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综合治理实践的国际认知偏差及其因应——基于对美国智库的考察

[研究目的]中国网络综合治理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国际上对中国网络综合治理实践存在着认知偏差,分析其偏差情况和原因,可以为健全我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供启示。[研究方法]基于美国智库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从行为、意图、影响和对策等维度分析认知偏差情况及其动因。[研究结论]美国智库存在着较为系统的认知偏差,错误地认为中国在网络综合治理过程中采取不当手段、抱有不良意图、带来严重后果,将中国视为“危险的创新者”“秩序的破坏者”与“利益的盗窃者”,并提出对抗与合作并存、内外部同步建设、软硬实力共同提升的应对策略。这些认知偏差受到国际斗争、网络治理、中国自身与智库内部等方面的影响。对此,我国应用好认知博弈对抗和对话合作两种手段,讲好中国网络综合治理故事。

新形势下山西省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研究

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在新形势下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认真研究已有的网络综合治理相关理论及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山西省的实际情况,构建出一套由网络内容体系、组织运行体系、防护保障体系等三个子体系构成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在实施治理的过程中,坚持以统谋治、依法施治、技术强治、协同共治、以德促治的策略,积极探索合理有效的实践路径,期望更好地促进山西省网络空间全方位的有序发展,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空间。

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有效路径

网络传播技术的勃兴加之网络通信设备的普及,助推网络舆论成长为主流舆论。在网络化时代,网络舆情治理行为的指导理念、主体构成以及具体方式都要面对网民群体的审视。检视有关网络舆论治理的既有研究和治理实践,可以发现,传统的网络舆情治理行为内蕴了道德风险、效力不足风险和民意渠道受阻风险三重风险。而建设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在理念上,应致力于从旨向"维稳""应急"的管控平抑思维向以"合法""效率""协商"为核心原则的舆情治理思维转变;在实践上,应构建以公权力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由舆情监控、舆情干预、事后问责等机制构成的立体式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同时,应着力完善网络治理法律体系,将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内嵌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网络综合治理的“五大主体”与“三种手段”——新时代网络治理综合格局的意义阐释

立足新时代,面对新问题,我国的网络治理综合格局逐渐形成。网络治理综合格局的构建既是新时代的要求,又是国家安全建设的需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在网络治理综合格局的阐释意义中,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与网民自律等"五大主体"构成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经济、法律以及技术等"三种手段"诠释着治理的方法论意义。

新时代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探索

建设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的治网格局是建设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因而需要有效凝聚网络综合治理共识,严格规范网络综合治理合作行为,全面优化网络综合治理的资源配置,切实提升网络空间治理能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享网络发展成果时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

构建法德兼备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理论阐释和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大要求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为互联网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指明了方向。从理论上看,网络治理法治化是互联网治理的必由之路,但考察我国的网络治理实践可以发现,以"管制平抑"思维指导下网络治理模式内蕴了网络治理的道德风险、效力不足风险以及民意阻塞风险。这要求我们在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时,必须重视网络治理行为的次生风险,完善以公权力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做好互联网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建设,充分发挥道德规则在网络治理中的作用;注重网络治理的长效性建设,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新时期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中的法治与技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的网络治理新目标,其本质是建立以技术治理为基础,以法治为手段的网络全生态治理体系。本文探讨法治与技术在新时代互联网治理中的辩证关系,进而提出未来网络法治技术化才是综合治理重中之重的创新观点。

中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与构建维度

自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信息革命加速推进,新业态的涌现、新安全的出现、后疫情时代的现实需要等,都让网络治理变得更加迫切。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经历了管网治网、综合治网、发展治网三个网络治理阶段。在梳理演进历程的基础上,下一步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思路也日渐清晰,就是坚持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治理手段多样化,推动治理目标具体化,秉承多层面推进的思路进行建设。

答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时代之问——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不仅是网络强国建设的关键一步,也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对网络综合治理内涵进行解读,并对网络综合治理立法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加以评析。网络综合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伴随新技术新业态新问题不断涌现,要在深化网络综合治理理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相契合认知基础上,在反诈实践中探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激发共治主体的能动性,实现共治机制的长效性,发挥共治工具的有效性,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贯穿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进程之中,以构建网络安全社会治理共同体,回应时代之问。

中国共产党对网络综合治理的领导:基本理念与实现路径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已全面渗透社会经济生活,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要面对的“最大变量”,因此,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对网络的综合治理。对网络综合治理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理;具体方法包括加强组织领导、依靠人民群众、重视应用新技术、把控核心关键节点等。如此,才能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全面体现在网络治理之中。

