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与地级市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质量,且该结论经过PSM-DID及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强城市财政支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3)微观层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成长期、非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作用更显著;宏观层面表明,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低市场化进程、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差异化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搜寻的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这可能与多数文献忽视环境规制(命令型与市场型)与绿色创新(策略性与实质性)的双重异质性有关。基于制度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构建“环境规制—知识搜寻—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采用285份企业调查问卷验证研究假设。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策略性绿色创新,市场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知识搜寻深度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知识搜寻广度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实质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地,通过fsQCA分析得到5种前因构型,其中,高策略性绿色创新与高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别有2条和3条。结论可拓展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维度,并为政府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企业应对外部制度压力提供参考。

组态视角下城市双元绿色创新提升路径探究——基于黄河流域57个城市案例

双元绿色创新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和谐共生的强劲动力。以黄河流域57个城市为案例,基于组态视角和“资源—政府—市场”框架,探讨三方面因素对城市双元绿色创新的协调联动关系,剖析驱动城市双元绿色创新的多重并发因果机制和组态路径。结果表明:单一要素不能构成双元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高探索式绿色创新和高利用式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存在差异。资源因素是实现高双元绿色创新的关键因素,研发人员对高探索式绿色创新的支撑作用最为显著,市场竞争对高利用式绿色创新的实现更为关键。该研究揭示了城市双元绿色创新的多条提升路径,对有效推动城市绿色转型进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绿色城市建设试点下青岛市绿色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青岛市是全国首个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点城市。在构建城市绿色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青岛市2012-2021年具体数据,从绿色创新投入、绿色创新产出、绿色创新环境、绿色创新转化4个层面,运用熵权法评价其绿色创新能力。结果发现,青岛市绿色创新能力在波动中呈现上升态势。基于此,从提高环境友好能力、保障知识产出、增加绿色创新投入和完善绿色创新服务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共生视角下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能级提升路径研究

面向国家碳达峰、碳中和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提升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能级是将国家高新区培育成为质量卓越的绿色增长极的重要途径。基于共生视角下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我国129家国家高新区为研究样本,采用DEMATEL方法对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能级的17个测度指标进行重要性排序,从中筛选出关键条件因素,运用fsQCA方法挖掘影响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能级提升的前因构型,从组态视角探析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能级提升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①具有多样共生性的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主体、绿色创新资源和绿色创新环境共同形成可持续绿色创新模式,对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能级提升具有重要影响;②驱动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形成高能级的3条路径分别为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主体辐射带动型路径、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资源优势引领型路径和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主体—绿色创新资源—绿色创新环境协同驱动型路径。可见,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能级提升具有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促进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能级提升,对于增强国家高新区绿色创新能力以及协同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农业上市公司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以2010—2021年A股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同时分析了绿色创新质量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质量在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与现有研究成果不同的是,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更显著。提出政府应该完善绿色创新保障、补贴、激励和成果转化机制,企业应该转变思维方式充分认识绿色创新的重要性,提高绿色创新效率等对策建议。

政府研发补助对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

针对政府研发补贴在装备制造业中对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结合锦标赛理论,阐述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机制。根据2011—2021年中国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企业绿色研发投入作为调节因素,研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果,而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在一定阈值范围内,政府研发补助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激励作用,但超过该阈值则会起到阻碍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政府研发补助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样,大规模企业相较于小规模企业,政府研发补助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

数字化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机制研究

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与市场竞争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具有提升作用,风险承担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与其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中央企业的促进作用比地方国有企业大;与规模较小企业相比,规模较大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相比,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安排和政府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驱动模式及其内在机制:基于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视角

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采用组态思维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探讨环境、资源、主体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联动效应以及互动匹配模式所蕴含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创新主体是促进区域高水平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区域高绿色创新能力的背后逻辑是由多重因素并发且协同匹配形成的多种不同路径,主要包括政府支持下的主体双轮驱动型、金融环境缺失下的技术主体弥补型、环境规制下的产学研促进型三种驱动模式。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均衡化稳步发展,应持续推进企业主体、市场导向、政府支持的绿色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培育以绿色技术、绿色项目、绿色产业为目标的政产研学战略联盟,加大绿色创新体制机制的精准化创设和协同化推进力度。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地方环境立法、环境司法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立法与司法协同视角

