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双线合一与戏剧性——《河山传》艺术形式分析

作为一种疏朗型写作的长篇小说文本,《河山传》在充分彰显贾平凹非同寻常概括和提炼能力的同时,也在艺术形式上体现出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编年体方式的自觉运用,二是一种双线合一艺术结构的营造与设定,三是戏剧性手段的适度运用。除此之外,《河山传》在艺术形式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一种以不写为写的暗示性描写方式的精妙运用。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应用价值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按照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品五个要素整合信息,以地图的形式直观呈现唐宋时期文学创作的时空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有效运用这一平台,可以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唐宋文人的行踪轨迹与文学创作的关联性,增强文学版图的空间印象,培养研读文学作品的编年系地意识;该平台凭借其权威全面的资料,能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不过,该平台对所有地点的创作资料只作简单的编年排列,并且缺乏阅读暂停功能的设计,这不利于用户快速定位所需信息。

数字文学地图在高校“唐诗宋词鉴赏”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为例

数字文学地图将文学作品的作者、作品与地理空间相融合,全景式呈现某个时代的文学整体面貌。在“唐诗宋词鉴赏”课程中运用数字文学地图可以提高教学信息化水平,有效发展学生的文学空间思维,提高学生诗词鉴赏水平。在此背景下,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为例,考察数字文学地图在高校“唐诗宋词鉴赏”课程中的应用,阐述数字文学地图在应用中的思考与启发,促进高校诗词鉴赏教学的发展。

汪元量出塞诗编年考——兼论其塞外行程与心迹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汪元量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年的上都之行。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出居庸关》《长城外》等14首出塞诗歌。根据行程及诗意,可以为这14首诗歌编次纪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春,汪元量一行从大都出发,同年抵达上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汪元量一行经净州路天山县,南出阴山,返回大都。

后出转精 臻于大成--评李欣《李纲作品编年系地谱》

李欣致力于宋南渡文学研究二十多年,新著《李纲作品编年系地谱》,2023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谱丛刊》的成果之一,对李纲及唐宋文学编年系地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创获有三:一、濯旧出新李纲是宋南渡时期的风云人物,位居“南宋四名臣”之首,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文学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故而自宋至今,李纲都得到了学界的关注。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事的一次系统总结——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事编年(1896-1956)》

郑锦怀先生所著《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事编年(1896-1956)》一书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拓展编年方法在图书馆史研究中的应用场域;深化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研究;促进图书馆学知识积累。该书的特点为:视角新颖、史料丰富、索引完备。但是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

方法、内容与视野——史学研究视域中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年史》

俞樟华主编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年史》(上、下)全面展现了1917—1949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就方法而言,该著作采用编年史的研究方法,以时间为序进行史料的编纂与整理。就内容而言,该著作梳理了33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历史史实,所采用的文献类型多元而丰富。就视野而言,该著作视野宏阔,兼收并蓄,关注到以往研究中被相对忽视的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难得的编年史著作,该著作具有溯本清源之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领域研究必有助力作用。

新时期编年体小说的时间结构——以《战争和人》《伪满洲国》为例

新时期陆续出现的编年体小说,将史体中的编年体体例引入目录,是为了在章题处增设一种时间结构,从而和正文中新的时间观念形成对话关系。王火《战争和人》在章题中预设正向、进步的时间构架,以统合正文从“背面”描写的历史;迟子建《伪满洲国》在章题处的宏大、线性的时间建构,旨在用形式弥补正文虚化的、日常的时间之不足。形式特殊的编年体小说是历史小说的分支,其流变过程既彰显出新时期时间书写的分化,也见证新历史主义从崛起到衰落的过程。分析编年体小说的时间结构,对理解新时期“某某体”小说文体的新探索,以及扩展小说“副文本”目录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谁解了德安之围——兼考张镃词《水调歌头》及项安世诗歌编年

开禧北伐失败后,中路襄阳、德安府被金人围困,直接威胁鄂州。德安府被围一百零八天后,广大人民忍死共守,诸将与金人斗智斗勇、奋力拼杀而解围。德安府通判王允初是主导德安保卫战的总指挥,其功在首;湖广总领兼知鄂州项安世增派援兵,打破了双方力量的平衡,最终实现德安之围的破解。其他如薛叔似、吴猎、李师尹均无多大作为。据此史实,可将开禧年间张镃词《水调歌头》《满江红》及项安世创作的诗歌作确切编年。

音乐文学中的情感表达与文化传承——评《百年乐府——中国近现代歌词编年选(一)》

音乐文学是文学的一个特殊门类。音乐是革命斗争中的一个有生命的武器,即音乐创作不仅仅是音乐技术的操练,更是人们思想和生活的某种反映或表现。从公元前约一百年汉武帝设立专管音乐的官署“乐府”开始,经魏、晋到唐、五代、宋,直至元、明、清,这种因配乐歌唱而产生的合乐诗歌,就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长达2100余年的历史脚步,绵延不息、从未中断,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明纪编年》与朝鲜英祖朝经筵

《明纪编年》十二卷,题钟惺撰、王汝南续补,或是假托钟惺之作。《明纪编年》在清初被刊刻后,获得广泛传播。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明纪编年》遭到禁毁。该书传入朝鲜王朝后,成为肃宗和英祖时期的经筵教材。尤其英祖时期,君臣于经筵中研读和讨论《明纪编年》,内容包括选贤任能和改革弊政、阐述为君之道、讨论朝鲜王朝弊端和评价崇祯君臣等,目的是以史为鉴。《明纪编年》在中朝之间影响的差异是当时中朝不同政治状况的反映。