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

网络空间的治理影响着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做好网络空间的治理需要各方主体共同努力,不断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同时结合我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目标,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背景下公安机关网络谣言治理策略研究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悄然改变。与此同时,网络谣言进人们的视域,给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带来严重危害。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公安机关必须深刻认识到新形势下网安工作的重要意义,着力提升维护网络安全能力,积极推动网络社会治理创新,坚决维护网络公共安全,不断完善网络谣言治理策略。公安机关应采用先进的手段,检测、识别网络谣言,追溯造谣者,将其绳之以法,还原事实真相,从而降低网络谣言的危害,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四重维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网络是时代演进催生下的产物,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多维、立体的社会系统工程,是构建网络强国的关键步骤,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现实-技术-文化”四重维度来剖析我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独特性,是明确回答“治什么,谁来治,怎么治”这一问题的前提条件。

网络综合治理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构建科学的网络综合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可以有效衡量网络治理的现状,对明确未来网络治理工作任务和要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网络综合治理的内涵,本文从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五个方面出发,涉及三级指标,探讨设计网络综合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并从指标权重的确定、数据的采集、无量纲化三个方面阐释如何运用指标体系,力图构建一套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网络综合治理评估指标体系。

整体性视阈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整体性思想的观照和整体性治理范式的运用。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可以从生成逻辑、问题逻辑、思维逻辑、行动逻辑四个层次进行把握。其中,时代演进、矛盾转化、动能转换、方式演化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的生成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历史必然性;网络空间问题的整体图景、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和现实镜像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问题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现实必要性;总体性思维、相关性思维、大数据思维、公共性思维、跨界融合思维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思维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方法科学性;主体合作共治基础上的思想引航、目标指向、手段规范的"一体三维"结构体系,构成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行动逻辑,呈现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可行性。

中国网络综合治理的历史生成、现实问题与发展进路

中国网络综合治理是从分业管理到跨部门协调管理再到三网融合的历史过程逐步生成的。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网络综合治理理念基本形成,但对其与国家治理理念相契合的认识不够;治理架构已有整体设计,但基层组织作用明显不足;治理制度初步定型,但制度的实际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治理方法已具实效,但面对新情况需要创新改进。从未来发展看,要全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与国家治理理念相契合的认识;要抓好基层治理主体建设以具体化“综合治理路线图”;要继续推进制度供给的科学性和制度落实的有效性;要充分运用智能化技术手段以提升网络综合治理成效。

从分散到综合——网络综合治理的机制及其限度

肇始于社会治安领域的综合治理原则,目前已经成为网络治理的国家方略。面对复杂的网络治理任务,网络治理呈现出从分散到综合的趋势,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网络治理及其资源的综合依然存在诸多限制,其中主要是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协同合作以短期性和浅层次为主,综合治理未必带来更大的治理力度,专项整治存在运动式治理的弊端。如何更好地盘活和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和手段,既是未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及其发展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网络综合治理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智能化与生态化: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发展方向与建构路径

[目的/意义]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现实需求。[方法/过程]探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困境,从组织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技术保障体系、伦理信用体系和生态评价体系五个主要部分,系统阐释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基本组成。[结果/结论]针对我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发展的实际情况,从"智能化"与"生态化"两条主线探讨了主要发展方向,并从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内容平台和政策理念等方面提出了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建构路径。

论新时代网络综合治理法律体系的建立

[目的/意义]从法治的角度解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等新战略,就需要研究网络综合治理法律体系。[方法/过程]通过梳理中外学者关于互联网立法的论述,发现分层思维的重要性,据此以网络使用为内核,可以从两个层次定义网络综合治理法律体系的内涵。[结果/结论]在此基础上,剖析了网络综合治理法律体系的内部规范结构,结合现阶段的立法现状发现其重点在于维护网络安全、促进网络交易和网络服务、防范网络犯罪等方面,但是在保障网民权利、促进政府治理转型、完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网络司法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于是建立新时代网络综合治理法律体系应该按照"夯基础、查漏洞、补短板"的路径进行,并提出了应重点加强的立法。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与未来数字社会形态重塑研究

中国特色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是中国网络治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和突破。从以信息内容为中心的互联网时代到以数据为中心的智能时代,中国实现了数字社会最大的范式转变。中国数字社会发展迎来新的转折,中国的数字社会建设也采取从防御战略转向进取型战略。未来的数字社会形态是数据作为第一生产要素的社会形态,也是以数据作为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核心因素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