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项目用地总规模中耕地占用比例上限的确定——以陕西省为例

[目的]分析耕地资源与建设项目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建设项目总规模中耕地占用比例上限的确定方法,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制定耕地保护措施提供依据。[方法]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基于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和建设项目样本数据,构建耕地密度作为指标,采用GIS空间叠加分析、地貌分区和统计参数对比方法,研究陕西省耕地密集程度分区方法,确定交通、能源、水利类单独选址建设项目总规模中的耕地占用比例上限。[结果]采用地貌分区和行政单元修订相结合的方法,以80%累计频率取值作为建设项目耕地占用比例的上限,将全省分为3个耕地密集程度区:陕北黄土高原耕地密集区、关中平原/陕南秦巴山地耕地密集区和其他区域(耕地非密集区),确定线性项目和面状项目在3个分区中的耕地占用比例上限分别为26%,42%,20%以及45%,80%,27%。建设项目总规模中的耕地占用比例在耕地密集区明显高于非密集区,呈现出耕地密度越大建设项目耕地占用比例越高的变化规律。[结论]通过确定建设项目耕地占用比例上限阈值,可使各类项目的耕地节约率达1.2%~17.9%,在保障项目用地的同时能够控制13.9%~22.5%的建设项目过度占用耕地,达到有效保护耕地的效果。

对耕地占用税协同共治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强调要严格保护耕地,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湖泊休养生息制度。长期的税收实践证明,耕地占用税在促进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资源,提升耕地质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相关要求和税法实施情况来看,耕地占用税的课税对象、征管地域及机制等具有特殊性,其征管工作涉及多个政府职能部门,需建立健全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实行部门协同共治。

政府储备土地涉及的耕地占用税争议探析——以太原市为例

耕地占用税是保护耕地的重要税收调节手段。实践中,对政府储备土地涉及的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主体与缴税时点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从《耕地占用税法》立法目的、纳税主体界定、税收本质及法际交集与融合视角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储备土地的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主体应为实际用地人,缴税时点应在征地阶段。建议通过完善政策条款、优化涉税流程、分类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促进政府储备土地的耕地占用税缴纳工作,从而真正实现耕地占用税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导向。

耕地占用税征缴中应关注的问题及建议

农业的战略定位决定了耕地保护的重要意义,耕地占用税是防止耕地被大量占用的一种税收调节杠杆。研究发现,耕地占用税与新增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面积、房地产开发竣工面积具有较强相关性,与耕地面积净减少数的关联度不大。实践中,由于耕地占用税是一次性征收的行为税,税源不稳定,而且纳税主体多是政府部门或平台公司,导致征缴管理过程中存在税源信息共享不到位、执行流程不严、效率不高、影响财政收支结构等问题。由此,必须完善执行机制、强化税款运用、规范纳税主体,完善我国耕地占用税征缴工作。

耕地占用税与耕地数量变化的动态模拟及政策启示——浙江省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的:对耕地占用税与耕地数量变化进行动态模拟。研究方法:BP神经网络,演绎法。研究结果:改变耕地占用税对耕地数量变化存在互反作用,耕地数量变化与耕地占用税预算数增减同向,与耕地占用税决算数增减逆向;耕地数量变化幅度与耕地占用税预算数及决算数变化幅度正相关。研究结论:依靠耕地占用税制度安排抑制耕地数量减少需要区分政府的目的与行为,设置合理的耕地占用税预算数与决算数。

唐山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

研究目的:采用改良的脱钩理论对唐山市历年及未来耕地占用与非农GDP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指导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研究方法:改良脱钩理论的脱钩指标计算模型和增长经济理论模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结果:(1)唐山市2000—2009年耕地占用与非农GDP呈现出不同的脱钩状态,原因也不尽相同;(2)唐山市未来经济发展中,脱钩指标分别为0.29和0.03,耕地占用压力仍然存在。研究结论:改良后的脱钩指标更加合理且与增长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不仅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唐山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且有利于认识"双保"工程,指导耕地保护工作。

试论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脱钩研究

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匮乏,耕地占用压力十分巨大,为深入分析和认识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关系,可以应用Decoupling(脱钩)理论与分析方法,开展我国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脱钩研究。其主要思路是在全面分析、对比和总结国内外不同GDP增长阶段耕地保护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基于DPR(驱动力-压力-响应)系统的耕地占用与GDP增长之间的脱钩指标体系,应用脱钩指标分析耕地占用和GDP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DPR(GDP增长驱动力-耕地占用压力-政策响应)系统,建立耕地占用与GDP增长脱钩的新型管理制度,最后应用上述框架模式,分别按省、地、县三级选取一些典型区域进行同尺度之间的实证分析,并进行跟踪分析,以验证耕地占用与GDP增长脱钩指标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实施效果,揭示我国各类区域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相互关系的典型模式,提升耕地保护研究的理论水平与促进我国的耕地保护工作。

基于脱钩分析方法的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武威市为例

基于脱钩分析方法,选取建设占用耕地量、非农GDP产值两个指标作为主要指标,并对非农GDP进行重新界定,改进了脱钩的研究方法;采用1998-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武威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武威市2001-2012年建设占用耕地与非农GDP的关系主要呈现出5种状态,即强负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脱钩、衰退连接和弱脱钩,表现为强脱钩和弱脱钩的状态期数合计占统计期数的67%,总体上有6个年期处于强脱钩状态;(2)脱钩弹性曲线总体上表现出"M"型变化,呈现出"非理想状态-畸形状态-理想状态"的周期性变化,且武威市近3 a都表现为脱钩的理想状态,经济发展摆脱了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3)耕地保护政策落实、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等是促进脱钩的主要原因,与武威市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证明改进后的脱钩分析方法可准确反映耕地占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武汉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脱钩研究

