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职业女性身体活动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理论的视角

为了解城市职业女性身体活动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文章采用了便利抽样法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职业女性总体身体活动不足、中度活跃和高度活跃率分别为36.36%、22.53%和41.11%,职业女性总体身体活动水平在不同城市、年龄、学历和育孩情况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城市、年龄、学历、月收入、婚姻状况和育孩情况均是影响职业女性身体活动状况的相关因素。文章从女性自身和社会层面提出改善意见,以期为职业女性身体活动促进提供理论依据。

职业女性高危型HPV感染自然清除情况及其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建立

目的建立职业女性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自然清除情况及其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进行验证。方法选择2020年3月—2021年3月在某院进行职业体检且经检测确诊为高危型HPV感染并排除宫颈癌及宫颈上皮内瘤变的有固定正式职业的女性进行研究。以7∶3比例将患者分为模型组和验证组,模型组患者根据随访结果分为自然清除组与持续感染组,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生殖相关治疗、性伴侣相关情况及检查情况。以LASSO回归筛选职业女性高危型HPV感染自然清除的潜在因素后,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出独立影响因素,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以R语言建立列线图模型并进行验证。结果共纳入病例329例,其中模型组230例,验证组99例,两组病例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模型组230例高危型HPV感染患者中,165例在随访结束转阴,自然清除率为71.74%。LASSO回归基础上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避孕方式、性伴侣数、性伴侣包皮过长、初始病毒载荷量、HPV感染类型及生殖道炎症均为职业女性高危型HPV感染自然清除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组职业女性高危型HPV感染自然清除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34(95%CI:0.776~0.893),验证组AUC为0.817(95%CI:0.755~0.879)。H-L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列线图模型与理想模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校准曲线结果显示模型组与验证组预测曲线与标准曲线基本拟合,提示模型预测准确度较高。模型组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当该列线图模型预测职业女性高危型HPV感染自然清除的概率阈值为0.15~0.95时,患者的净受益率>0。结论职业女性高危型HPV感染自然清除率较高,主要受患者年龄、避孕方式、性伴侣数等因素影响,本研究建立的列线图模型预测职业女性高危型HPV感染自然清除率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与区分度。

职业女性孕期久坐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职业女性孕期久坐行为的现状,探讨其久坐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在我院门诊产检的孕期职业女性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孕妇运动自我效能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职业女性孕期久坐行为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219名孕期职业女性,有久坐行为136名(62.10%)。职业女性孕期每日久坐时间为(8.47±1.76)h。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孕妇运动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初产妇是职业女性孕期久坐行为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职业女性孕期久坐行为较为普遍,低龄、孕妇运动自我效能低、社会支持水平低和初产妇可增加职业女性孕期久坐行为的风险,临床医护人员可根据相关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减少职业女性孕期久坐行为。

中国职业女性劳动力休闲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调查(CGSS)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测量数据,部署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将休闲选择作为家庭生产和市场生产之间的调节变量,研究中国女性劳动力休闲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文化和社会期望(CSE)、经济状况和机会(ESO)以及休闲(Lei)是职业女性劳动力休闲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文化和社会期望及经济状况和机会是休闲选择的形成性影响因素,而休闲选择与休闲之间仅存在弱相关关系。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充分考虑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权衡女性劳动者在市场—家庭—休闲三维空间中的时间配置,同时,增加市场普惠性保育服务、提高男性家庭劳动时间、降低职业女性劳动力市场就业成本等。

性别分工秩序冲突下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婚姻风险研究

中国正从城乡中国转向城市中国,社会及人的价值观念也在巨变,发生现代化转型。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面临的性别分工秩序冲突及婚姻风险,反映出传统性别分工秩序受到现代化力量挑战的客观事实,回应了关注社会及人的价值观念巨变的时代命题。将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放在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发现上述“工作-家庭”冲突背后实际上代表的是职业女性认同的男女平等、协同承担家务的现代性别分工秩序,与职业女性家属及其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默会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秩序之间的冲突。上述冲突在孕育子代,家庭结构性因素全面呈现的节点集中爆发,使得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处于平等性别分工秩序期待与传统失衡性别分工秩序现实的冲突之间,遭遇职业发展受阻、家庭经济价值地位下降、母职价值意义存疑三重危机,夫妻关系破裂风险出现。从降低当下青年人离婚率的角度,应回避此性别分工秩序冲突,积极建构平等性别分工秩序。

