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理斯编译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诗歌翻译修改研究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学界多有研究,其中的翻译修改却鲜有涉及。本文以5部收录翟理斯诗歌翻译的编译著作为语料来源,辅以其他文献资料,对比其中诗歌译文的前后修改,分析其翻译修改的具体表现与动因。研究发现,翟理斯诗歌翻译修改类型主要有9种,即整体重译、增译、短句修改、时态改变、标题修改、诗节修改、标点修改、字母大小写修改与内副文本信息修改。受自身翻译观的改变与外界因素影响,翟理斯进行修改时对前译的语法句法、语义表达、整体风格都有所改动。深入研究翟理斯的诗歌翻译修改有利于揭示翻译的动态生成性。

犹抱琵琶半遮面--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文化话语重构研究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是第一个以完整译本形式出版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对后世《聊斋志异》的英语重译和其他语种外译产生了重要影响。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对《聊斋志异》原文的文化话语进行了重构,本文从文本内容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再定位三方面,分析了翟译本的文化话语重构策略,并进一步探索译者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寻求译本被英语世界成功接受的有效翻译模式,对当代的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华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翟理斯《中國文學史》中的陶詩版本及學術淵源

一 引言。1901年,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出版《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是西方學界公認的英語世界第一本中國文學史著作,國内學者對此也頗爲認同,鄭振鐸指出這“是中國文學史中的一部最初的著作”①,該書首次向西方讀者展示了中國文學自先秦到清代的基本面貌,奠定了此後中國文學史按朝代順序評述作家作品的撰寫體例,影響深遠。然書末所附參考書目(Bibliographical Note)比較簡略和籠統,雖有人名、書名索引,但版本信息未詳,給厘清翟理斯與國内學者的學術聯繫帶來較大困難。

“求真”与“务实”的权衡——翟理斯《洗冤集录》英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探析

翟理斯的《洗冤集录》英译本是中国法医学在西方世界传播的重要译作。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下,从翻译外与翻译内层面来考察《洗冤集录》英译本的译者行为,钩沉译者身份、以及译者对底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剖析译者对中医文化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阐释,考察译者行为合理度、文本求真度和效果务实度,发现翟理斯《洗冤集录》英译本呈现了译者翻译外的社会化行为与翻译内的务实行为的共同考量。还原翟理斯对《洗冤集录》的翻译过程,可以为中医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的古代中国形象建构及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不仅是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志怪和传奇故事,更重要的是建构了客观、真实的古代中国形象。对此,本文通过两个途径来研究:(1)根据注释分析十个侧面的中国人和社会形象;(2)根据对性、暴力、污秽叙事的改写,分析他对中国形象的美化。整体上,翟理斯建构的是一个虽有贪腐愚昧,却是孝悌仁爱、睿智旷逸、古香淳朴的中国(人)形象。翟理斯译文及其中国形象建构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在于:(1)得到当时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广泛赞誉和认同;(2)被多种语言转译乃至英语回译;(3)影响后世三位汉学家的文化立场和诗学策略。通过后两个机制,翟理斯建构的中国形象绵续传播于今天的西方世界。

副文本视角下《洗冤集录》翟理斯译本译者行为研究

本文基于副文本视角,对《洗冤集录》翟理斯英译本内的“显性”和“隐性”副文本展开研究,从译者主观能动性,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等角度揭示翟理斯的译者行为及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认为译本中,“显性”副文本显露翟理斯个人翻译动机、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对其译者行为的影响;“隐性”副文本表现翟理斯顺应社会文化历史环境的翻译行为特征。通过研究,最终得出社会时代环境影响译本内容,底本版本影响译本框架,译者文化属性影响翻译策略,副文本赋予译文更多交流能量的启示。

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的中国形象建构

翟理斯寓华20余年,一直致力于汉学研究和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传播,其所译《聊斋志异》是英译本中的经典之作。翟理斯译本对《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为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通过研究分析他对原文的选取、译介语言的使用、注释的使用,能够看到翟理斯译本呈现出较为客观与真实的中国形象;但受其身份、所处时代和思想所限,其中仍不免带有译者主观的想象与对中国文化的曲解。

作为艺术史家的翟理斯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享有盛名的英国汉学家。他在汉学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上,如他翻译了《三字经》《千字文》《洗冤录》《佛国记》《庄子》《聊斋志异》《道德经》《古今诗选》等,并撰写了英语世界里第-部中国文学史,即《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对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翟理斯与亚瑟·韦利:早期译介陶渊明及作品的路径和价值

英语世界早期译介陶渊明有两位重要译者,一位是最早将陶渊明译入英语世界的翟理斯,另一位是最具传播影响力的亚瑟·韦利。通过分析二者译介过程中的选文及翻译手法,发现翟理斯的译介略去了陶渊明在本土文化中的“自然”与“农隐”属性,而韦利的选文主题相对全面,试图还原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陶渊明形象。从中可见,英语世界早期译介陶渊明便已形成两种不同路径,翟理斯所译介的陶渊明更贴近于西方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形象,而亚瑟·韦利的译介使之更贴近中国本土文化中的陶渊明形象。