借助DPSIR模型建立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驱动力—耕地占用压力—耕地存在状态—耕地占用影响因素分析—耕地保护政策响应"系统,运用IPAT方程脱钩计算法和变化量综合分析法定量评价了近10年来武汉市域和区域耕地占用和经济增长的脱钩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域尺度2003-2012年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呈"扩张性复钩—强脱钩"的周期性变化;武汉市各区尺度2007-2012年扩张性复钩区由中心城区向远城区转移;影响建设占用耕地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资源的自然条件差异、区位经济优势的差异和政策的导向。政府应制定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措施和土地调控政策,才能有效遏制武汉市建设占用耕地的态势。

耕地占用税设置的功能定位与调控机制分析

从耕地外部性角度运用经济学模型分析耕地占用税的功能定位,并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角度出发阐明其调控机制。结果表明:(1)耕地占用税设立的标准应实现基本的功能取向,包括保护耕地、遏制土地不合理利用、实现耕地外部效应内部化、为农业发展筹集资金、完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等方面;(2)各省市耕地占用税占农地取得成本、建设用地出让平均价格比例差异性较大;(3)耕地保护作用日益凸显,但仍受到执行效果不显著、税率调整频率偏低等问题的限制。耕地占用税对耕地保护具有可行性,强化耕地占用税对耕地保护的约束力,宜从改进计税依据、合理确定税率、突出税收的主导地位、改变税收隶属等方面入手。

对耕地占补动态平衡的经济学反思——兼论建立耕地占用权交易

本文首先对现行的耕地占补动态平衡政策进行了经济学反思,指出其存在没有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耕地开发潜力大的省份开发耕地激励机制不足及缺乏对耕地保有量外部性的考虑等三个缺陷。然后,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建立耕地占用权的设想,并对其经济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较耕地动态平衡政策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最后,总结了建立耕地占用权交易制度的优越性。

道路建设中的耕地占用问题及其对策初探

结合我国耕地资源面临的严峻形势与道路建设迅速发展的实际 ,从道路建设对耕地资源的直接占用 ,道路施工产生的新的水土流失对耕地资源的危害影响等方面分析道路建设占用耕地的特点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从道路建设的设计、选线。

完善耕地占用税势在必行

耕地占用税是国家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地，对单位或个人占用耕地建房或从事非农业生产建设的行为征收的一种税。2010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继续加大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

改进耕地占补动态平衡的新思路:耕地占用权交易

首先对现行的耕地占补动态平衡政策进行了经济学反思,指出其存在没有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耕地开发潜力大的省份开发耕地激励机制不足及缺乏对耕地保有量外部性的考虑等三个缺陷。然后,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建立耕地占用权的设想,并对其经济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较耕地动态平衡政策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最后,总结了建立耕地占用权交易制度的优越性,为改进耕地占补动态平衡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谈加强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对保护耕地的作用

我国耕地数量在逐年减少 ,耕地质量在不断恶化 ,加强耕地保护十分必要。耕地占用税的征收是利用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来促使单位和个人尽量少占耕地、节约耕地的一项重要措施。切实发挥耕地占用税的调控作用 。

福建耕地占用及其分布研究

从耕地占用这一角度出发,分析福建省耕地占用现状及趋势,并应用2005年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对福建省耕地占用分布聚为4类,分析4类地区的发展方向。

论我国耕地占用税的再完善

我国现行耕地占用税的税名不能准确地涵括征税对象范围。土地储备机构缴纳的部分耕地占用税未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一并计入用地成本,未能通过耕地占用税对耕地外的其他农用地进行分类保护。应调整现行耕地占用税的功能定位,将税种名称改为农用地占用税,将土地收储机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或政府委托的其他政府部门已缴纳的耕地占用税(或农用地占用税)计入用地成本,由用地者承担。分别根据被占用用于非农业生产的耕地及其他农用地的不同质量等级及生态功能等级或生态服务价值等级,适用不同的农用地占用税税率。在对农用地的数量、质量、生态进行三位一体保护方面以及在分类保护农用地方面,发挥农用地占用税应有的调节作用。

经济增长与耕地占用:基于脱钩理论的视角——以广东省为例

借鉴物理学的脱钩理论,采用1994—2013年广东省相关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与耕地占用之间的关系,结论如下:(1)广东省及4个区域非农经济增长与建设耕地占用之间的脱钩关系基本由建设占用耕地变化量来决定。(2)广东省及4个区域非农经济增长与建设耕地占用总体呈现"理想—畸形"的波浪形周期变化。(3)东翼、西翼、北部山区非农经济增长与建设占用耕地之间呈现"畸形"的概率更大。(4)脱钩机理分析表明,资本、劳动力、技术已逐渐成为拉动广东省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广东省经济增长对耕地依赖程度逐渐减弱,保耕地红线和保经济增长不矛盾不冲突。最后基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耕地占用“实化”与耕地保护“虚化”——以耕地占用税制度变迁为视角

持续有效的耕地保护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石。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耕地占用的发展收益归于具体的耕地占用当事人及所在地即"实化",耕地保护的安全收益惠及抽象的一国公民及国家即"虚化"。现行耕地占用税制度未能消解耕地占用"实化"与耕地保护"虚化"之间的张力,应当从税名替代、税率调整、税收归属及税收用途耕地保护相关性进行制度变迁,在税收法定化过程中促进税收效率及公平。

完善水利工程耕地占用税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200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实施细则中明确，专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灌溉排水基础设施，占用农用地（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条例》中“专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范围界定偏窄，防洪、排涝、灌溉、农村饮水等公益性功能突出的大量水利工程未纳入耕地占用税减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