唐山市曹妃甸区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问卷调研法对唐山市曹妃甸区职业女性的生育现状与生育意愿进行调研,发现大部分职业女性倾向于生育1或2个孩子,愿意生三孩的人数占比仅为3.21%,选择不生育的人数占6.95%。61.5%的人认为26~30岁是理想的生育年龄,57.49%的人对孩子的性别更倾向于顺其自然,24.33%的人则希望儿女双全,超过半数的人选择3~5年作为多孩生育的间隔期,多数人的生育动机是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影响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养育成本、家庭经济状况、赡养老人问题、住房条件、配偶参与、公共服务、配套支持等,从生育成本、生育保障、生育观念方面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促进社会生育观念良性发展,助推女性生育行为。

我国职业女性身体活动促进的价值、困境和策略——基于社会生态学视角

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职业女性身体活动促进的价值、困境和策略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职业女性身体活动促进的价值在于:践行国家战略,推进政策实施;营造社会健康氛围,提升劳动力质量;彰显磅礴“她力量”,引领生活方式转变。职业女性身体活动促进尚存在政策、文化、资源和认知困境,破解策略有: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筑牢制度保障;加强先进性别文化建设,构建社会性别公平体系;推进体卫融合,打造身体活动促进健康服务平台;数字赋能,AI助力打造个人移动健身空间。

“三孩政策”背景下我国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进展

为改善我国低生育率问题,国家出台了“三孩政策”。然而,我国妇女生育率仍在下降,其中,职业女性生育率下降尤其明显。影响职业女性的生育因素有多种,本文对“三孩政策”背景下我国职业女性生育的影响因素进行文献梳理和综述,以期为政府后期政策拟定采取更多有效措施提高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提供参考。

文化因素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

在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为探究文化因素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法、人物访谈法等方式,在四川省成都市、泸州市、宜宾市、攀枝花市和西昌市各选取3个区县,每个区县选取5个社区,邀请社区中的20~45岁在职女性自愿参与调查。调研结果发现,不同职业、学历的职业女性所表现出来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差异,但是在整体的生育意愿,特别是在“三孩”的生育意愿上都呈现严重不足的趋势。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当代职业女性的成长背景与家庭文化,观念更迭与社会文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基于此,文章从优化生育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提高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助力我国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三孩政策背景下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及优化策略

七普数据证实,中国已经掉入了“超低生育陷阱”,为反对低生育率带来的相关问题,我国于2021年开始实施三孩政策,然而2022年人口出生率不增反降,本文以占总体女性八成的职业女性生育意愿为着眼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善观测指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孩子提供的情绪价值促进被调查者生育,但对抚养成本和托育资源的考量阻碍大部分人的生育意愿,影响本人或配偶的工作也是一部分人的考量因素。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在工作、家庭、社会、用人单位、生育保险等方面综合考虑,建议在法律和观念两方面双管齐下加强社会宣传,减少就业歧视,完善相关制度,提供生育保障。创建生育友好型工作场所的同时,丰富配套设施,致力形成良好的生育环境,更好地激发释放女性生育意愿。

新时代职业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定位

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在职场的广阔舞台上,女性开始日渐活跃。她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在职场中绽放出独特的光彩。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大迫使职业女性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从而造成了家庭教育过程中母亲角色的缺位。家庭与工作的冲突让很多职业女性深陷焦灼,更是对其正常工作产生了巨大困扰,甚至引发了激烈的家庭矛盾。新时代职业女性该如何化解职场与家庭间的角色冲突?这就需要职业女性正确定位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在职场与家庭间找到平衡点,避免陷入不同角色的撕扯当中,这一问题的解决对维护女性身心健康、促进家庭和睦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对新时代职业女性在家庭教育中如何正确定位自身角色展开研究,以供参考。

