动需求侧和供给侧动能转换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变迁,其中需求侧动能的中介效应大于供给侧。该结论在通过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因此,要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推动动能转换,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

社会结构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社会结构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指出了当前农业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农业劳动力的组成与质量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也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分析了土地利用、环境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农业市场化和国际竞争带来的挑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经济全球化、农业政策调整、技术创新等因素密切相关。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包括促进农业多功能性、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加强农村振兴战略在内的优化策略。这些策略旨在提升农业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同时保障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文章强调,深入研究社会结构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农业政策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某大型项目监理机构组织结构设计和组织结构变迁

工程建设项目的组织对项目成败起决定性作用,历来被管理者所重视。大型建设项目往往在不同施工阶段采用相适应的不同组织结构,要求管理者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和灵活运用管理学组织论基本知识。以某大型项目监理机构为例,具体阐述了其组织结构设计及组织结构变迁的过程,并从管理实践中总结了组织结构变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民营企业发展与“双重结构变迁”——透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发展经济学视角

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面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之间二元分割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面对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分割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双重变迁的30年。本文以修正的刘易斯模型证明,民营企业是30年来经济和制度"双重结构变迁"的支点,它担负着改变中国经济二元性的重任。要改造中国的二元经济,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仅仅按经典发展理论主张解决资本积累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制度结构变迁,完善各种政策支持体系,解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行业进入壁垒、融资约束等问题,创造各种条件促进民营部门的进一步发展。

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为了论证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一个索洛模型的基础之上引入人口结构变量,从理论上梳理并建立计量分析模型,应用中国1990~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混合OLS和工具变量法对人口经济变迁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是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1990~2010年由人口抚养比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约为1.4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15%。随着人口日益老龄化,未来的人口结构变迁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应通过提升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制度建设等来应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FDI、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变迁

本文从FDI与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在我国的实践出发,重点分析了FDI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并通过对FDI、就业结构及产值结构的两两Granger因果检验,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得出结论:FDI有利于促进第二产业就业及促进就业人口非农化;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FDI对第三产业影响不足,不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

产业结构变迁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实证

基于1999—2014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从合理化、高级化两个方面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分别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对碳减排起到积极影响;碳排放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减排活动中,应加强省域间合作,持续增加科技研发投入,重点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

结构变迁理论视角下的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障碍性因素分析——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一群体在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相对于一般的进城务工人员,由于加入了民族意识、民族宗教习俗、民族价值文化等因素,从而使其城市适应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本研究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出发,以兰州市流动穆斯林社会调查为基础,对影响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障碍性因素(民族因素、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阐述了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关键障碍因素:地理距离、经济条件及心理文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与以往的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关键障碍因素不同,制度因素已不再是阻碍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最主要的因素,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