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的陕西省耕地保护补偿研究

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视角测算耕地保护补偿价值,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有利于明确耕地保护权责、调动耕地保护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均衡和谐。因此,为准确测量耕地发展权价值,建立起融合耕地发展权价值在内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该文以陕西省为例,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视角,构建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方法体系,测算了耕地盈亏平衡和耕地发展权价值,最终依据该价值确定出相应的补给和受偿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2015年陕西省总体处于耕地亏损区,总赤字面积为39.52×10~4 hm^2,人均耕地赤字面积为0.0136 hm^2,耕地总面积赤字率为9.89%;2)在省级层面,陕西省现实耕地发展权价值为50.57元/m^2,考虑到陕西省耕地盈亏量,陕西省总体耕地发展权价值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在国家未给予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实际需要支付1998.50亿元的耕地发展权资金;3)在地级市层面,西安市、汉中市、商洛市、延安市、安康市和铜川市6市(亏损程度从重到轻排序)处于耕地发展权价值补给区域,而榆林市、渭南市、宝鸡市和咸阳市4市(盈余程度从高到低排序)则处于耕地发展权价值受偿区域。

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的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促进区域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为合理确定国家征地补偿标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基于假设法、比较研究法和文献法,通过建立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模型,测算耕地发展权价值大小,进而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结果:(1)巴彦县耕地总面积约1/5可以满足该区域的自身粮食需求,其余约4/5为耕地盈余面积,耕地发展权总价值最高为303.72亿元;(2)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限制区域耕地转为他用,国家应给予失去发展权的权利主体相应补偿;(3)对无法完成耕地"占一补一",委托区域代为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任务的地区,应购买区域耕地发展权;(4)对确需满足国家建设需要占用区域耕地,国家或用地单位应给予失去发展权的权利主体相应补偿。研究结论:耕地保护补偿实质是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购买耕地发展权权力的价值。在满足区域自身粮食需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前提下,以耕地发展权价值为载体,应建立集粮食安全补偿、区域性差别补偿以及因建设占用耕地等补偿为一体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耕地发展权制度构建研究

研究目的:探求与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用途管制相适应的耕地权利人市场化补偿机制,为耕地保护法建立公平、长效耕地补偿制度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耕地保护责任承担出现了错位,并且随着耕地用途管制的进一步强化,耕地保护财政补偿明显不足。立法上应当建立以耕地发展权为基础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耕地发展权是耕地非农建设和非粮种植的权利,属新型用益物权,由耕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享有。应建立耕地发展权银行,推动耕地发展权转移,发展权受让人不仅要支付新增指标(限额)交易的费用,还应支付以所在地区指标(限额)交易价格为标准的费用,用以补偿既有耕地权利人。研究结论: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严格用途管制,是对耕地权利人耕地发展权的限制,应以耕地发展权转移建立与耕地用途严格管制相适应的耕地补偿制度,以保障地区公平发展,提高耕地保护积极性。

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的反思与创新

通过梳理耕地保护与非农化配置制度的4个阶段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经历了产权从缺失到确定,再到建立起总量控制下的计划命令的配置机制,再到当前朝着经济措施的配置机制转变的发展过程。当前,作为新增耕地发展权的市场交易机制——浙江指标交易、重庆地票交易、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机制改进了耕地的空间配置效率与公平状况,作为现存耕地的发展权的价值补偿机制——成都耕地保护基金机制改进了耕地的产业间配置效率与公平状况。然而,现有制度创新依然存在耕地发展权种类设置不完全、产权归属不明晰、权能实现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该从种类设置、产权归属和权能实现等方面进一步清晰界定耕地发展权,并构建相应的市场交易或财税等配置机制,最终使相关经济主体既有机会在耕地保护中获得补偿,亦可在耕地非农化中获得收益,从而诱使正确的经济行为,实现耕地保护与非农化的最优均衡。

运用可交易耕地发展权优化耕地非农化配置分析

我国耕地非农化配置实行的是指令式的计划配置机制。在这样的配置机制下,耕地非农化存在配置效率损失和社会不公等问题。通过理论模型论证分析,得出结论:耕地发展权的设置及其交易机制的建立,可以实现耕地非农化的公平与效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耕地发展权的归属及交易机制建立等问题。

我国农地非农化中的耕地发展权交易机制研究

我国农地非农化配置实行的是指令式的计划配置机制。在这样的配置机制下,农地非农化很难达到最优的空间配置效率。通过理论模型论证分析得出结论:耕地发展权的设置及其交易机制的建立,将可以实现最优空间配置效率。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耕地发展权的归属及交易机制建立等问题。

咸宁市耕地发展权价格研究

论述了土地发展权的内涵，设定土地发展权的意义，并以湖北省咸宁市为例，探讨了耕地发展权价格的测算方法。结果表明．咸宁市耕地发展权价格被低估，不利于耕地保护。

我国可交易耕地发展权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分析

总结了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的现状,并通过构建经济学数量模型分析了我国可交易耕地发展权制度创新后的耕地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结果认为:现有配置机制下无法实现耕地资源的最优配置效率,而在引入市场交易机制的创新下,耕地资源可实现最优配置效率。

