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据为诗:翁方纲诗学与乾嘉考据学关系发覆

乾嘉考据学对清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及对文人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产生直接且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学术界已有共识。然以翁方纲诗学为中心进行考察,可知考据学与文学的互动表现出明显的双向性,考据学在文学领域有所延伸,文学对考据学亦存在能动作用,至少在翁方纲诗学中,已有明确的将考据学纳入诗学范畴的主动意识,并积极从理论背景预设、诗学批评倡导与实践创新三个层面加以落实,力图实现考据学与诗学之融通。翁方纲一以贯之的融合考据与诗学的努力,就个体层面而言,为其在清代诗学史上确立了独特的价值地位;而从乾嘉文学整体来看,它对乾嘉诗学如何立足于文学本体而融摄考据学这一命题作出了明确的回应。

杨慎《山海经补注》及其考据学成就

就古代《山海经》研究史而言,清人之考据成果最为丰硕。然清代之考据,实由明人奠其基、肇其端。杨慎生当正嘉间,于空疏浮泛的学术氛围中尚博崇实、钩隐抉微,撰成《山海经补注》。作为继郭璞后首部最具影响力的注本,该著以博征精究、求实考据之法,开启明清《山海经》考证训释之风气,并为清代《山海经》考据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石。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文本文献学范式与考据学范式

考据学范式注重考据内容的真实性、微观性和证实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尤其是在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方法论意义.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亦是以考据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但与考据学范式相比较,文本文献学范式更注重内容的思想性、宏观性和证伪性.考据学范式与文本文献范式在方法论逻辑上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使得它们在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能够很好地相互补充.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既需要运用考据学范式为其提供理论资源性根据,也需要运用文本文献学范式为其提供思想资源性根据.

论章学诚对宋明理学与乾嘉考据学的批评

理学作为宋元明清四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章学诚能以较为客观的辩证观点视之。一方面对理学末流大加挞伐,认为其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空言天性义理,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对通经服古的程朱之学持肯定态度,指出宋儒的“躬行实践”,仍是值得后人效仿和借鉴的正确方法。考据学为乾嘉学术之主流,章氏指出考据学的弊病在于注重征实,而忽视对义理的掘发,未能真正领会古人删修考订的用意和治学的要领。为此,章学诚倡言“六经皆史”说,强调经世致用,这既是对理学空谈性命义理的猛烈抨击,也是对考据学严重脱离人事的有力针砭。

乾嘉考据学与中国古典学的接续和转变

中国古典学的相对范畴,很难以清晰的文献边界划分,宜于从统一的方法层面着眼。在时间维度上,乾嘉考据学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对其治学门径的探讨,可知其对前人的择善而行和在后世的延续发展,从而激活其治学方法在中国古典学这一领域的应用。在空间维度上,透视乾嘉考据学与西方古典学的核心方法论--语文学的异同,有助于突破传统意义上对训诂与义理关系思考的局限,从而在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双重角度下,建立适合中国古典学的治学门径。

复古与求是:从考据学发展路径管窥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

清代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复兴,是清代考据学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随着考据学的成熟,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不断深入和拓展,学者为了复古与求是,逐渐将经学体系上溯至西汉,今文经学随之被纳入研究范围。考察考据学内部对公羊学等今文经学的研究以及传统意义上今文经学者对考据学的吸收与利用,可以看出沿着考据学发展这条脉络而生成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局面的大致轮廓。

浅议历史考据学与地方史志编纂

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地方志必须全面真实地反映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发展情况,而对于存疑的内容,则必须重视历史考据学方法,查找真相,成书于策,达到地方史志应有之作用。但在地方史志编纂过程中,尤其是现在,历史考据学在地方史志编纂中并没有得到运用,导致部分志书编纂质量存在很多问题,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次探讨历史考据学对于地方史志编纂的重要作用,为第三轮志书的编纂做好铺垫。

乾嘉考据学下的词集笺注研究

乾嘉考据学作为清代学术的标志,对清代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词起于唐五代,盛于两宋。随着词这种文学体裁不再局限于游戏娱乐,而更多像诗一样被寄托了词人的情感与志趣,为了便于理解词的内涵,北宋后期出现了词集笺注。在北宋至清代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词集笺注不断发展。前人笺注词集,从开始只关注词中字句的注解与说明,逐步发展到对典故的考释、名物的考辨、修辞的运用、词作的点评等方面,侧重于文学性的鉴赏。清代词学复兴,学人们对词集的整理编纂、校对考证等方面愈加重视,加之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学人在笺注一道上用力极深,颇有发明,词集笺注成就斐然,《绝妙好词笺》和《山中白云词疏证》都是清代学人笺注词集的典范之作,初步奠定了后世词集笺注的体例,亦对晚清、民国的词集笺注产生了积极影响。乾隆时,经学为统治者所重视,学术上也以经学为根本,进行严格的研究,此时,词亦成为学问的载体,清人在词中吟咏经学有关内容,学人们以学术的角度与眼光研究词这一体裁,实际上提升了词体在清代的地位和文化品格。文章基于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风,研究词集笺注的学术化发展。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史学方法论与传统考据学

