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背景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面向与程序供给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日益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逻辑在权力制衡、持续审查、比例原则等三个方面得以展现,所具备的程序功能有利于释放轻罪治理效能、缓解轻罪治理末端压力、控制轻罪审前羁押溢出效应。在当前“捕诉一体”办案模式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面临着审查主体的追诉倾向客观存在、审查程序启动困难、审查方式行政化、审查标准把握不规范等问题。随着“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深入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协商性司法等新特征。协商性司法在客观上可以减少审前羁押,非必要的审前羁押会对协商性司法的正当性产生不利影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本身是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时协商性司法为进一步发挥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提供了制度空间和理念指引。通过强化依职权主动审查、构建审查闭环,适度简化审查标准、明确“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把握参与协商的本质、纠正听证程序的异化倾向,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将更加贴近轻罪治理需求,为构建现代化犯罪治理体系提供必要支撑。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的通知(高检发〔2023〕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评估工作,规范羁押强制措施适用,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共同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程序运行的审视及完善

《羁押听证办法》的出台正式将听证程序引入羁押必要性审查之中,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带来了新模式。通过审视听证程序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的实践运行现状,发现其存在着部分听证审查案件的启动之必要性存疑、辩方人员缺席、程序流于形式化等问题。为切实保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司法公信力,应严格限定听证审查的适用范围、保障辩方人员参会、加强实质听证审查,大力促进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程序的诉讼化发展。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论与实践——兼议我国未决羁押制度

未决羁押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高羁押的情况一直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是我国刑事追诉中特有现象和突出的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对于改变目前未决羁押的现状有积极作用,也体现了对逮捕执行情况和未决羁押的监督。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司法实践刚刚起步,从启动的主体来看,检察院、被羁押人员、被羁押人员的律师与近亲属都可以提出申请来启动,审查主体应由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统一行使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权力,可采取书面审查并听取各方意见及对被羁押人进行询问(讯问)的方式展开,同时丰富羁押替代性措施,并借鉴美国羁押审查标准、方式和内容,为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提供参考。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理分析与实践型态

法律制度正当性的阐释大体上可以分为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条路径。法律实用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内在法理。本质在于,由中立司法官对羁押必要性加以审查,严格限制羁押适用,在实现普遍正义的同时,亦能关注个案公正。《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作了规定,但内容较为概括和原则,应当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方式、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和方法、审查后的处理与救济等作出细化规定,以便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改革逻辑

超期羁押、高羁押率属于我国司法体制的顽疾之一。虽然其具有方便侦控进行及保障社会安全等实用主义方面的价值,然而却属于对公民基本权损害最为严重的措施。因此,这也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确立的最主要立法目的。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而言,其具有相对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法治进步之体现。但是,其在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理由/标准等方面存在设计技术方面的缺失,因此需要在现有的体制限度内进行修正或者调适。这可以通过确定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增强程序的对抗性及公开性,保证被羁押人上诉/申诉救济权利等方面,从而在一定限度内实现被羁押人基本权的保障。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施原则及其实现——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为视角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施应当遵循内容科学、程序便捷和协调对接原则。羁押必要性审查内容的标准应参照逮捕审查标准,具体审查反映人身危险性的内容、具有潜在社会危害性的内容、妨碍诉讼可控性的内容、体现羁押人道主义的内容及不得不羁押的客观情形;审查程序机制应当充分利用现行的办案人负责——集体讨论——检察长审批流程;协调对接原则的落实首先需要明确侦查监督、公诉和监所检察部门关于羁押审查案件的分工,进而建立公、检、法三机关共享的羁押审查信息平台。

论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羁押不是独立的刑事强制措施,它是逮捕后的必然结果,具有预支刑罚的性质,而且有悖于无罪推定这一基本原则。长期以来,高羁押率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备受诟病。为限制羁押适用范围,不仅应当在羁押开始之初设置实体性和程序性障碍条件,在决定采取羁押措施后还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定期复查,将其纳入动态考察机制,严防不当羁押、超期羁押。文章以羁押必要性审查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现实状况,深入分析问题产生原因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对进一步加强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中的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院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施模式研究——以刑事羁押救济为视角

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施模式①的争论中,主张监所检察主导模式者和主张侦监部门主导模式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及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定性不同。从刑事羁押救济理论和我国的羁押救济实践来看,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应被定性为一种羁押救济权,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应被定性为一种羁押救济制度。从刑事羁押救济视角来看,监所检察部门应成为羁押必要性审查机构的主导人选。

