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推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

文章对第一代联邦主义、第二代联邦主义理论以及联邦主义的三原则———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民主联邦主义作了综合的述评 ,并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了我国地区间的财政竞争现状 ,借鉴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精髓 ,提出了推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美国宪法“联邦主义”原则的流变——兼论联邦主义原则分权与制衡作用

“联邦主义”原则是1787年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的确立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从而使美利坚合众国由一个松散的邦联成为统一而稳固的联邦。几百年来,美国的政体没有因联邦权力的增强走上中央独裁的道路,相反美国政体的民主是有目共睹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联邦主义的内涵并不是单纯的中央权力的加强,而是联邦权力与州权力的交织与互动的过程。正是这两种权力的相互牵制,才使美国的权力机制的运作统一而又不至僵化。

联邦主义理论与我国的国家结构

联邦主义的理论范式是一种处理国家间关系、国家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重要政治理念与原则,它主要体现为政治联邦主义与财政联邦主义。其中,政治联邦主义又体现为英国的社会联邦主义、德国的行政联邦主义、美国的宪政联邦主义和前苏联的民族联邦主义。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制度和分税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联邦主义的理论精神。以联邦主义理论为参照,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可能会成为今后我国地方制度发展完善的主要方向。

中国式联邦主义及其争论与启示

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Barry R.Weingast及其合作者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维护市场型联邦主义的理论模型,认为中国式联邦主义所诱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改善了经济发展的环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该理论模型在被广泛接受的同时,也在学者中引起了争议和批评。学者们或者认为维护市场型联邦主义的条件不符合现实,或者认为恰恰是政治集权起着重要作用,经验性的检验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分权的关系并不确定。这些争论向我们表明,地方分权必须要同适度的中央集权相结合,只有二者有机搭配才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张继才著《中国近代的联邦主义研究》

《中国近代的联邦主义研究》一书,是张继才教授潜心学问、笔耕不辍、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的重要成果,通过历史与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坚持论从史出和推陈出新的治学准则,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有助于推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愧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的一部力作。

功能性联邦主义的中国型态及其代价

功能性联邦主义认为,在一个多级财政体制下,应该注意发挥各级政府在其独特擅长领域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性事务和相应的财政支出应该主要交由地方政府负责,再分配事务及其财政支出则主要应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中国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职能配置与分工,并不符合功能性联邦主义的标准,而是一种"准功能性联邦主义",即中央在放权让地方承担经济发展主要职责的同时,也将再分配支出责任一起转嫁到地方并主要以财政转移支付来进行填补和带动。这一制度策略不仅有损社保制度公平与效率,而且在宏观上造成了我国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艰难,具有不可持续性。应在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巩固地方发展积极性的基础上,提升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逐步提高中央政府的再分配职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稳定和规范的功能性体制基础。

美国与法国财政联邦主义比较

财政联邦主义是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一种制度设计。美国和法国分别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其政府间的职权、支出责任、税收与税权的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关系等,均表现出极强的财政联邦主义特征,通过比较,既可以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提供实证,也能够为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完善提供可资借鉴的内容。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一个综述

地方政府竞争是财政联邦主义经济分权化政策的结果,关于分权政策的理论国内外存在较大分歧,世界各国政府分权化政策也产生了不同经验与结果。本文对财政联邦主义以及分权化产生的地方政府竞争相关研究作了一个较为详细的综述。地方政府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已经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面临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联省自治与联邦主义救国论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是联邦主义在中国的一次制度实践。为挽救军阀割据的危难时局,学者引介西方联邦制,各省兴起省宪运动,民众积极参与,最终却为大小军阀所利用而成效不大。联省自治运动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有一定推进,但其反中央集权的倾向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县自治是较省自治更优越的地方自治形式。

省宪运动与“联省自治”——中国近代联邦主义的萌芽、省思与启示

“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盛行一时的宪政思潮和政治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联邦主义萌芽形式,省宪运动和“联省自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追求宪政的百年史上的重要一环。省思在国家结构问题的历史实践和现实选择,对当代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设计有所启示。

