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的悲剧命运所呈现的美学价值

悲剧人物有自身的特色和情感。《史记》①中,司马迁以愤激之情将刺客这一群体的悲剧命运尽斥笔端,展示他们或慷慨或雄奇的风范。作为社会底层人物,生存环境下性格的特殊性造就了他们的悲剧命运。聂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勇武仗义,知恩图报,至孝至情,最终却自残其身,被弃于市。聂政身上激撞着的不屈于命运、渴望被赏识、对道义和责任的精神追求折射出他炫彩的个体生命价值意义,强烈的震撼和激励给读者带来深层次的审美感受。

“聂政刺韩傀”中的友悌之道——司马迁与刘向殊途同归

“聂政刺韩傀”之事由聂政行刺和聂嫈孔怀两个部分构成。《史记·刺客列传》和《战国策·韩傀相韩》对聂嫈孔怀的史实记载和义理阐释上有很大的差异。司马迁将聂嫈孔怀作为聂政行刺的附属故事,重在宣扬聂政的侠义精神;刘向则将聂嫈孔怀与聂政行刺相互并立,赞美了聂嫈为了成弟之名所展现出的节烈品质。通过对《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自刑绝从”的行为进行分析,能够发现司马迁将友悌之道暗藏于侠义精神的外衣之下。通过对《战国策·韩傀相韩》中,聂嫈“非弟意也”的话语进行重释,能够发现刘向通过聂嫈之口直接点破了友悌之道。“聂政刺韩傀”中所蕴含的友悌之道,正是司马迁与刘向殊途同归之处。同时,要践行友悌之道,维护兄弟之伦,需要做到兄友弟恭。“聂政刺韩傀”中的友悌之道,能够为当代中国建设美好的家庭生活提供借鉴。

从《广陵散》看音乐人的道德情怀——兼释《史记》《琴操》聂政之别

《广陵散》是中华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乐曲。《广陵散》自古以来争议颇多,焦点在《广陵散》音乐背景故事。旷日持久的争议主要是因为各家忽略了《史记》《琴操》的文体和功能,忽略了记史和艺术创作之别。

二、郭沫若演过聂政

二、郭沫若演过聂政石曼我这里说郭沫若演过聂政，请读者不要简单地传说出去，看完全文，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１９４１年１１月下旬，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在重庆抗建堂上演，郭老常在后台侧幕里看戏，或欣赏演员表演，或谛闻演出效果。《棠棣之花》第五幕写的是聂政...

聂政：剑胆琴心的刺客

十岁那年，“复仇”这两个极具血性的字眼第一次闪现在聂政的脑海中。 从懂事起，聂政一直在问母亲同一个问题，娘，我为什么没有爹？

试论先秦游侠

本文从宏观角度论述先秦游侠的特征、性质和存在状况、《韩非子》是先秦唯一明确提到侠的文献，以韩非的论述为主，结合有关史实，侠存在着四个主要特征：暴力性质、非官方性质、非生产性质和非秩序性质。而自由身份和尚武风气则是其必要文化背景。先秦游侠的存在可分两类。一类是依附游侠，以食客风气为基础，包括养客者和食客被养者中的自由武士。另一类是自由游侠，包括匹夫之侠、刺客之侠和墨、儒、道家中的诸子之侠。

一代英豪 千古绝唱--读太史公《刺客列传》

刺客是历史人物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太史公在《史记》中特别地为他们立传,为他们勾勒出一幅简约的肖像画,引后人深思。一曹沫是刺客群体中第一位出场者。与后面几位同仁相比,故事虽然简单,却也漂亮,为刺客群体成功亮相。曹沫是鲁国人,因有过人气力与胆略为鲁庄公效力。庄公很欣赏他,任命他为将。曹沫率鲁兵与齐国战,三战三败。庄公只好割地求和,

《刺客聂隐娘》:刺客的归隐之路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以专章为刺客立传,记载了专诸、聂政、荆轲等人的史迹。刺客们身负使命,一击而成则兴其国,如专诸,一击不成则留悲歌,如荆轲。刺客的生死常与国之兴亡相关,从客观上说,他们是政权交替的工具。从职业操守上讲,他们应遮蔽内心,虚化为暴力符号。然而《史记》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为符号化的刺客扩充了内心世界,例如看似深陷政治漩涡的荆轲与聂政,其实内心践行的是对挚友的信义。

郭沫若与约翰·沁孤

在郭沫若的文学翻译活动中,我们发现,他往往选择一些为人们所不注意的作品来予以介绍。比如他对古代波斯诗人莪默·伽亚漠、近代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孤等人作品的译介,即是较为典型的例子。伽亚漠虽是中古时期波斯的大诗人,但他生活的时代毕竟离我们较远,所以不能引起我国现代翻译家们的注意。因为“五四”以后的中国文艺界更重视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学,特别是英、法、美、德、俄等大国的著名作家作品,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文学。对小国家,也往往只注意少数几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如挪威的易卜生、丹麦的安徒生等。约翰·沁孤虽然是近代作家。

