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想的现实主义表征——读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稿》

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直接延续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蔡元培、邓以蛰的学脉,并且远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德国美术史传统。王逊在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尤其是《中国美术史稿》等著作中,特别强调“美术史是一种科学”,注重基于马赫主义的实在论来揭示中国美术史“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作为“创造新美术的依据”,以及追问“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美术史”,其实都是启蒙精神的具体表征。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著作或有具体欠缺乃至错误,但他在特殊时期为研究中国美术史以及撰写相关的著作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努力,尤其是他所一再追问的“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美术史”,仍然拥有其恒久的意义。

新文科建设与中国美术史书写的“破”与“立”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美术史书写维度,应该是在充分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生成的语境下,通过学科交叉和跨界融通,在原有学科体系基础上不断升华与拓展,从学科交叉的边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知识领域,以包容的姿态和学科新理念,进一步激活中国美术历史写作范式的多种可能和可行性,构筑更加完备的美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如其他人文学科研究一样,在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的同时,强化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提升新文科教育以文化人等方面的新动能,进而对塑造新时代人的精神品格、美育素养和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考古学与美术史的思想交汇——评尹吉男《知识生成的图像史》

尹吉男《知识生成的图像史》讨论的是与“物”相关的历史,本文对该书绪论提到的“一般图像”“物的实在性”“真伪观”三个概念进行辨析,表明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与实践是“知识生成”方法的重要来源,也揭示出美术史创造性理解与考古学还原性理解的差异。“知识生成”的方法展现出美术史作为一个学科对于其他人文学科的意义所在。

中国工艺美术的现代化之路——评邱春林《20世纪中国工艺美术史》

一、一部展现20世纪中国工艺美术全貌的著作工艺美术史学研究一直是从物性视角了解社会、文化的窗口,也是进行艺术史论研究的常用切入点。邱春林历经7年时间,爬梳钩沉深入研究并撰写的著作《20世纪中国工艺美术史》包含“20世纪”“中国”“工艺美术”三个关键信息,涵盖研究对象的时间、空间、内容三个范畴。

基于VR技术的《中国美术史》课程应用与实践探索

随着虚拟现实(VR)技术的兴起,传统教育方法迎来了变革契机。VR技术的特点在于其能够创造一个全方位、沉浸式的虚拟环境,使学习者可以在一个近乎真实的三维空间中体验和互动。对于艺术历史课程而言,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依赖于图文教材和讲解,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尤其是对于抽象和复杂的艺术作品的理解。《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课程,涉及的内容广泛且复杂,对学生而言,仅通过文字和图片很难完全理解和欣赏中国美术的精髓和演变过程。因此,寻求一种更加生动、直观、互动的教学方法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本文以《中国美术史》为例,探索如何将VR技术融入课程设计,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理解能力。

王方舟作品——中国美术史

设计说明:把中国美术史讲义用菲林纸打印一遍,熟悉的美术史经一遍又一遍地重叠后,逐渐变得模糊,最后一片茫然,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浅议中国美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建构的意义——兼论美术史料与美术史学的关系

美术史学不等于美术史料 ;美术史的研究应上升到美术史学研究的学理高度 ;加强美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 ,是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必然途径。

美术史的构建与重构--以巫鸿《美术史十议》为例

何谓美术史中的经典,美术史在今天又该如何发展,这是美术史研究者时刻需要关注的问题,巫鸿教授的《美术史十议》正是针对美术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提给出的解答。美术史是综合了艺术品所传达的美的感受、美的载体和美的生产者的综合研究,美术史研究者应当认识到自己工作的综合性,拓宽自己的视野和研究方向。在研究艺术品时,我们必须回归“原境”,回归作者创造最初时的历史物质性,关注艺术品本身历史物质性的变迁,对美术史的构建进行释读与回归,使美术史研究在危机中获得新生。

俞剑华教授的美术史论研究

俞剑华(1895—1979)先生是我国现代最负盛名的美术史论家之一,又是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不仅热爱美术事业,有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更有着对社会、对民族文化的高度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他对美术史学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对中国美术史、中国画论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给后来国内外的研究者提供了权威性的论著,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美术史“风格代时期”新逻辑教学体系建构研究

要培养具备时代精神的艺术人才,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必不可少。为了改变高校中国美术史课程沿用按照历史时期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从艺术风格着手,强调中国美术史的审美性、连贯性与通感性,结合中国美术史中的艺术家、图像、实物及文献等多角度论述,将课程分为“滥觞质朴、交互渗透、写实再现、抒情表意”四个不同风格,以期为高校艺术必修课程中国美术史及相关课程提供新的教学思路。

