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研究的文化新视角——探寻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实质

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饱受争议。既有学者肯定了它将翻译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宏观文化层面,又有学者批判和反思了它的泛文化主义及实践性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以巴斯奈特(Sus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AndréLefevere)等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未能清楚地阐明翻译活动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不难证明,"文化转向"视角对于翻译研究中文化的思考应从三个层面出发,而绝非仅限于宏观文化一个层面,其实还涉及中观文化层面和微观文化层面。只有弄清翻译活动中包含的这样三个文化层面,才是完整地抓住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才能全面地把握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真正内涵,才能充分展现其理论价值和实际操作意义。

中国译论现代化进程的回顾与反思——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当前国内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中国译论现代化的结果。中国译论的现代化是受西方译论的影响发生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五四时期现代译论的开启、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语言学派译论的两次登场和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文化学派译论的全面展开。文章将中国译论现代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置于中国近现代史和中西现代学术碰撞的大背景中,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之进行考察和梳理,讨论每个阶段的现代化特征,指出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中国译论的现代化进程有个整体的把握,为中国现代翻译学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启示和现实的借鉴。

时代主题变迁对翻译研究范式的影响

一门学科的"科学敏感性"的转移,通常是由重大的社会和时代发展所促成,导致对不同问题的重视,并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本文以时代的发展变迁为主线,以哲学的发展为参照,考察翻译研究范式的变迁路径。近代启蒙时期时代主题为人与自然的矛盾,追求确定性的二元论哲学开始对时代主题进行回应,受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翻译研究形成了语言学研究范式。20世纪初以后,时代主题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渐趋明显,后现代主义哲学开始解构结构秩序,突出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受此影响,翻译研究形成文化转向的研究范式。二战结束以后,时代主题为消除全面危机,建构和谐的生活世界,哲学开始回归生活世界,翻译研究也随之进入生活世界,以翻译社会学研究范式研究翻译活动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藏族格言诗英译初探——以李正栓英译本为例

影响藏族格言诗英译的文本外因素是此次探讨的焦点,包括译者的因素、作序人的修改意见和主流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虽然李译本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实用价值,也存在着丝许的不足,即应更多地考虑读者的因素,比如适当地给译文添加脚注,深化读者的理解。其次,翻译的历史性和伦理性要求以后出现层次更高的复译本,那么培养精通“汉藏英”全方位人才显得尤为紧迫,以推动民族典籍外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