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同盟内部矛盾与美菲关系的转折——以菲律宾对美国政策变化为主线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调整及美菲在南海问题中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个层面影响要素的解释能力,指出美菲关系在克服这些矛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此类同盟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与化解的条件。

论冷战后美菲关系及中菲黄岩岛争端的美国立场

冷战后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经历了由低谷到高峰的发展。虽然两国的同盟关系持续时间较长,但两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异使这个军事同盟与规范性的军事同盟有所区别。实质上看,菲律宾是美国亚洲战略的一枚棋子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盟友,中菲黄岩岛争端中美国的立场也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美菲特殊关系的回归:动因、影响及制约

随着国际格局和地区局势的演变,美菲特殊关系始终在“弱化破裂”与“回归固本”之间摇摆。当前美菲特殊关系的快速回归,全面展现了这一关系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内涵及具体特征,凸显了美菲同盟关系框架和两国国内进程的结构性影响。在结构性因素持续存在的基础上,现阶段美国对菲律宾在亚太地区战略价值的重新发现,以及马科斯政府南海和大国政策的“范式转变”,是美菲特殊关系快速回归的主要动因。美菲特殊关系的回归给地区热点带来新的复杂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与此同时,其内生性困境也在逐步显现,美菲两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同盟困境的客观存在以及中国的作用等因素将使其发展前景面临不确定性。

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形成条件与实施效度研究——以菲律宾的对华对美关系实践为例

在国际问题研究当中,探讨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有其基本的形成条件,而其实施效度则是“主导因素”与“加成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称平衡”与“非对称平衡”的交替转换和波动变化。当前杜特尔特政府所施行的“中美平衡外交”基本上处于一种“对称平衡”的状态,但从菲律宾的对华对美关系实践特别是其“平衡外交”的运行规律来看,又极有可能会朝“非对称平衡”的方向发展,甚至不排除其“平衡外交”政策在特定情势之下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可能性。

杜特尔特执政后美菲同盟关系演变

自2016年6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以来,美菲同盟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奥巴马执政末期美菲同盟关系由密切变为冷淡;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美菲关系得到改善,但双方之间的矛盾犹存。尤其是2018年底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提出审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引发轩然大波。美菲同盟关系跌宕起伏的原因包括:两国领导人关系、各自利益的重心方向、国内局势需求、外交政策变化等等。目前,菲律宾提出审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一事尚无结果,未来两国同盟关系的演变发展仍将充满变数,但总体是继续维系甚至有所发展。

道义追求的困境:卡特政府人权外交与美菲军事基地谈判

卡特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谈判,是后越战时代影响美菲关系的重要事务和牵扯美国在东南亚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检验美国“人权外交”效力的试验域场。在东南亚,卡特政府以人权问题迫使作为“民主橱窗”的菲律宾改善国内政治环境,却受到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和传统安全利益的束缚。人权目标与军事安全目标的抵牾,导致卡特政府在军事基地谈判的政策上摇摆不定。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苏越同盟、柬越战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决策层强调人权优先的呼声日益式微。在经历了围绕人权原则的内部争论,以及与国会的政治博弈后,美国对菲政策事实上重新回归传统安全轨道。卡特政府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来重新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对菲关系上未能成功调和道义追求与传统冷战利益之间的矛盾。

菲美特殊关系与马卡帕加尔民族主义外交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菲律宾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开始冲击牢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基石。1962年马卡帕加尔总统上台后,发起了以"亚洲办法解决亚洲问题"的民族主义外交改革运动,企图借助沙巴领土争端和马菲印多提升菲律宾的独立形象和国际地位。但是,此时的菲律宾民族主义政治力量仍然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当印马对抗加剧、美国态度转为强硬后,马卡帕加尔政府又急于重回特殊关系的轨道。马卡帕加尔的民族主义外交运动是菲律宾外交"去特殊化"的第一次尝试,对后来的菲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菲关系分析——以一波三折的《访问部队协议》为例