论欧洲近代早期一体化理论中的邦联与联邦主义思想

邦联主义与联邦主义，是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两种最基本的理论。在欧洲近代早期，最早形成的是圣—皮埃尔的邦联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的，是第一个系统的欧洲一体化理论。经过卢梭对邦联主义思想的冷静批判和审视这一中间环节，康德提出第一个系统的以联邦求和平的联邦主义理论。康德的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世界主义的历史观，预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圣—皮埃尔的邦联主义理论和康德的联邦主义理论，在今天的欧洲联盟的发展中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也存在着局限性。

财政-环境联邦主义与雾霾污染管制——基于固定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该文以财政联邦主义、环境联邦主义为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点,探索了中国财政体制与雾霾污染管制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这种加速表现出一定的收敛性;引资竞争和支出竞争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动态变化效应。

简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由于转型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体制特征,使得中国与西方联邦制国家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虽然中国形成了分权的财政体制,但由于尚未具备联邦制国家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因此,无论传统的,还是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都比较有限。

我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再思考——基于对加拿大财政联邦主义制度安排的分析

在政府间划分权力及支出责任的作法是联邦制国家的普遍作法,并由此形成一系列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观点及制度安排。加拿大作为一个老牌联邦制国家,其政府间财政关系,政府间立法权划分,政府间支出责任分担,以及政府间就公共服务供给而形成的以政府间协作为特殊的政府间关系等制度安排别具特色。本文对加拿大以上制度安排进行分析及研究,并得到我国划分政府间事权及支出责任的经验借鉴:一是公共服务的事权及支出进行划分的两层含义;二是公共服务供给立法权划分及其稳定性;三是公共服务的实际支出责任划分及其灵活性;四是一国政府间关系的变化调整。

公司法的联邦主义——进化的方向还是虚构的幻想

美国公司法的联邦主义立法结构形式,促成了其公司法的州际竞争格局,演绎了美国公司法的繁盛景象。在中国单一制的政治体制下,实行公司法立法结构上的地方分权有其前期的实践铺垫,多元化的公司法律制度供给主体的存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公司法与商业社会的脱节现象,使公司法规则更具适应性品格,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公司法的联邦主义:历史成因与现代变革

竞争性体系是美国公司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一以州为中心的立法范式———公司法的联邦主义———不仅有历史的土壤,更具有宪法上的保障,对美国公司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这种竞争性体系有力促进了公司法的现代化转型;但另一方面,联邦立法者在州不愿或无力监管的公司问题上开始发力,以渐进方式抢夺了本属于州的部分公司立法权。只不过,公司法的"联邦化"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另外,美国经验表明,公司法的联邦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公司立法。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述评

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缘起：政府间关系的财政分权 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是联邦主义一词的延伸，虽然它是个经济学概念，但它仍然具有政治意义上联邦主义的基本特征：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马斯格雷夫认为。围绕“财政联邦主义”的问题，是关于财政事务的空间安排以及在各种管辖权内对这些事务的管理。

行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与地方政府举债行为

地方政府能否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与一国国家结构弱相关,而与国民政府①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存在财政分权高度正相关。本文从国家结构形式入手,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结构形式下地方分权与自治的特点,比较财政联邦主义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优劣,并结合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历程,研究国家结构与财政权力配置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说明中国的单一制并不构成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障碍,只要存在财政联邦主义,地方政府就有可能行使举债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融资。

财政联邦主义:中印经济转型的分权逻辑

中印两国均视"中央与地方关系"为重大课题,而向地方放权更成为两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焦点话题。两国都试图在政治架构不变的情况下采用"渐进模式",并对经济财政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与调整,而具体思路便是"财政联邦主义"这一共同的分权逻辑。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三:首先,分权具有信息优势;其次,分权有利于形成竞争;最后,分权有助于改革的推进。这一思想是中印两国的改革精英们共同的追求,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主动达到这一目标,将发展经济的权力还给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