高师美术学专业中国美术史教学策略研究

该文作者从高等师范院校美术学专业学生学习中国美术史的重要性出发,从教学实际、课程考核、课程思政融入等方面,分析教授中国美术史遇到的难点,提出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帮助学生梳理课本内容和知识体系,将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教学,合理利用信息化资源,关注学生学习成果的检验和学习评价,辅导学生学习、了解考核要求,合理设置考核题目类型和内容,扎根时代开展思政教育等教学策略,为提高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静穆”探源——美术史角度的阐释

“静穆”是文艺美学领域的重要旨趣和论题,一般认为由温克尔曼最早提出,但未被明确阐释。学界对静穆的初始含义缺乏认识,又因引申阐释而产生分歧和争议。静穆最初是一个美术史领域的论题。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作美术史角度的考察,可探知其初始含义。静穆最典型的物质载体是希腊古典前期雕塑中的自我形象,其风格特征体现为人像表情的严肃和身体的放松,其风格成因是技术的限制和理念的表达。就后者而言,静穆表现的是自我的美丽形象和伟大性格。在很多情境下,静穆甚至蕴含力量、启示与鼓舞。自我形象的“静穆”特征在后世得到较长时间的延续。朱光潜在引入“静穆说”的过程中实现了由美术向美学、诗学的跳跃。

树立文化艺术的全球观念——散论范梦及其世界美术史研究

2 0世纪以来 ,中国的美术史论及美术史教育大都以中国美术和西方美术为方向 ,而对同为人类绚烂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方其他各国美术却研究甚少、知之甚少 ,这无疑是一个缺陷。范梦先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 ,并潜心研究 ,站在历史的、全球的高度 ,对东方文明及其美术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出版《世界美术通史》及《世界美术简史》 ,填补了这一空白。

常任侠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论略

常任侠的中国敦煌美术史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敦煌佛教美术研究、中印佛教美术交流及其影响研究两个方面。常任侠立足于唯物史观和美术史的宏阔视野,采用艺术考古研究方法,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进行考察与研究,揭示其演变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规律,既肯定了印度佛教文化对汉唐石刻壁画艺术的影响,又强调了汉唐时期本土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吸收、融合、改造。他的敦煌美术史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敦煌美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和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壁垒、迁移与内化——“美术史”课程于高职院校美术教学实践中的三个发展阶段

目前,高职院校美术专业学生对美术史、艺术理论等课程普遍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高职院校教学体系中对美术史等课程的定位不准确。这些课程往往以科普的形式存在,难以直接指导学生的艺术创作。另一方面是高职院校对美术史课程的研发还不全面,传统教学过于侧重让学生记忆知识点,而忽略了让学生了解美术学科的本体特征。事实上,美术史课程在高职院校美术专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应当贯穿高职院校艺术教学活动的始终。笔者针对近年来高职院校美术史课程的发展情况,将其分为三个不同阶段。

中西方美术史中的风格学发展研究

目的:文章对中西方美术史中的风格学发展展开研究,旨在总结中西方美术史中的风格学发展进程和内容。方法:将中西方美术史发展分为不同阶段,全面细致地解读不同阶段中西方绘画艺术所呈现的特点。结果:风格是艺术作品整体呈现出来的独特面貌,中西方美术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艺术形式,西方美术风格演变和我国美术风格演变路径不同,受不同审美观念和创作思路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结论:中西方美术史发展各有渊源、自成体系,其差异归根结底是文化体系的差异,推动风格学在美术史研究方面的发展,有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美术史》课程“四步走”教学模式研究

我国社会和经济快速的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也推动职业院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美术史》是师范类高校美术教育专业学生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基于当前《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美术史》“四步走”的教学模式:首先,构建学习《中国美术史》的程式,指明路径;其次,《中国美术史》内容模块,掌握知识;再次,《中国美术史》内容程式与模块演练,能力转化;最后,《中国美术史》模块内在文脉梳理,文化认同。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基于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与时俱进地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手段,让该课程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培养综合全面的设计应用型人才,发挥其在设计教育中应有的现实意义。

论红色美术与中国现代美术史建构

作为中国现代美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红色美术,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美术发展历史与成就的体现。但是,学界对于红色美术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红色美术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理解。红色美术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美术的形态的变化与发展历程,也包括以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为题材的美术创作。红色美术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史,而且也建构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基本形态与风貌,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审美品格。

从编辑视角探析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以民国美术史书籍写作为例

自清末以来,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成为中国学者不懈追求的目标,而史学界不断趋新的有益探索,都为美术史的写作提供了有益指导,主要体现在美术写作体例、美术史观和美术史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在梁启超及其所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民国时期中国的美术史书籍的写作与研究具有体系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美术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