自2020年2月菲律宾政府宣布暂时终止与美国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以来,《访问部队协议》一波三折。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及菲律宾2022年大选筹备工作开始之际,《访问部队协议》再生波折。本文对2020年以来《访问部队协议》历经波折的表现及原因进行梳理,同时总结《访问部队协议》一波三折对美菲两国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对未来美菲关系走向进行梳理与分析。

美西战争前后的菲美关系概述

概述美西战争前后美国与西班牙为了彼此国家的利益进行的会谈与接触的背景及过程,认为菲律宾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后又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后,又成为美国在远东与亚洲进行殖民扩张与对外贸易的跳板。

中美竞争格局下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以及菲美盟友关系的新挑战

东南亚地区正在经历着权力格局的变迁,区域内国家的外交战略不得不随之进行调整。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下,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在“亲美反苏”或“亲苏反美”之间进行选择;在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单极格局下,东南亚国家实行对冲战略的不选边立场,出现了在政治安全上“亲美”和在经济上“亲华”的“既亲美又亲华”的现象;在中美竞争格局下,东南亚国家面临着选边站的压力,但并不必然走向站队,即在“亲美不反华”和“亲华不反美”之间进行选择。在新的地区格局下,菲美盟友关系面临着三大挑战:共同战略威胁的消失、军事合作的不稳定性以及经济合作动力不足,菲美传统盟友关系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美日菲三边架构”:美国打造印太战略新前沿

为提升战略竞争优势、增强“一体化威慑”力度,美国在日本积极支持和菲律宾的响应下构建所谓“美日菲三边架构”,旨在打造其“印太战略”的新前沿。基于三国安全战略部署,“美日菲三边架构”在三方安全机制、联合军事演习、防务合作交流上渐趋成形,并持续提高在军事、情报和综合领域的特定效能。“美日菲三边架构”的持续深入发展将对东盟中心地位、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等带来深刻复杂影响。

杜特尔特时期美菲防务合作的调整及其局限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之后,美菲防务合作有了新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的“短暂疏离”,美菲防务关系实现了“质”与“量”齐升,双边军事演习出现多边化苗头。这既是因为菲律宾自身亟待加强防务能力,需要得到美国支持,也与菲律宾国内亲美的民意基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再强烈指责菲律宾人权问题有关。然而,美国对菲律宾安全和经济支持难及预期,美菲在南海问题等关键安全议题上存在分歧,菲律宾继续寻求外交多元化,诸如此类制约因素有可能致使美菲防务合作深化发展出现反复。

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南海政策变化解析

自小马科斯政府上台以来,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发生了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包括不断在南海挑起事端,试图固化对仁爱礁的长期占有并重返黄岩岛,强化美菲军事同盟关系,积极开展同美西方在南海地区的安全合作,加大“舆论加法律”攻势,通过炒作南海问题来博取国际社会支持等。这些变化的出现,既是菲律宾国家安全重心调整和转向的结果,也是家族政治与权力斗争激发和助推的结果,更是美国在对华竞争背景下鼓动和支持菲律宾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影响了中国的维权效能,也为美国推进其对华战略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将对中菲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冲击。不过,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菲律宾的南海政策不会就此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中菲南海争端也不可能由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为此,中国应当采取一些更为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予以理性应对。

战后菲美关系概论

菲律宾是东南亚与美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国家。它于1898年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赢得独立。自独立以来,菲律宾在经济、军事等方面仍深深依赖于美国。尽管如此,40多年来双方关系中出现的曲折起伏的变化表明,双方之间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律宾逐渐挺直了腰板,由独立初期被动地全面依赖美国,屈辱地接受美国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变为勇于维护自己的民族权益,在军事基地和双边贸易等问题的谈判中向美国据理力争,讨价还价,同时还拓展对外政治、经济关系。

“竹幕”背景下美国对菲律宾独立后政策探析

基于亚洲冷战背景下的地缘政治,美国在菲律宾独立前后对美菲关系“重塑”,美国将菲律宾纳入亚洲冷战同盟体系并将菲律宾树立为“民主”的宣传样板,助力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对菲律宾的“新殖民主义”特征是依美国模式建立菲律宾体制施加影响,同时扶植代理人实现其冷战宏观目的,并力图实现冷战宣传活动本土化。作为“准非政府组织”,亚洲基金会在菲律宾开展广泛社会宣传活动亦充分利用当地私人组织,为实现美国的亚洲冷战战略服务。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菲安全合作及其前景

