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功能区设置与管理体制考察:上海浦东与天津滨海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发展,以功能区为主要载体。选择合理的管理体制,对于促进功能区开发开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透过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两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功能区设置及相关管理体制的演变,梳理二者特点,对比其异同,折射出在不同阶段,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应其功能区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安排,有其必然性,亦存在诸多个性化因素。这为未来新设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功能区设置及相关管理体制安排,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厦门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可行性研究

厦门市是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厦门特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同时也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先行的探索。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原有特区政策的普适化,特区发展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体制创新任重道远,迫切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形成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争取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无疑是厦门乃至整个海峡西岸经济区未来发展的一次难得机会。因此,厦门必须把握自身优势,发挥特区发展的先行优势和特色,把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一项重大的发展战略来看待。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改革模式的异同点分析

在界定和解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涵义的基础上,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改革模式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基本结论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种制度变迁内生化的变革模式,具有制度变迁累积创新传导机制。

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基于演化阶段及实现机制的视角

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的动态演化实现机制分析,其创新过程呈现从制度输入、制度发展、制度成熟到制度输出等四个阶段,每阶段其动力主体及实现机制各有特点。基于试验区制度创新的不同阶段,对策建议是:清晰界定"先行先试权",创新地方立法机制,保证制度创新动力输入;理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协调机制,促进制度输入有效推进;制定试验区工作的导则和评估方案,确保制度创新过程有效合理;创新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制度创新动力由"外"而"内";发展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职能,形成全社会创新创造氛围。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解释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涵义深刻,设立背景与以往改革模式明显不同。其作为制度内生的增长极发挥相应作用的基本前提是足够货币资本的投入。构建的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辐射效应及极化效应表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要构建制度长效累积创新机制,更要建立畅通的环境以实现制度的有效扩散,要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发展新模式。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产业功能区及其管理体制解构:天津滨海与重庆两江

产业功能区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优质资源的主要集聚地,集中了区域内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其管理体制直接决定着产业功能区的发展效益和发展质量。天津滨海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功能区发展及其管理体制设置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差异。通过对天津滨海新区与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功能区发展及其管理体制的比较可以得到启示:产业功能区定位是对中央赋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定位的细化;产业功能区承载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历史使命;产业功能区发展应结合地区要素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产业功能区不同发展阶段应选择不同的产业功能区管理体制。

授权立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法律保障的需求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改革攻关的重要战略举措,其实质是进行制度创新,必须依法推进。同时也要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供给。本文从分析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内涵出发,阐述了法律保障的需求,并针对我国目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法律保障供给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机理分析

制度创新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本质,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初衷所在。在系统回顾国内外创新空间扩散研究和详细分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效应、表现形态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初步探索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的内在机理。

日本的结构改革特区与我国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结构改革特区是日本为了推进全国改革和发展地方经济进行的一项规制改革措施。日本结构改革特区的实践与我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类似,对我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试验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在分析日本结构改革特区实践面临的社会经济背景,介绍其特征和实施做法的基础上就其绩效、存在问题等进行评析,进而思考对我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的启示。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的评价指标与选择策略

随着各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夺热情的高涨,研究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评价指标和选择策略,为国家在各地选取试验区时提供客观的、可以量化的判别标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提出,应根据候选城市的自身发展能力指标、制度创新能力指标和区域联系能力指标进行评价和筛选,选择那些区域主导优势明显、有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为依托的城市;进行选择时,还要遵循国家经济重心空间转移的动态规律。

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立法保障

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在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它在内涵、特征和目标等各方面不同于经济特区。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有力保障。目前我国的法制现状无法完全适应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发展,需要国家通过“授权立法”赋予地方特殊立法权,以推动和保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各项举措顺利进行。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土地制度创新研究述评

在我国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作为统筹城乡改革关键环节的农地制度创新问题受到学界高度关注。本文分析了现阶段试验区土地制度创新理论的热点,阐述了此方面研究的特点,取得成果的意义及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吉林省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刍议

从特区到开发新区再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发展过程是从争取国家给予政策支持到争取国家给予发展自由度的过程。吉林省资源丰富,但经济社会发展中却没有亮点,缺乏超常规发展的契机。因此,在国家将实行更加宽松的政策和更大的自由度来发展试验区的形势下,吉林省要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争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此作为区域发展的新契机。

浅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府管理职能定位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府管理的角色定位应随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需求而适时全面创新,转变权力的思维模式,正确进行自身的角色定位,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对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若干思考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先行先试,将在新时期为全国改革开放起到示范作用。当前这三个试验区的主要任务有:进行政府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创新型社会体制和机制,建立法制社会,建立循环经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进行金融体制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这三个试验区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真正落实“选行先试”的有关政策,给这些地区一定的空间。

成都与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比较研究

同处西部的成渝两地均是现代化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并存,具有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或"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特征,其统筹城乡改革具有典型性和共同性;但两市的市情及发展程度等历史基础不同也决定了其改革的差异性。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最快区域的特性出发,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走整体推进之路;立足"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的特殊市情,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则走的是渐进之路。两地改革的有效推进,将在欠发达地区乃至全国产生积极的"以点带面"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建立哈尔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想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推出的一项新的举措,它是我国继改革开放后建立的第二批经济特区。哈尔滨作为黑龙江省经济中心,有条件也有实力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哈尔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基本规划目标应确定为城乡统筹型与外联开放型城市,这样一个"两型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长久大计,将对区域的发展产生内生性的推动力,而且,这种发展是健康和可持续的。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与政策法制冲突问题研究

制度因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政策法律制度是正式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是在政策法律逐步完善基础上的改革,和早期区域经济发展缺少政策法律保障不同,更多的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在行政管理体制领域、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和社会体制改革领域都有明显表现。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不仅需要国家层面进行解决,也需要试点区域进行推动。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经验探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在此之前，国家按照“明确目标、划定范围、封闭运行、锁定风险”的原则，先后批准设立了上海浦东新区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9年来，各试验区充分调动地方主动性和群众首创精神，“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有序推进各项重点改革任务，改革试点取得了丰富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具有重要示范和先行意义的经验。

中部地区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战略意义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推动下的新一轮中国体制改革和创新。中部地区不仅与东部地区一样有创新的动力和机制,而且有着强烈的发展渴望和冲动,因为东部经验在中部地区无法复制。迫切需要通过试行试点创造中部模式,武汉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成为中部地区最合适的试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