羁押必要性审查:问题与出路--基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的分析

随着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惩治活动的展开,羁押必要性审查再次成为社会热点.持续20年之久的羁押制度改革,以实践中不能见效、审前羁押率高位徘徊而再次引起理论界的反思.单就程序理性的缺失而言,审查的程序性规则模糊、程序制度设计的技术理性不足、救济程序的制度供给不足、相对人权利保障缺乏刚性、审查主体的中立性和独立性缺乏等,仍然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及其实践的痼疾.其中,检察监督的边界模糊,便宜公权力行使的形式主义程序规则以及治罪型侦查体制是其深层次原因.回归实质性程序正义,变更羁押乃至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理念,立足以权利为本位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应然价值秩序,推进系统性的制度改革,将是打破既有改革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必由之路.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完善

自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设立以来,其运行模式历经三次变化,目前仍存在诸多理论争议和适用难题,限制了其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要解决当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践中存在的主体中立性不足、审查标准不够科学明晰、审查流程有待完善以及审查效力缺少刚性等问题,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和审查标准是关键。建议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依托听证会制度,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兼具“检察监督”与“司法审查”双重功能;修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区别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立案标准与裁定标准,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完善审查的主体、程序、效力及救济途径等制度运行模式的具体内容,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进行立法完善。

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看逮捕概念之重构

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新增了检察院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须羁押进行必要性审查程序。这一新增程序使现行逮捕概念矛盾更显突出,现行逮捕概念既违反汉语词源本义,也引发了制度和理念冲突,更与国际惯例不能对接。逮捕应该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抓捕"行为以及顺延的"较短期间留置"状态,羁押则属于逮捕后且独立于逮捕的一种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以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超期羁押、高羁押率和理论上羁押的不合理为起点,从我国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现行规定分析,反思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审查主体、程序、证明责任、审查范围、权力救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外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相关程序制度进行借鉴,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保障人权,推进司法改革,促进法治建设。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反思

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规定中,羁押必要性审查权的配置不科学,审查裁决欠缺刚性约束力,未赋予被羁押人对裁决的救济权,缺少审查相关的证据规则;在其实践中,检察机关对被羁押人有选择性的审查,忽视对被羁押人的社会危险性审查,审查评估标准不统一、不合理,致使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减少违法、不当羁押的立法目的,亟待立法和司法实践加以完善。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确立及职能再分配——以《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为参照

为了解决捕后羁押率一直较高、超期羁押等现象,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呼声一直不断。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正式确立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同时也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地位,但检察机关内部如何配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的争论随之而起。比较而言,由监所检察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更为适宜。

论我国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重构

2013年1月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对于完善我国羁押审查制度和保障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人权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由于存在当前法律制度不完善和程序构架本身存在缺陷等原因,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应以法律形式确定获得审前释放是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对我国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进行司法化改造,确立法院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的公正和权威的裁判地位,重构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司法途径实现权利救济的法律机制。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施问题研究——基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相关规定的思考

新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从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归属、审查启动方式、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效力等方面细化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但调研显示,该规则在实施中却遭遇了困境,这种实施困境主要是因为审查人员存在认识偏差、审查内容设置不全面以及审查实施流程、审查期限、审查激励等制度缺位造成的。为此,需进一步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价值、增补羁押必要性审查内容、设计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施流程、增设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限等制度,并将"安全变更羁押措施率"作为考核指标。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构建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体现出我国在尊重和保障在押犯的权益方面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但是该条文规定得比较模糊,缺乏司法实践操作性。为了保障在押犯人权的实现,避免"一押到底",应从审查主体、范围、方式等六个方面构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

我国辩护律师参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律困境与建议

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但仅靠检察机关主动审查羁押必要性显然不够,有必要允许辩护律师参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目前,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尚未赋予辩护律师充分的权利,检察机关与辩护律师之间缺乏充分互动,辩护律师的意见未得到足够重视。应通过立法赋予辩护律师羁押必要性审查启动权,加强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的良性互动,充分尊重辩护律师的意见。

犯罪嫌疑人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证研究

自2013年1月1日起,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也正式运行。但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办案人员思想认识存有偏差、公检法沟通协调尚需磨合、羁押必要性评估仍需完善等。为了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证羁押必要性审查得以发挥应有的价值作用,需要继续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增强可操作性、针对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