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事权利救济的完善——以编纂民法典之民法总则为视角

《民法总则征求意见稿》延续潘德克吞思想体系,总则设立后整合民事部门法律设立分则。制定民法总则应以《民法通则》为基础,在总则中规定民事责任符合我国已形成的立法传统。民法总则不仅是将民法分则中的共通规则提炼并抽象化,而且需要将民法的逻辑结构在民法总则中有完整的呈现,奠定民事权利救济的地位也就是突显我国民事立法是以民事权利为核心的制度设计。

编纂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考虑

编纂民法典具有重大意义,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编纂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编纂民法典的重大意义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编纂民法典,就是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形成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的法典。

民法典编纂知识史与当代中国民法典特色

从知识史的视角来梳理近代欧洲民法典编纂,无疑会为理解当代中国民法典提供重要的知识支援以及反思的参照物。中西古今都存在集合式的法律汇编,而在理性思想指导下,以特定的工商经济需要作为基础,围绕个人权利本位,进而实现民族国家法律统一,并以逻辑化、体系化方式编纂民法典,是近代欧陆民法法系的现象。防止法官擅断,实现权力平衡,满足自由竞争经济,划定个人与国家的法律边界,构成了近代欧洲民法典的立法用意。然而,法国、德国的民法典对公共福祉失却先见,更遑论对社会伦理、实质正义进行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既汲取以往的民法典编纂经验,又弥补其缺失,在恪守逻辑化、体系化的同时,始终以中国的现实生活为鹄的,在保障个人权益,促进社会主体创造性、积极性时,注重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实现平衡。实践中,面对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内在的张力,需严守职业主义与现代知识分工,以法律教义学方法兼顾民法典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融贯,以敏感识见、精细操作的解释论来解决。

编纂民法典必须肃清前苏联民法的影响

1949年彻底废除国民党伪法统包括民国民法之后,形成了我国民法的空窗期,前苏联民法乘虚而入,并被奉为经典,影响了长达30年的中国民法的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其后,由于民法领域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进行彻底的拨乱反正,致使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具有政治偏见、理论基础落后的前苏联民法继续影响着我国民法,甚至仍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着广大的人群,有些还被奉为民法传统,无法彻底清除。在当前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进行彻底清理,把不符合我国现今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前苏联民法糟粕清理干净,进行拨乱反正,用正确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指导民法立法,保障我国民法典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适应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需要。

经由编纂民法典实现民商合一——兼评《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与《商事通则立法建议稿》

随着再度重现的民法典立法热潮,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也再度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商事规则缺失、商事空间过狭,民事立法对商事特殊性照顾不周,形成我国商事立法严重滞后于商事实践需求的现实,这也是商事通则的缘起。然而商事通则面临着两大困境:商法本身难以抽象出共同规则,过于抽象的商事规则又与民法规则相同。编纂民法典应当吸收商事通则建议稿中对民法立法形成重大突破的内容。经由编纂民法典实现民商合一,为商事发展预留充足的空间、完善相应的商事规则,是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

以十九大精神统一编纂民法典的人格权立法思想

十九大关于'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论述,为编纂民法典规定人格权编指明了方向。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应当贯彻好这一要求,在编纂民法典中统一思想,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把我国30年来人格权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的经验写进人格权编,为保护人民的人格权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这一立法举措,体现了21世纪民法典突出人格权法立法的时代特点,解决的是人格权法立法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要措施。这一论述对于加强我国法治大国的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维护民法典逻辑和体系完整的必要方法。

对当前民法典编纂的反思

当前民法典总则立法正在进行,学界关于民法典编纂的讨论应当是一场学术讨论,而不宜越出正常的学术轨道。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立法权高度集中的前提下,中国民法继续发挥现有《民法通则》和地方"司法联邦主义"倾向的长处或许是最好的。潘德克顿式的民法总则对中国而言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采用这一模式无法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立法资源,也无法突出契约的重要性。如果要制定潘德克顿式的总则,则必须分清公和私、民与商的关系,并处理好一些原则性问题。就潘德克顿体系中最核心的法律行为而言,可以考虑抛弃民事行为概念;保留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将行为能力问题放到法律行为当中去考虑;重新安排意思表示瑕疵所导致的法律行为效力障碍;充实处分权和处分权限制的规定;原则上确立撤销所涉及的行为自始无效,同时允许例外;将可变更理解为可调整的行为,等等。

《民法典》编纂催生2.0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长期以来,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范依附于民事实体法,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不触及现有立法存量的情况下应作增量规定。鉴于《民法总则》以及即将审议的各分编剔除了法律适用规范,对现行各类法律适用规范重新进行整合已势在必然。综合考虑现阶段的立法基础、立法成本、立法效率,以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基础,对现行各类法律适用规范进行系统化、集成化的编纂,打造2.0版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功效,因而是立法机关最有可能的选项,也是现阶段国际私法学界亟需研究的应用性问题。

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争论--兼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两个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

按照"两步走"工作方法对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是党中央为民法典编纂确立的基本遵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出人意料地起草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并在人大常委会换届时印发人格权编草案征求意见稿,置我国传统立法经验于不顾,且违背法律文件起草的常规。中国法学会将个别学者的意见当作法律界、法学界的普遍意见,要求民法典设立人格权编。将人格权概念与人身权、财产权概念相提并论,违反《民法总则》的规定,违背民法学常识。人格权迥异于其他民事权利,具有防御性、先在性、不可定义性、不可言说性,无法套用一般民事权利的基本构造与法律逻辑。以权利法思维制定的人格权编草案,既不能作为行为规范,也不能用作裁判规范。只有人格权侵权责任法才可能作为裁判规范发挥作用。立法者只要完善侵权责任规则、刑事责任规则,就足以保护人格权。我国民法典编纂不应重蹈《乌克兰民法典》之覆辙,应吸收发达国家立法的有益经验。