《战国策选注》读后献疑

《战国策》素称难读。牛鸿恩等先生编的《战国策选注》选篇精当,注释详尽,征引翔实,对于初读《战国策》的人,不失为一本好书。但失误也难免,有些词的注释尚欠妥当,有些词当注而没有作注。这些失误并不限于选注,其他注本亦多未解决,今提出数则以就教方家。各篇篇名一依《选注》。为无《选注》者参证之便,按《国策》体例,于策名后标明顺序。

“取韩相”等累赘标题之由来—琴曲《广陵散》流变考之三

拙作《琴曲【广陵散】流变初考》(《中央音乐院学报》1985年第4期)探讨了《广陵散》的前期状况;《论解曲组合与解曲扩展——琴曲【广陵散】曲体流变考之二》《星海音院学报》1986年第3期、4期,1987年第3期、4期)探讨了该曲中。

简论《战国策》之游侠

《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期弥足珍贵的一部史料汇编,其中介绍了许多可爱的游侠,他们行侠仗义、自由潇洒、游走四方。同时,又有其悲凉的一面。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正直勇敢,行为上往往表现出过激、单纯而真挚的一面;默默隐忍又蓬勃反抗,内心的孤独和面对世态的无能为力造就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路——游侠。他们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地进行反抗,成为《战国策》中特殊的一类,深受人们的喜爱。

例谈记叙文的语言描写技巧

平时批阅作文时我发现,很多学生所写的记叙文单调平淡,人物形象不鲜明,文章缺乏感染力。当然,写好记叙文涉及诸多方面因素,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学生没有应用好记叙文的描写方法,没有将记叙与描写有机结合起来。大家都知道,记叙文写作离不开描写,生动的描写会给人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的侠文化内涵

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广泛地运用了历史上的侠义题材,弘扬侠义精神,将其提(?)(?)(?)(?)政治革命的“匪徒”的高度,表现了郭老讲“仁道”,救苍生、求统一的良好愿望,以及他赋予(?)(?)传统的新的时代精神。郭老高倡侠义,大致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他对传统文化中侠义美德的独特理解,表现了作家的人格理想。郭老曾对侠进行历史的研究,通过与儒的结合,赋予其道义原则,具有反权威、为人民、守尊严、养浩气的特点。第二,是他从泛神论英雄主义到侠义形态发展的心理需要,是他转变立场之后所寻觅的充分中国传统化的英雄。

点燃“中国女性革命的火炬”——析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

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剧作家郭沫若,在他的一生中创作了十部历史剧,这就是二十年代的《卓文君》、《王昭君》、《聂(?)》;四十年代的《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胆》、《虎符》、《筑》、《南冠草》;六十年代的《蔡文姬》、《武则天》。这十部历史剧运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着眼于今人写古人,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形象地反映了时代的风云。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其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磅礴的热情、奇特的想象,雄浑豪迈的气势、诗化的语言,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三纲”小识

顷读黎锦熙先生撰《钱玄同先生传》称:钱玄同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在孩子们的头上.孩子们也永远不得再缠在下一辈孩子们的头上.” 案:三纲之所以为世疾痛、诟病者,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误将“为”字训解作“是”。易言之,即误解为“君是臣之纲,父是子之纲,夫是妻之纲”。俗乃申其义曰:“只许君不君,不许臣不臣;只许父不父,不许子不子,只许夫不夫,不许妻不妻。”于是三条麻绳,紧紧地缠在“臣、子、妻”的头上,永世不得翻身,亦何怪其切齿痛恨,视若毒蛇也。

郭沫若与中国侠文化

侠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独特形态,对中国社会生活和大众心态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郭沫若一生的社会和文学活动中,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他的六大历史剧基本上都写到了古代的侠义之士,侠义之风与现代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以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史上一种典型文化形态。本文拟对此作进一步展开,以看到郭沫若对侠义内涵的融入、运用和理解,并探求一个时代的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

郭沫若历史文学与士文化传统——初论郭沫若的儒侠统一观

郭沫若有政治家的热情和抱负,以及从事军政的实践,但他归根结底仍是一个文化人,这就决定了在他的人格气质和理想中,丰富地蕴涵着知识分子(用古代的称呼就是“士”)的文化内涵。他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虽然后来接受西方哲学和文艺的影响,其传统文化的基质却始终占主导地位。 本文拟从其历史文学出发,结合其历史研究,探讨其文化内涵。《我怎样写【棠橡之花】》说:“写历史剧不是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