手抄本艺术与政治神学——瓦卢瓦与勃艮第《法兰西大编年史》的角色

《法兰西大编年史》在13世纪至15世纪的反复编纂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珍贵副本。本文通过对这些手抄本的详细分析,探讨了瓦卢瓦王室和勃艮第公国如何利用艺术赞助传递政治话语。瓦卢瓦版本通过巧妙运用百合花纹章和历史人物形象,结合法国王室政治神学的一贯传统,以强调其作为法兰西王权合法继承者的地位。相比之下,勃艮第版本采用更为微妙的策略,在保留法兰西历史认同的同时,试图构建独立的政治实体形象。本文认为,这些手抄本不仅是历史记录,更是积极参与中世纪法兰西政治话语构建的重要工具。通过对插图、纹章和文本叙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法兰西大编年史》在塑造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中的关键作用,反映了中世纪晚期法兰西文化和政治权利之间复杂的运作机制。

可视化的日本史——以插图编年记为例

从古代流传下来许多编年体史书,无论是作为国家大事来编定的六国史,还是私人撰写的史书。这样的编年体史书,到了江户时代被作为商品来出版和销售,出现了许多迎合民间需求的特点,比如增加插图。用插图来表示历史事件的“插图编年记”,可以使历史事件视觉化和表象化。《新补倭年代皇纪绘章》(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正德三年癸巳改正年代记新绘抄》和《新补倭年代皇纪绘章》(立命馆大学图书馆藏)就是插图编年记,记录的内容包括政治事件、事件的原委、灾害、吉祥、怪异等的事情,还有一些古代流传下来的传说。在插图编年记中,有关于吴越争霸等中国历史故事和插图。插图编年记中还特意在最后留出几页空白的纸张。这样做,是为了让读者记录此后每年发生的事情。如此,插图编年记达到了强调读者自己也是历史性的存在的目的,并且暗示和鼓励读者参与编年记的编写。

裴学海著述编年

裴学海为一代语言学大家,不唯《古书虚字集释》嘉惠学界,其古籍籀读、音韵研究、古汉语教材也多有胜义。唯学界知之者少。今藉董理裴氏著述之机,将其生平发表学术文章、杂文、诗词、学术著作按照年代分别系入,以见其学术前后变化之迹,并为裴氏研究提供线索。

苏轼词二首编年辨证

学界关于苏轼《点绛唇·闲倚胡床》《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二词编年问题的争议颇多,通过对《方舆胜览》等宋代文献的考察可知,《点绛唇·闲倚胡床》一词当作于苏轼元祐七年(1092年)守扬州时,赠予对象为晁补之,且该词在宋元时流传的文本与现今通行版本存在差异。而《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一词向来缺乏准确系年的依据,结合苏轼生平、咏花诗词的创作习惯推断,这首词应写于他元丰四年至六年(1081—1083年)谪居黄州期间。

古代编年体志书的范式——康熙《平乡县志》述论

康熙《平乡县志》是古代志书中比较罕见的编年体志书,仿效嘉靖《滦州志》而修,意在使方志体例向史法靠拢,具有编年叙事体例、叙论结合以及在各卷末设置《附遗》《存疑》《辨误》的编纂特点。通过该志,基本可以知晓编年体志书是如何完整记述一地地情的。无论是在志书编修史方面,抑或在该志留存的史料本身,都具有重要价值。

深稽博考,缀玉贯珠——读《民国词学编年史》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中国处在近现代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尽管只有短短三十余年,却是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最为激荡变幻的时期。作为书写时代、社会、人生的旧体文学之一,词,在民国仍充满生命力,民国词人、词社、词集、词作以及词的研究得到极大发展。21世纪以来,在打通古今、贯通词史的观念下,民国词成为词学领域新的热点和学术增长点,学界在民国词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目前的不足也显而易见。

杨澄甫宗师编年行述

马伟焕、路迪民两位先生曾先后撰写《杨澄甫年表初探》《杨澄甫先师年表》,随着媒体网络的更新与完善,许多有关杨澄甫先生的新资料被陆续发现、公开,尤其是其南下期间,不少报刊媒体均有详细的报道记录。今将收集到的杨澄甫先生的文献资料进行相应考析论证,经杨澄甫先生后人阅示,提供完整信息,重修补缮,并按编年体例整理出此文,以飨读者。

论《海蒂编年史》中的女性衰老困境与身份诉求

美国女剧作家温迪·瓦瑟斯坦代表作《海蒂编年史》以幽默诙谐且寓意深刻的话语,刻画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中老年女性形象,她们在面临情感和事业困境时的艰难选择,书写了她们在实现女性身份认同道路上遭遇的女性衰老困境,展现出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影响下女性对于身份认同的诉求。本文通过论证《海蒂编年史》中体现的女性衰老困境,并通过主人公们走出困境的方式,重新实现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进而更好地提高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作为新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地位。

“大历史观”下的宋庆龄——读《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史事编年(1921—1981)》

2023年7月,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撰的《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史事编年(1921—1981)》由中国中福会出版社出版,以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诞辰130周年。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生于上海。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她是民革中央第一届名誉主席。1981年5月16日,宋庆龄同志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她是第一、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