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与自杀意念:伴侣支持的调节作用

目的:考察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以及伴侣支持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职业女性自杀的干预提供一定借鉴。方法:从西安市某民营企业抽取242名职业女性,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考察人口统计学特征及伴侣支持情况)、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和工作-家庭冲突量表(WFCS)进行测查。结果: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6.6%;除"基于时间的工作干涉家庭"维度外,WFCS各维度与SIOSS总分均呈正相关(r=0.18～0.44,均P<0.01);除"基于时间的工作干涉家庭"维度外,WFCS各维度对职业女性自杀意念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0～0.40,均P<0.01),其中"基于压力的家庭干涉工作"作用更为突出(β=0.33,P<0.01);伴侣支持在"基于压力的家庭干涉工作"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β=0.12,P<0.05)。结论: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检出率较高,其工作-家庭冲突越高,自杀意念越强,伴侣支持在二者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中老年医务职业女性骨密度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中老年医务职业女性骨密度的现状及变化规律,探讨影响该年龄段医务职业女性骨密度的高危因素。方法整群抽样抽取兰州市从事医务工作的183名中老年（40-70岁）职业女性,利用高频超声骨密度仪检测骨密度水平,回归分析探讨年龄、绝经与否、体重指数（BMI）、执业类型、工作活动类型等因素对中老年职业女性骨密度的影响。结果 40-50岁医务职业女性骨质疏松患病率低（2.1%）,50-60岁组骨质疏松患病率明显增高（2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从绝经前的3.7%增加到绝经后的2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职医务女性中,活动型与久坐型、久站型工作性质相比,有骨量减低及骨质疏松患病率下降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管理人员、护理等职业类别相比,医生职业的骨质疏松患病率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中老年医务职业女性年龄（OR 1.23,95%CI 1.02-1.13）、绝经（OR 3.26,95%CI 1.56-17.50）、久坐（OR 2.23,95%CI 1.25-3.92）是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结论中老年医务职业女性绝经后骨质疏松发病率明显升高,减少工作负荷,适当的体育锻炼和钙剂补充是减缓骨密度降低的有效方法。

职业女性乳母的信心和态度对纯母乳喂养的影响

目的 研究职业女性对母乳喂养的信心、态度及其对纯母乳喂养的影响。方法 采用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方式 ,对我院 32 1例分娩后 6～ 12个月的职业女性乳母进行调查。结果 母亲信心充分、态度积极者的纯母乳喂养时间较信心不足或担忧、态度消极者更长。结论 母亲对母乳喂养的信心、态度对实行纯母乳喂养有积极的影响。建议积极宣传母乳喂养的知识 ,鼓励母亲建立充分的信心 ,保持积极的态度 ,并争取得到家庭、社会的帮助。

职业女性应激状况调查

目的:调查不同职业女性的心理应激状况。方法:采用自编的社会应激事件调查量表,对某集团公司的1854名职业女性进行测量,计算不同职业女性的各因素得分并分析其心理应激源。结果:不同职业女性的心理应激状况存在显著差异;51-60岁年龄组的职业女性和下岗人员心理应激最高;职业女性的心理应激源主要为社会环境、工作压力和子女问题。结论:应帮助职业女性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保护她们的身心健康。

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压力源研究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对浙江省杭州市职业女性进行了一次工作 -家庭冲突的调查研究。总结了现阶段职业女性工作 -家庭冲突的现状 ,探讨了角色压力源与工作 -家庭冲突的关系 ,分析了影响职业女性工作 -家庭冲突程度的因素。

西南地区职业女性参与体育健身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西南地区部分职业女性参与体育健身状况总体上呈积极向上的趋势。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健身观念意识的片面性、健身内容的单一性、组织管理的薄弱性、科学健身指导的缺乏性、运动场所建设的滞后性、云、贵、川、渝发展的不平衡性。今后的发展策略应立足于 :加强对职业女性终身健身理念和正确健身观念的宣传。大力倡导科学健身 ,广泛推广科学健身的知识、方法和手段。各企事业单位主管体育的部门 。

工作-家庭促进对职业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中国样本的分析

以179位不同背景的职业女性为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其工作-家庭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职业女性家庭对工作的促进与工作对家庭的促进中度正相关,两者互溢;(2)职业女性工作-家庭促进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但家庭对工作促进的"情感促进"变量起最主要的作用;(3)在职业女性工作-家庭促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人口统计学变量起到微弱的调节作用.

职业女性休闲体育与身心健康相关分析

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HMS)和自编休闲体育参与调查问卷对927名职业女性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职业女性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得分明显低于一般人群;职业女性健康状况存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差异;对职业女性健康状况贡献最大的因子是日常生活功能和身体活动功能因子;参与休闲体育活动对职业女性身心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参与休闲体育的动机是对自测健康得分预测权重最大、解释能力最强的变量。

河南省职业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现状调查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对河南省9地市927名职业女性参与休闲体育的现状进行调研,结果显示:职业女性的休闲生活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以静态为主的"看电影电视"和"读书",体育运动很少;职业女性参与休闲体育时,以运动性活动为最多,其中管理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参与运动性活动的比例较高;职业女性主要在免费的公共活动场所参与运动性活动;职业女性从事的运动性活动还比较单一,但活动项目有增加的趋势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