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范畴”概念的发生

美学范畴作为中国美学的重要基质,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依托。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学”“范畴”作为日语借词进入中国学术语境,但两者鲜有连用,以“美学”为视域的“范畴”言说,亦局限在西方式、哲学式的框架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感范畴”“中国美学的范畴”“审美范畴”等术语的出现,不仅表明中西对话开始平等,也彰显出哲学美学与艺术美学的深度交融,更加为中国式“美学范畴”概念及认知的出现提供了学理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科化的努力及权力话语的影响,推动了“美学范畴”的“借形立魂”进程,中国意义上的“美学范畴”认知最终形成,个案研究系统展开。总体上,中国“美学范畴”经历了哲学范畴期、美感范畴期、美学范畴期三个阶段,其中蕴含着“引入——对接本土化——艺术学抽象化”的内在理路,这一过程亦显现出学科意义上“中国美学”确立、发展的历史脉络。

从中西比较看西方美学范畴的特质

对中西哲学、美学进行比较研究,可从美学体系的学科性和思维方式,从中西美学范畴产生和存在模式可以看出,从中西哲学、美学范畴的历史等角度入手,从而辨析中西美学范畴的差异与基本特点;西方美学范畴在内涵上具有确定性、变异性和科学逻辑的学理性等特质。

康德的美学范畴体系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批判包含美的分析和崇高分析两个主要部分,形成了其美学范畴的主干:必然→美→崇高→自由。他按照逻辑学的体系从质、量、关系、情状(模态)四个方面分析了美与崇高,得出了美的无功利的令人愉快性、无概念的普遍令人愉快性、无概念的必然令人愉快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等性质,并辨析了美与崇高的形态和审美感受的差异,从而组成一个使人由必然经过美与崇高而达到自由的美学范畴体系。

器、物、象作为中国美学范畴的起源和特点

器、物、象作为中国美学范畴,起源于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中的从彩陶、青铜开始的器物,但同时又超越了具体的器物而具有宇宙性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器与物都不仅是物和器的物质意义,而有宇宙万物的生成意义。这一点更是在象这一范畴中体现出来,器、物、象作为一个整体把中国美学的特点呈现了出来。

中国美学范畴史研究的一点思路

在分析“范畴”一词之本义与引申义的基础上,学科、学理意义上中国美学范畴史的研究之所以是“合法”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文史上,实际存在有待于建构中国美学范畴史之大量范畴及其群落的思想与思维资源之故。而诸多关于中国美学的命题、范畴及其群落,在思维方式上,是诗性问题的知性思考、天人合一问题的天人相分之研究成果。从而回答了所谓“中国美学范畴史研究”这一提法“难以成立”的看法。

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新论

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概念是一种常常与喜剧相提并论的审美形态,它同另两种悲剧概念即作为日常话语的悲剧、作为戏剧艺术类型的悲剧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悲剧的本质表现为悲剧主人公个性、人性本质所遭受的伤害或毁灭。悲剧审美形态同时具有必不可少的四个基本要素,即悲剧主角、悲剧事件、悲剧悖论和由悲剧审美者所承当的悲剧效果,这也决定了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不能被简单地视作为审美形态的崇高之一种,尽管两者存在诸多相关性。

“象”、“气”、“仁”与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的美学范畴分析

本文从“象”、“气”、“仁”三个范畴来考察中国美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象”重在电影艺术作品,“气”重在电影艺术家主体,而“仁”主要在电影艺术的指向,这三个范畴又均与标示宇宙本体的“道”相连。如此,“象”、“气”“仁”三个范畴就有可能囊括世界、艺术家、作品和接受者这四大艺术要素,从而为整体上把握中国美学与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

“从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郭沫若的诗美学范畴及其历史美学逻辑论析

与鲁迅给现代新文学带来的悲剧性审美体验不同,郭沫若给中国现代新文学与新诗带来了崇高的审美体验。崇高在近现代的凸显是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状态的表现。在新诗美学史上,郭沫若的诗学贡献和开拓性就表现在其诗展现的崇高美的美学范畴上。郭沫若的"雄浑的大诗"凸显的崇高美学范畴,标志着中国文学由"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的美学转向的成功实现。郭沫若引领的这种美学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美学逻辑。这种逻辑决定的诗美发展路向的拓展,使《女神》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真正的诗歌正典,也影响了诸如殷夫的政治抒情诗、《义勇军进行曲》等其他一些新诗正典的美学取向。弄清郭沫若的诗美范畴、个性及其美学逻辑,对于认识新诗及其审美创造、对于纠正在《女神》理解上的错位现象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系统化的几个问题