论俄罗斯民法典的编纂及其历史继承性

俄罗斯民法学产生于18世纪后半叶,可谓历史久远,基础深厚。在俄罗斯历史上共制定并通过三部真正的民法典,即1922年和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以及1994—2006年分四部分分别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三部民法典都是社会变革的产物,因而每部法典都以否定前一时期的民法学原则为宗旨,但是,这三部法典又都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每部法典的结构体系和制度规则又均以前一部法典或法典草案为基础,体现了法典编纂的历史继承性。

论民法典编纂中知识产权不宜独立成编

民法典总则民事权利体系虽应对知识产权作出规定,以彰显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纯正其私权属性,但民法典分则中不宜设置独立的知识产权法编,知识产权法应当保持现行民事单行特别法的立法模式。主要理由是:世界上从未有过成功范例;知识产权的变动性和民法典的稳定性不协调;知识产权立法中的大量公法性、程序性规范和民法典的私法属性相矛盾;知识产权法独立成编不能增加知识产权法的规范能量;难以将知识产权法中私法性、实体性规范和公法性规范、程序性规范截然分割,单独规定在民法典中。在民法典之外制定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典也不可取,主要理由是: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之间性质迥异,难以抽象出适用于所有知识产权法的一般规则;世界上没有成功的先例,《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只不过是一部所有知识产权法规范的汇编。

论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兼谈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传统的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现代各国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对传统的民商立法模式进行适当调整。在民商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应当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是:在对传统私法做成功的现代转化的前提下,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

民法典编纂中的土地权利体系再构造——“三权分置”理论的逻辑展开

物权权利体系的核心是不动产物权体系,而不动产物权体系的重点则是土地权利体系。基于对民法典的外在体系与内在体系的认知,我国现行《物权法》中关于土地权利体系的规定尚需进一步完善才能够纳入民法典物权编。本文提出将土地权利体系作为一个独立的物权体系进行构建,应当将土地权利划分为三阶层: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用益物权与土地担保物权;并在此基础上,应用“三权分置”的基本原理重新构建现有的土地使用权制度。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国际私法立法体例论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颁布迈出了民法典编纂的重要一步。首先起草的是总则部分,将来作为解决涉外民商事争议的国际私法规范是否纳入民法典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通过考察现有国际私法立法结构可知,从近期目标看,应以民法典编纂为契机,完善国际私法相关立法;从远期目标来看,应制定一部独立统一的《中国国际私法典》。在制定法典的过程中要把握两个原则、凸显"三个协调",以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际私法立法体例。

当前我国民法典分则编纂的几点思考

民法是科学、体系化而且讲究实用的制度系统,民法典分则的编纂除了体现民法总则所体现的法律思想及基本制度安排之外,还应该在各个独立的分编之间实现融洽的体系化和制度安排。因此,我国民法典分则已基本确认继续坚持潘德克顿的体系模式。侵权责任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我国民法典的编纂脱离了潘德克顿体系,也未否定债法的大体系格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为了贯彻人格权保护的原则,是为人格权受侵害建立请求权的法律基础,而不是要为人格权转让提供法律依据。合同法独立成编、不设立债法编,但是在合同编的一般规定部分体现了债法总则要求,已经有条文实现了债法基本要求。区分原则在物权编和合同编得以体现和贯彻,是我国立法科学性的显著进步。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编纂研究--我国《侵权责任法》修订入典的初步构想

按照全国人大的构想，我国民法典要设立侵权责任编，这就意味着，我国《侵权责任法》要经过修订而纳入民法典。在这一修订入典的过程中，立法者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纠结于“大修”还是“小修”，而是当修则修，并且，应当兼顾“当下面向”与“未来面向”。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应当尽可能强化规范意义，作出比较细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修订编入民法典时，诸多具体的规则都需要完善，这尤其要从司法解释、法学研究成果、比较法、司法实践经验之中寻求灵感和智慧。

中国民法中的“层累现象”初论——兼议民法典编纂问题

中国民法和民法理论均面临"层累现象"的困境。立法者制定民法典的政治功利性、法律移植的副作用和路径依赖的堆叠效应等因素共同造就了民法"层累现象"的形成;其表象为民法体系中的概念混淆不清、制度和规则之间互相抵牾、民法与民事特别法间错综复杂关系等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注重中国民法学说史研究,坚持以中国问题为民法研究转型的中心,秉承解释论研究的三条解决方案。

论民法典编纂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影响

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揭开了我国优化民事法律体系的序幕,同时也对中国国际私法的法典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拟从立法技术层面对中国国际私法面临重新构建的历史性课题进行理论辨析,并就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的现实路径进行实证分析。

绿色化与我国民法典编纂

绿色化离不开法律的保障,我国《民法总则》规定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原则,是绿色化理念的法律化。编纂民法典分编应进一步贯彻这一原则。民事主体应享有保护环境、利用环境、享有良好环境、请求停止环境侵害和赔偿损失的环境权。必须摈弃个人主义所有权理论,构建绿色物权,规定物权人在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之下对特定的物享有支配和排他的权利。环境责任不仅包括污染后救济,也包括停止侵害的预防责任。现行《侵权责任法》章名"环境污染责任"应改称"环境民事责任"。依环境权法理,民法典应明确规定污染者负担原则和环境修复责任,规定公民提起公益环境诉讼的权利以及共同环境污染者的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