翟理斯《聊斋志异选》自我改译研究

翟理斯非常重视译文的自我改译,经常利用译文再版的机会仔细修改其中的错误或缺陷,但学界鲜有人对此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比翟理斯《聊斋志异选》1880年首版和1909年修订版,研究了《聊斋志异选》修订版中的自我改译。研究发现,《聊斋志异选》修订版中的自我改译主要分为误译纠正、译文完善、改亦误者3类。本文认为,大部分自我改译质量比原译更佳,这归功于翟理斯对译文精益求精的精神。但是,小部分自我改译仍然没能纠正原译中的错误,这是翟理斯中国语言文化水平相对有限所致。对此,我们要有理解之同情,但也应该坦诚指谬,让后来汉学家译者从中吸取教训。

形象学视域下《聊斋志异》翟理斯译本的东方形象建构

《聊斋志异》作为一本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成为了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被多次翻译为英语和其他语种。本文将依托于翟理斯英文译本,在形象学的视域下,对他者形象与原作的形象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翟理斯对于东方形象的建构,表明了身为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和删改。通过比较研究,以期为中国古典小说外译研究提供新思路。

翟理斯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在《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首先,他于1880年翻译出版了《聊斋志异》首个英译本,该译本出版后在西方代表蒲松龄达一个世纪之久,成为《聊斋志异》的经典英语译本;其次,他在自己编撰的、在英语世界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学史》里用大量篇幅对《聊斋志异》作了介绍。所有这些都推动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从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看译者主体性——以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为例

以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为理论指导,以汉学家翟理斯对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尝试将译者主体性这个抽象概念分解到斯坦纳的"信任""侵入""输入"和"补偿"四个具体翻译步骤中,以期证实在这一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翟理斯的主体性作用在四个具体步骤中得以充分展现。

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社会文化意识研究

翻译是基于一定目的的改写与操控。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行为,翻译活动始终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框架,选取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为个案,把译本置于译者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对翟理斯在文本选择、文本改写和翻译策略选择等方面有所影响。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

英译杜诗的实践至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和专门论述还不够充分。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作为杜诗英译的先驱者之一,对杜甫诗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有着重要贡献。本文将对其在《古今诗选》中的杜诗翻译予以介绍和简评,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有所促进。

晚清英国来华外交官与近代对外汉语教学——以威妥玛、翟理斯为中心

在晚清众多来华外交官中,无论从个人汉语水平而言,还是从推动对外汉语教学角度来说,英国来华外交官威妥玛和翟理斯均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佼佼者。尤其是威妥玛编著的《语言自迩集》(1867)以及翟理斯编写的《汉言无师自明》(1872)和《华英字典》(1892),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汉语教材匮乏之不足,成为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不仅有力推动了西方人汉语学习的整体进程,对当时的对外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深化与实践的探索也具有相当的历史借鉴意义。

翟理斯译诗艺术的语际观照与符际阐释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早期韵体译诗代表人物,其诗歌翻译作品在西方影响很大,且被认为其译诗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目前国内学界仅对其韵体译诗实践的得失利弊进行评价,而未能从其译诗的艺术特色和魅力展开多维度、多层面的解读。本文从意义表达、思维方式、情感表现和文学文化诸多方面对其译诗艺术先作语际层面的多维观照,探究其翻译观和文学文化观的实践过程,并结合绘画、音乐、戏剧、电影等非语言艺术对其译诗手法和技巧进行符际阐释,探究其译诗观和文学文化观的实践效果,彰显译者的翻译艺术特色,开拓古诗英译艺术研究的新路径。本文提出译诗研究不仅要重视语际层面的多维观照,还要注重语际与符际翻译之间的互动转化,不断创新文学翻译的跨艺术表现,努力拓展翻译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翟理斯汉诗格律体英译探索

翟理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诗歌翻译家,其格律体~①译诗在当时影响很大,受到各界读者的广泛赞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对翟理斯译诗进行研究时,多批评其中"因韵害意"的问题,而较少关注翻译实践的方法、策略及文学文化价值。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细读翟理斯的汉诗英译文,结合英汉诗学传统及译者的翻译观,从译诗诗体形式的多样化、汉诗诗体的借鉴、英诗定型诗体的实验三大方面探析了翟理斯格律体诗歌翻译的全过程,阐释了其中的诗学价值与跨文化交流意义。

庄延龄与翟理斯《华英字典》之关系

庄延龄曾经是翟理斯《华英字典》最主要的合作者,但在该字典第一版出版后又成了该书最激烈的批评者,最后竟被视为翟理斯和《华英字典》的"敌人"。通过考察庄延龄与《华英字典》的上述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华英字典》的形成过程及其两个版本之间的某些重要变化。

胡适与翟理斯关于《敦煌录》的讨论

1914年7月,英国汉学家莱昂纳尔.翟理斯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敦煌录〉:关于敦煌地区的记录》。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看到翟文在短句、释文、英译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于1914年8月给《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投寄了《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指出了翟文在4个方面存在的12个小问题。《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主编休斯收到胡适的文章后,征求了翟理斯的意见,在1915年1月出版的该杂志上同时发表了胡适的文章和翟理斯的《〈敦煌录〉重译》一文。学术界盛传胡适与翟理斯的这次讨论,但对其详细经过不甚了解,本文试图交代其来龙去脉。胡适的《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是他发表在重要国际刊物上的第一篇纯学术文章,但一直被胡适研究者所忽略。为便于今后将该文收入胡适全集中,本文最后附有该文的中译本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