美学范畴系统化问题并不新奇,美学发展的每一时期都有其各自的体系,形成不同美学范畴系统。但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意识还是近几年的事。我国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自1982年哲学家张岱年在《哲学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开展对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的研究》和方立克在同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哲学史范畴的研究》两文后,哲学界形成了一股对中国哲学史范畴研究的热潮。这股热潮直接影响着美学家们对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整理和研究的兴趣。

诗性与思性:中国美学范畴史的时空结构

中国美学范畴史是一个诗性与思性相统一的时空结构,它根植于既是天人合一,也是天人相分的独特的东方生命文化之中,在深厚的中国诗性及其艺术审美实践中融渗着思性因素,是思性的诗性化。

美学范畴的系统化问题

美学范畴论不仅仅是对个别范畴的考察,整理以及阐明其含义,而且还要将它们系统化,形成一个范畴体系。个别美学范畴只有处在美学范畴系统中才有可能规定并展现自己的内容。因此,美学范畴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美学范畴系统。 一、美学范畴系统化问题的历史追溯 范畴的系统化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在欧洲哲学传统中,范畴来自古希腊柏拉图对普遍性概念的考察。柏拉图在《智者》中提出的“最普遍的种”这一概念,在本体论上就是理型,是界说和评价事物的标准,其含义与范畴相同。后由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从语言,逻辑和形而上学的综合分析中,把柏拉图“最普遍的种”这个用语的含义精确地表述为“范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范畴就是事物的一般属性,因此,范畴就是假设—对象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把存在分为十类。

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和范畴体系建构问题

确定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有一种由其史、论合一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根本性的困难。哲学范畴论的一般原理、具体学科的范畴系统完备性原理和该学科的特殊性,都对其范畴的确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而同时考虑范畴的系统性和历史实然性,逻辑与历史结合,才是确定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再加上中华民族思维和理论表述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体系只能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的深入研究而作出的体系建构,而非有一个客观范畴体系被描摹出来。一般所谓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体系”,其实包含非常不同的含义。

东晋慧远佛教美学范畴论

缘起与性空的审美本体、寂照与专思的审美心理、拟象与有寄的审美表达,是慧远佛教美学的三组理论范畴。其中,缘起与性空揭示了由现象直觉本体、由本体反观现象的审美直觉的形态生成;寂照与专思揭示了由禅定而生智照、由智照深乎禅定的审美观照的因果互动;拟象与有寄揭示了由拟象描述触物、由天乐呈现有寄的象意表达的辩证关系。通过美学范畴的本位研究,论证其所蕴含的理论内涵,从而进一步丰满慧远美学理论体系研究,庶几全面揭示其在中国佛教美学发轫期的历史意义。

中隐:中唐时期的一个美学范畴

一、中隐之“中”的内涵中隐由中唐开其端，是中唐社会后期士人阶层所普遍信奉的文化心态，并成为一个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唐代诗人、造园理论家白居易作于大和三年（公元829年）的《中隐》诗中，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趣”的诠释

“趣”是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作为一个美学要求历经漫长的演进过程,逐渐从生活深入到艺术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从事艺术活动的重要审美原则“。趣”既是艺术创作追求的美学境界,也是审美鉴赏追求的重要内容。以“趣”为母体,不断地延伸扩大,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的审美范畴家族。

古典美学范畴“韵”的破译

作诗填词唱歌,需要押韵,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一种常识。然而,翻阅古代的诗论、画论、书论、乐论等著述,我们常常看到古人不仅谈诗词要押韵,而且还以“韵”来品人物,论诗文,评书画,乃至赞美其他事物,如宋代许次忬在《茶疏》中便称道罗(山介)洞山佳茗为“其韵致清远,滋味甘香,清渴解烦,足称仙品”;宋徽宗在《大观论茶》中,盛赞名茶的色香味之余,还大谈饮茶可让人“

席勒的美学范畴体系(上)

席勒以人的人性的完整为中心构建了从自然王国经过审美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人道主义美学体系,形成了一个不断使人性完整的美学范畴体系:结构的美→秀美(美丽→优美→秀美→魔力)→尊严(高尚→威严→尊严→庄严)。它总体上与传统美学的美和崇高相吻合。席勒还论述了与美和崇高相关的悲剧性和喜剧性,使他的美学范畴体系更加系统,对黑格尔的美学范畴体系是一种直接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