本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分析了传统历史考据学,认为考据学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曾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特别是在中国,考据学的发生发展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不应该也不可能全盘否定它。我们的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吸取其精华,在采用各种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同时,努力使考据学日臻科学、完善,更好地为历史研究服务。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老一代史学家范文澜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就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乾嘉考据学成因综述

有清一代,乾嘉考据学蔚为大观,考据学家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考据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宽泛,在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均有独特的造诣,令今人自叹不如,以至于学界经常用"乾嘉考据学"来指称清代学术。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究竟何在?自清代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学术等各个角度提出了各种解释。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一综述,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已有之解释加以评述。

陈启源对清代《诗经》考据学的贡献

陈启源作为清初著名的学者,在《诗经》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坚守《诗序》,一以《序》《传》《笺》为准的"稽古"思想,是陈启源弃宋返汉,转向考据学的前提与基础,对于复兴古学,解放人们思想,挽救当时颓废的学风有重要意义。他摒弃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以形音义结合、利用方音等手段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从事具体而深入的考证研究,力图探究经籍的本来面目,这种实证、求是的精神对宋明理学空谈义理的学风有极大地冲击,将《诗》学研究引上考据的轨道。他好学深思的稽疑精神和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都表现出清初考据学者的特色,体现了清初《诗经》考据学的基本精神,对乾嘉学风的转向和考据学的繁荣有启示之功。

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

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背景看,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的复兴与清代考据学在时间的衔接,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发扬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对这一时段考据学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明中晚期考据学复兴过程中,一些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流弊及空疏学风,倡导怀疑和求真精神,用实证考据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对明清之际学风由虚向实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乾嘉考据学源起之新探

关于乾嘉考据学术之根源,争论颇多,梁启超等将开创之功归于清初顾亭林等大师,钱穆等则将之追溯到明代中晚期。对于钱穆等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明代考据仅限于个人的雅好,远没有成为一种学术的代称。但实际在明代中后期,汉学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皆已发乾嘉学术之先声,此时的诗歌注释也在注释方法、注释内容及注释思想等几方面充分体现出清代考据学的特征。

明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明代《孟子》学是中国《孟子》学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自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和贡献,是一块有待进一步开垦的学术领地。明代《孟子》考据学,参与学者较多,著述亦丰,前、中、后期发展不均衡;具有关注重点较为集中、专题研究较为兴盛、体例上推陈出新等特点;同时也明显存在简单重复考证和考证不够深入的缺陷。

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阐释学

西方的阐释学与中国考据学的原理是相通的,只是在不同文化话境下才形成了的不同阐释方式,本文从中西文学与文化比较的角度,对于两者之间的互补与互通进行一种梳理,从而为建立跨文化的阐释考据研究做出努力。

王夫之的考据学

王夫之具有丰富的考据学思想,并采用了一系列颇有借鉴意义的考据方法考订文献,从而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使他得以跻身于明清之际的考据大家之列。考据之学也是他义理之学的基础,其别开生面的义理的取得,即得益于他深厚的考据学功底。

郭沫若对传统考据学的批判继承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吸收世界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同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内容列形式,都予以批判继承,即便是对传统的治学方法也十分精通,并娴熟地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

超越东西:博古学、考据学以及近代早期历史学发展的全球性

从比较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历程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者相似的是,清代中后期的考据学者对儒学要义的探寻也有着复古主义的兴趣。他们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从而完善考证的方法,以期将儒家经典恢复到在他们看来更为准确可信的早期版本。正如他们的欧洲同行在推进人文主义和博古学研究时所形成的文人圈一样,这些考据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学术团体,交流研究心得并相互切磋。在对儒家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进行重构的过程中,他们也认识到历史学与金石学的重要性,并以历史学的取径诠释经典。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学家将历史学研究塑造成现代学科的努力中,清代考据学的学术遗产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考据学的遗产表明,那些在塑造欧洲现代历史学科的过程中通常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先例也存在于东亚,很可能也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应当将历史观念以及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加以分析与看待,从而超越东西方二元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