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职业代表制

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主张以商会、教育会、工会、农会等团体的代表组织国民会议。此一主张被认为具有职业代表制精神,甚至被国民党作为基本选举制度运用于1931年召集的国民会议,却与孙中山国民大会构想中的选举思想抵牾。究其原委,孙中山在其国民会议主张中所表达的职业代表制,很难说是其民权思想真正进展到一个新阶段的理论标志,更像是一种应对时局、把握机会的政治实用主义策略。

“职业代表制”与民国政治史述论——以中国国民党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心

晚清民国,中国政治生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突出表现为从"地域观念"向"职业观念"的转变。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解体,新的城市职业群体和集团力量涌现,基于地域因素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度难以应对并进行吸纳。欧洲大战之后,受西方改造代议制思潮的影响,"职业代表制"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改造北洋政府腐败政治的重要手段。在建国问题上,孙中山始终坚持"革命程序论",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又提出"以职业团体为基础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那么,如何看待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关于宪政阶段国民大会由地域代表制产生之方式与基于职业代表制的组成国民会议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成为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各派系斗争的政治遗产,也牵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之大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会议"与"革命程序论"作为孙中山遗教而被贯彻落实,"职业代表制"亦写入相关法律文件,进入实践阶段。但是,职业代表制的运作成效如何,是否存在操控、收买?抑或该制度在中国尚缺乏适宜之土壤?从根本上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看不出其与工业化和民主化之间存在着正向递进的变量关系。

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路径的探索与思考——柳镛泰《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评析

职业代表制蕴含着民主制度探索的诉求,它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这个宏大主题的一个重要环节。由此切入而审视近代中国民主化探索是颇具新意的研究取向。柳镛泰的新著《职业代表制:近代中国的民主遗产》对此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该著着眼于近代历史演进过程,以点带面勾连起与职业代表制的相关内容,贯通社会史与政治史视角,于党政和团体、国家和社会、民主和民族的互动中精详地剖析近代中国的民主化历程;在社会分工、制度变迁、社团与政党的复杂关系中,揭示了民主建设的多重面相,堪称职业代表制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邓演达职业代表制思想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探析

邓演达职业代表制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国民会议运动思想,是实施平民政权的组织原则和实现民权主义的有效途径。探讨其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差别,可以对我们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获得一定的借鉴意义。

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

1931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为确立训政体制的合法性,主导筹办国民会议。在此过程之中,国民党试图掌控"民意",而民众团体及反对力量则寄望于国民会议来制约独裁。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成为民意汇集的主要渠道。然而在此前,国民党政府通过对职业团体的整顿改组,重建了民众组织体系。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确定职业代表制为主要方式之一。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这种"民意"建构虽体现了民主的象征意义,但并未带来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从国民会议到国民参政会——职业代表制的持续与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社会呼吁只有集结广泛的民意与民力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因而主张尽快成立民意代表机关,并由此发展为民主诉求的热潮。历经1933年训政时期国民参政会组织法的制定,1938年终于促成了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国民参政会的诞生过程可以看作是职业代表制的持续与变化,在代表构成和民意集结的方式上,国民参政会是对20世纪20年代国民会议方式的继承,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条件而产生的。

试论人大代表的素质

人大代表作为选民的“受托人”,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其言论和行为始终要围绕着选民的利益和意志。人大代表应具备代表意识、较高的文化素质、较强的判断能力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协调能力以及一定的法律知识。职业代表制的引入是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的有利途径。

孙中山的最后奋斗:1920年代中叶的国民会议运动再研究

1920年代中叶的孙中山北上谈判及国民会议运动,是社团政治与改造议会思潮兴起、国民党寻求与民众团体结盟,以及直奉战争后反直各方合作善后的语境下,国民党期望与一些北洋势力和民众团体通过协商合作,在使自己于未来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建立联合政权的一次艰难尝试。但因国民党缺乏足够军事实力、其自我定位与段祺瑞和张作霖等的看法存在较大距离、国民军和民众团体对国民党的支持力度有限,以及国民党奉行的政治激进主义路线与不少北洋军人的保守观念存在扞格等,国民会议运动未达预期目的。

试论我国直接选举制度中的选区划分

我国目前直接选举制度中的选区划分既有优点也有弊端,需要通过解决城乡选民和代表的权利平等、逐步实行小选区制、从此地域和职业划分办法结合逐步过渡到以居住地划分为主等手段予以完善。

1924年广州市长选举述论

1924年9月，孙中山为修复政府与广州商界及一般市民的关系．在市民缺乏民主政治素养的情况下仓促下令举行广州市长民选。选举条例制订者参照职业代表制和复选制设计了一套复杂的选举制度．试图以此确保选举不被地方传统势力操控。但初选丑闻频出，不但未能重新凝聚市民的支持，反倒激化了内部矛盾。次年，国民政府决定以委任制代替选举制组织广州市政府。这一过程也反映出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地方治理策略的改变。