企业绿色创新是人与自然和谐现代化的基础和托底,是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战略的必然路径。基于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法从经济价值导向维度和生态价值导向维度衡量企业绿色创新,并以2007年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置专门环境法庭为背景,将地方环境立法与环境司法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0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地方环境立法与环境司法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具有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协同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司法协同环境立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环境成本和促进企业主动进行绿色战略调整来驱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经济价值导向绿色创新,企业更加倾向选择生态价值导向绿色创新,并且在国有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低的企业、处于经济上行期的企业、处于官员绿色政绩考核时期的企业以及管制行业企业中,协同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对政府推进环境治理、加速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ESG责任履行、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

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大背景下,ESG责任履行能否提升绿色创新持续性进而推动企业低碳发展,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以2014—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ESG责任履行对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积极履行ESG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强化二者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ESG责任履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助力企业持续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显示ESG责任履行对绿色创新持续性的促进作用在成熟期企业、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文章丰富了绿色创新持续性驱动因素和ESG责任履行经济后果的研究,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与企业绿色创新

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门槛变量,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门槛值后,退出威胁的正向作用得以显现。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此外,在机构投资者为抗压型、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或重污染行业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更显著。

ESG评级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价值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作为衡量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标准,旨在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绿色发展。完善ESG体系对提升企业投融资能力、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以及实现绿色经济目标意义重大。文章以2019—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ESG评级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注重ESG评级表现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价值,且绿色创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ESG评级表现与绿色创新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越注重ESG评级,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文章为上市公司重视绿色创新能力和提高ESG评级表现提供了经验依据,对加强ESG体系构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监督效应与激励效应的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新一轮产业革命驱动下企业的战略选择,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实施绿色创新主要通过监督效应和激励效应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好、所处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国有和重点排污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产生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更大。此外,数字化转型推进企业同时开展绿色独立和联合创新、同时积累绿色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研究结论明确了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为推进固体废物治理改革,贯彻落实“双碳”目标及探索区域绿色发展路径,文章以2016—2021年我国试点城市内沪深上市公司为处理组,采用PSM-DID方法进行准自然实验检验。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无废城市”试点政策渐进提升了试点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和质量;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环境关注度在试点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引入三重差分模型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显著,对国有企业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高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和质量提升均更显著。文章为“十四五”期间“无废城市”试点政策的推广提供决策参考。

服务化如何驱动绿色创新——知识整合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

绿色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服务化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化获取价值与资源,促进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构建服务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服务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知识整合、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揭示服务化驱动绿色创新的路径及边界。基于252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对绿色创新与知识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整合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组织合法性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以及知识整合与绿色创新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合法性正向调节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深化服务化与绿色创新研究,并为促进绿色创新提供指导。

城市群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来自城市群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群作为一种新型城镇化和区域一体化模式,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将城市群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城市群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群内企业的绿色创新质量和绿色创新总量。基于宏微观层面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群政策通过在宏观层面减少行政垄断和政府干预,促进微观层面资金要素集聚和人才要素集聚,进而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探讨城市群政策的空间效应发现,城市群对核心城市和非核心城市的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相较于单核心城市群,多核心城市群内企业绿色创新受到政策的正向影响更强。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城市群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评价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对于优化政府制度、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化与持续绿色创新——来自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证据

作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始动能,数字化与可持续发展是现阶段重要的战略方向,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探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剖析了数字化对工业企业绿色持续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可以显著促进工业企业的持续绿色创新,这一结果在历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可以通过减少融资约束与增加企业社会责任这两条渠道,进一步增强工业企业的持续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对轻污染行业的持续绿色创新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而在重污染行业中该效应不显著;并且,数字化对制造行业的持续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显著,而该促进作用在采矿业、能源与电力行业并未得到充分释放。本研究结果充分发挥了“风向标”作用,为企业继续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与绿色创新提质增效提供了良好支撑。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