中国特色的可交易耕地发展权制度创新研究

在我国耕地发展权制度安排下,耕地保护与非农化配置存在无效率和不公平等问题。创新中国特色的可交易耕地发展权制度可将我国可交易耕地发展权划分为4类:新增基本农田发展权、现存基本农田发展权、新增普通耕地发展权、现存普通耕地发展权。其中,现存普通耕地(基本农田)发展权的权能通过普通耕地(基本农田)保有量指标实现、新增普通耕地(基本农田)发展权的权能通过普通耕地(基本农田)保有量指标和普通耕地(基本农田)补充指标共同实现。建设占用耕地指标的管理权应该归属于中央政府,普通耕地(基本农田)保有量指标的支配权应该归属于地方政府,补充普通耕地(基本农田)指标应该归属于耕地补充者。

耕地发展权基本理论初探

根据我国耕地保护任务的艰巨性和迫切性,在借鉴国内外农地发展权研究基础上,阐述了耕地发展权内涵,把狭义上的耕地发展权权能细分为处分权和收益权以确定耕地发展权归属,并根据土地增值的自然增值、人工增值、用途转换增值、政策增值等增值来源以确定耕地发展权的收益分配。

基于熵权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的耕地发展权价格评估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文章以湖南省为例,构建耕地资源价格评价指标体系,从2011-2013年湖南统计年鉴和国土资源公报收集到原始数据,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结合模糊综合评判法确定各因素对耕地资源价格各等级的隶属度,运用综合评判模型得出耕地资源价格。在此基础上,运用差值法,利用土地出让收入与耕地价格、土地开发费用,利润和利息的差额,从而得到耕地发展权价格。结果表明湖南省耕地发展权价格在时间序列上呈递增的趋势。

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视角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保障耕地保护主体的利益,促进耕地保护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协调。本文以河南省为例,根据耕地潜在市场价值和经济、社会、生态价值建立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模型,测算河南省各市区耕地面积盈亏量和耕地发展权价值,据此确定各市区的支付补偿和接受补偿情况。研究结果表明:2017年河南省整体处于耕地盈余状态,总盈余面积和盈余率分别为243.64×10~4hm^2、30.03%,人均盈余面积为0.0267hm^2;在省级层面上,河南省整体耕地发展权价值处于盈余状态,现实耕地发展权价值为25.78元/m^2,应得的耕地保护补偿资金为6281.13亿元;在市级层面上,郑州市、洛阳市、三门峡市、济源市属于耕地发展权价值支付地区,驻马店市、新乡市、商丘市、信阳市、周口市、开封市、濮阳市、漯河市、安阳市、焦作市、南阳市、平顶山市、鹤壁市、许昌市属于耕地发展权受偿地区。

南宁市耕地发展权价格评估研究

文章以南宁市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估算出耕地的价格,通过土地出让金总收入与土地出让总面积的比值估算出市地价格,然后根据广西各市开发费用标准和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平均利润估算南宁市土地开发费用和利润,最后利用市地价格与耕地价格、土地开发费用、利润的差值估算出南宁市耕地发展权的价格。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下耕地发展权实现的机制构建与路径设计

顺应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需揭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下耕地发展权受限的成因,构建耕地发展权受限价值实现机制并明确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我国耕地发展权内涵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对应不同的权利性质与产权主体;耕地产权制度不完善与土地要素市场机制滞后是耕地发展权受限的逻辑成因;耕地发展权受限价值的实现需同时遵循“责利对等”的公平原则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市场配置的效率原则;应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设计耕地发展权受限价值的实现路径。据此,应立足我国土地产权体系,明晰耕地发展权及其实现的基础理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耕地发展权受限价值实现路径。

耕地保护制度中的利益失衡与重塑可能——以土地发展权为视角

当前耕地保护制度主要通过严格的行政管制控制耕地数量,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双重困境,这是现行耕地保护制度设计中的利益失衡的结果显现。运用在集体土地征收问题中并被广泛讨论的土地发展权概念,可解释此种利益失衡的实质原因,亦能为问题解决寻求法理依凭与法权基础。分析论证我国耕地发展权内容与主体,明确土地权属制度下耕地发展权内涵,在承认耕地发展权基础上建构保护模式。土地发展权的实现可平衡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土地高效利用与城乡均衡发展。

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定位反思与规范重构

研究目的:探析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立法定位,准确把握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调整范畴,为正在制定的《耕地保护法》关于“国家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提供具体的立法建议。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和制度目标分析法。研究结果:(1)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在认识论层面,耕地权利设限与补偿的法权基础模糊;在本体论层面,耕地保护补偿的内涵外延尚存争议;在价值论层面,生态供益与增益的激励属性无从彰显。(2)耕地具有资源利益和生态利益一体两面共存的属性,《耕地保护法(草案)》相关条款仍是在“资源—管制”立法理念下的产物,存在显著构造缺陷。(3)以补偿目的为基准,该制度涵盖耕地资源存续补偿与耕地生态保护补偿;以补偿属性为基准,该制度包括耕地保护填平补偿与耕地保护奖励补助。研究结论:建议通过“一般规定+具体制度群”的立法模式在《耕地保护法》中完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从而实现该制度维护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目标定位、价值导向和功能预设。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与分配方案研究

科学确定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标准及其分配方案有助于提高相关利益主体保护耕地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从而对于我国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测算依据并结合对全国层面的实证评估,设计提出了针对不同利益主体的补偿分配方案。结果表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耕地发展权的价值体现。结合目前我国的发展实际,补偿的具体标准可以根据正常市场条件下的耕地转为最佳利用方向的土地价值与原正常市场条件下农业用途的土地价值的差额测算确定。而考虑到耕地保护行为对于农民和地方政府而言都存在着机会成本,因此对于耕地保护补偿金的分配可以根据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权损失按比例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