特朗普执政以来,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加强与传统盟国菲律宾的安全合作是实施该战略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注重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美菲防务协议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美国对菲律宾持续提供军事援助;美菲联合军事演习不断升级,尤其是海上安全合作不断深化。上述表现既是美国为实施“印太战略”,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客观需求,也是基于美菲双方对于反恐以及海洋问题等多重因素的战略考量。目前,就美菲安全合作的发展态势来分析,未来美菲安全合作会继续得以维系,但因菲律宾在经济上对中美存在“双元依赖”,美菲对华战略分歧,以及“美国优先”执政理念的利己主义色彩严重,导致美菲安全合作面临的制约因素增多。对此,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处理好与菲律宾的关系,化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

1945年菲律宾经济民族化运动与美菲政局

1945年,因日本占领和美菲政局的影响,菲律宾掀起一场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民族化运动。这一运动既影响到菲律宾的华侨零售业者,也波及到除美国外的其他外国商人。此时,美国正准备应对菲律宾的独立,菲律宾的极端民族化趋势令美国政府担心将来自身在菲利益受损。在菲律宾即将独立的敏感时刻,中国外交官员和侨领积极与美国政府交涉,终于通过美国的干预暂时缓解局面。这场未果的经济民族化运动,折射出1945年的亚太局势、美菲关系和菲律宾的政坛纷争。

美国对菲律宾的初期殖民政策:修士问题与“塔夫脱使团”

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力图实现菲律宾政治的美国化,希望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构建其政治体制。然而,在原西班牙治下的菲律宾存在政教合一及修士占有大量土地的问题。为保证对菲律宾政策的顺利实施,1902年夏天,美国派遣“塔夫脱使团”出访梵蒂冈,与其协商购买修士土地及召回修士等问题。为避免成为正式出访,塔夫脱仅在返回马尼拉的途中,带领使团成员在罗马进行短暂停留。经过几次谈判,美国和梵蒂冈就解决修士土地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但谈判因双方在召回修士问题上的分歧而中断。然而,“塔夫脱使团”的积极成果并未受到谈判中断的影响。总的来说,这次出访不仅推动了美国对菲律宾殖民政策的顺利实施,促成菲律宾政教关系的实质性转变,也从客观上促进了美梵关系的发展。

迈向“准同盟”: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演进、动因与前景

2011年日菲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海洋安全合作得以快速发展,在共同身份塑造、合作机制构建、海上演训开展、海洋安全技术与装备援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日菲强化安全合作并非偶然现象,除了受美国同盟体系转型、安全承诺下降等外部压力的影响,也受两国亟须共同应对安全议题,协作推进彼此对外战略等内生动力的驱动。在以上多重因素推动下,日菲安全互动进一步升温,呈现向“准同盟”发展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日菲协同打造东海、台海、南海“三海”联动机制的趋向日渐清晰,势必对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外部安全环境带来较明显的负面影响。

政权安全与小马科斯政府对美战略追随——基于“全方位制衡”视角的解释

在美国政府重振全球联盟体系的进程中,盟友对美国的追随及动机尤为关键,而盟友的国内政治日益成为其中亟待研究的重要变量。在此意义上,“全方位制衡”视角有助于从政权安全的视角,对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为何急剧、不断地加深对美战略追随这一备受瞩目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面对变动中的内外安全局面及紧迫威胁,小马科斯政权通过选择异于前任的“务实亲美”政策,达到执掌军政、竞逐南海、绑定美国、激发民粹、制衡国内权威进而巩固统治的目标。正是马科斯政权巩固的动态过程,从根本上推动着菲政府升级对美战略追随政策,而偏离“对冲”是服从于此目标的附带选择。同样,这一态势的未来走向也将由菲国内外政治变数综合决定。其中,联盟强化的“内生路径”颇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