“苏维埃”概念引入中国的思想史探究

一战后随着国际格局变动,政治思想观念出现新动向,进而波及到了中国。欧洲出现反思代议制的热潮,国际思想界期待苏维埃作为职业代表制的一种形式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实现了列宁理论中以工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些新思潮都在五四后期传入中国,彼此交融并发挥影响。对于民初议会失望之极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倾心苏维埃的职业代表制民主理念。在这一思想背景之下,早期中共党员主动译介并吸收新词新知,丰富了苏维埃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图景。大革命失败后经过几番讨论,“苏维埃”口号终于进入工农革命实践,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南斯拉夫议会代表制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采取了议会代表制形式。议会代表制不仅从根本上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而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议会代表制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南斯拉夫的议会代表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有它的独到之处,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南斯拉夫宪法规定:"劳动者通过自治组织和共同体管理机关中的代表团和代表。

我国人民代表制刍议

综观世界各国的代议制度,代表或议员的来源主要有两种方案,一是地域代表制(简称“地域制”),二是职业代表制(简称“职业制”)。在我国的实践中,又出现了值得研究的做法——地域代表与职业代表相结合制(简称“结合制”)。本文拟对此陈述个人的粗浅见解,以求教于同行。

港澳特区功能界别选举制度比较研究

港澳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港澳地区实践已经二十多年,作为具有独特民主价值和整合作用的功能界别选举制度,在港澳地区的政制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港澳特区的立法会功能界别间接选举的议席和通过功能界别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来保障港澳特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这一选举模式具有保守主义的政治特质,践行共识民主、保障多元均衡参与。功能界别选举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是逐步弱化其法团间接民主性,在功能界别内部选举中,引入直选或普选的机制,进一步提升功能代表制的选民基础和民众认受性,并最终改善港澳特区的政制现代化进程,实现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

浅议人大代表选举中的选区划分及其改革路径

在我国目前的选举制度中,选区划分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代表名额在城乡间的分配不平等,参选指标、预留名额等破坏固定选区划分的违规操作,人大代表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选区划分不稳定、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等。改革现有的选区划分中的问题,下限目标是保证社会的稳定,上限目标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实现此目标的路径选择是实行以职业身份为标准的大选区制。

直接选举中代表名额分配的问题与对策

在代表名额分配的具体环节上,由于法律规定得不具体、不完善,以及实践中种种客观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一些影响选举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在直接选举县乡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中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和法律规定,有针对性地采取监督措施,防止和纠正各类影响公正选举的问题。

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构想中的两种民意机关——当代中国“两会”的起源

民国初期,在议会制实践失败之后,中国各界开始探索与它不同的新的民意机关。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后,这种努力以制度构想的形式表现出来。1920年8月北京政府高等政治顾问芮恩施提出的、职业代表制方式的国民会议召集论也是其中之一。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提出的建国构想中有两种民意机关。一种是训政期"国民代表大会"和宪政期"国民大会",另外一种是"外债偿还会议"与"国民会议"。前者是根据区域代表制建立的正式民意机关,后者是职业代表制成立的非常民意机关。其后这两种民意机关构成原理不仅同时都根据实际需要互相结合了,而且还被国共两党所继承。但是鲜有研究这两种民意机关的相互联系。基于这两种民意机关的构成原理及相互关系,似可把这两者视为当代中国"两会"的起源。虽然它们在职权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其构成原理上确有相关之处。

比较政治学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与机制。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由于深度嵌入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之中,又履行了一些一般性国家治理功能,所以统一战线在比较政治学的意义上具备了“跨国可比性”。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置于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背景中探讨统一战线的跨国可比性(comparability);另一方面,我们以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功能等价物”(functional equivalence)概念为基础,分析当代中国统一战线在吸纳、整合与代表方面的具体功能,并以此将统一战线视为一种民主的实践形态。通过比较,得到的发现和结论是,首先,统一战线履行了政治吸纳与整合功能,即在既有统战对象之中建构政治认同和国族认同的同时,又有效识别并回应新兴阶层的利益诉求;其主要方法是提供体制内的各类职位,建立双向沟通的渠道,防止出现政治上的游离、对立力量。其次,职业代表制以平衡各阶层与行业的利益为先,与以地区代表制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形成了互补关系。再次,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其与封闭的一党制、竞争性的多党制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最后,人民政协具有政党政治与国家政权的双重性质,是沟通政党、人民与国家三者的桥梁,也是实现三者统一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