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知情权之诉:维护企业公平与透明的法律武器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商业世界中,企业的股权结构日益多样化,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愈发凸显。股东知情权之诉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救济途径,对于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和透明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深入探讨股东知情权之诉的源起、在我国法律框架下的应用和现状,并通过一些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浅析股东知情权制度

随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治理结构的出现,使得公司管理层凭借信息优势侵犯股东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若想恢复经营和管理信息在管理层和普通股东间的对称和平衡,构建和完善股东知情权制度显得尤为必要。股东知情权的确立是基于股东平等原则、公司履行对社会的责任等法理基础之上;股东知情权具有固有权利、基础性权利等性质。我国的股东知情权的完善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扩大股东查阅的范围,允许股东选任代理人,隐名股东被确认有股东资格的情况下具有知情权,而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可以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实际出资及工商机关的登记内容等方面来加以认定;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是否剥夺其知情权要视股东未履行出资的主观恶性及客观后果综合认定。

论股东知情权的权利结构及其立法命题

作为一项独立的集合型股东权利,股东知情权的权利构成包括积极权能(查阅权、质询权)和消极权能(信息接收权,与公司信息披露义务相对应)。相应地,股东知情权制度体系包括公司法上的股东查阅权、质询权制度和公司法、证券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合理的股东知情权制度设计能够为解决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供有效的公法、私法上的双重制约机制。我国股东知情权的立法架构应当体现公司信息披露与股东查阅权、质询权制度在内容上和救济上的协调,并区分公开公司、封闭公司进行区别立法,安排与公司性质相适应的、内容协调的股东知情权制度体系。

浅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法律保护——兼谈《公司法》相关规定之修正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没有受到与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同等程度的社会关注 ,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法律保护问题 ,远远没有引起立法机关和学界的重视。法院在处理股东知情权诉讼上的认识不尽一致 ,有碍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文章试从法理的角度 ,结合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 ,分析股东知情权法律保护水平低下的现状 ,从有限公司股东关系的特点出发 ,对股东知情权的范围、行使、限制做了阐述 ,并提出建立预防与救济并重的股东知情权保护机制。

母公司股东知情权穿越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及制度设计

"母公司股东知情权穿越"是指在母子公司框架下,允许母公司股东穿越母子公司间的法人格障碍,进而行使对子公司的账簿查阅权,该制度又称为"母公司股东穿越查账制度"。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公司集团化趋势不可避免,传统公司法的规范设计以单一公司为中心,面对公司集团化情势无计可施。由此,公司的内部控制人可能通过母子公司架构,恶意排除母公司股东对公司应有的知情权,进而大肆吞噬公司资产。本文在考察美国、日本等国公司法理论与实践基础上,试图对我国引入母公司股东知情权穿越制度进行研究。我们认为,在设计我国母公司股东知情权穿越制度以及股东行使其权利时,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母子公司形态下,母公司股东可请求查阅子公司账簿;子公司对于母公司股东知情权穿越行使有哪些拒绝事由;法院许可是否为前置程序;母公司的股东是否有持股要件要求等。

股东知情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分析《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是保护股东合法利益和公司利益的重要方式,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进行了基本的规定,2017年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进一步强调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仍存在着查阅权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小、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认定不明确、司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为此结合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将股东查阅权的范围囊括会计原始凭证以及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经营的特定材料,进一步明确行使知情权的股东的界限,设立检查人制度,以建立更加完善、操作性更强的保护股东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保障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论英国公司股东知情权制度

英国公司立法系统整合消极性股东知情权和积极性股东知情权,建立了一个以股东为中心的制度模式,其重要的立法经验包括: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公司法律框架的一部分规定在公司法而非证券法上,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以确保其适用对象的周延性;依据公司的规模大小、公众性程度作分类基础,为不同类型的公司安排不同的股东知情权规则,构建一个强制性程度不等的梯度立法模式;股东知情权的制度框架和内容设计注重体现强制信息披露与公司调查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从比较立法的角度,我国公司法与证券法立法可以有选择地借鉴英国公司立法的经验以完善关于股东知情权的规则体系。

股东知情权的层级结构及其展开——以八个国家、地区的立法比较研究为背景

股东知情权是由多种具体权利组成的集合性权利,不同国家、地区的立法关于其具体权利构成取舍和制度重心选择表面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但实质上蕴含着一些共通的基本经验,包括:注重知情权体系的完整和谐;区别公司类型选择不同的权利构成;构造硬约束的消极性知情权;保证每项权利的操作性与救济等。这些经验对于反思我国现行法规定的利弊得失以及完善方向,带来重要启示。

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中的股东知情权瑕疵研究

我国现有股东知情权诉讼由于实为"股东查阅权之诉",无法对股东质询权等与形成股东(大)会决议有直接关系的股东知情权提供充分救济,而我国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由于对程序瑕疵列举的局限性又难以成为侵害股东知情权的救济手段。应将决议瑕疵诉讼中的程序瑕疵拓展至知情权瑕疵,决议是否应撤销不应取决于大股东、受侵害股东自身抑或"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在得知该信息时可能的表决行为,而应借鉴德国法上的"相关性理论",只要公司所隐瞒的信息对于股东合理判断决议事项是必需的,即构成对作为决议合法性基础的股东参与权的侵犯而应撤销决议。此外,应减轻起诉股东的举证责任,排除与估值相关以及因网络技术故障发生的知情权瑕疵。

论权利制衡下股东知情权之行使

股东知情权是全面保护股东权利的重要一环,但民事权利所具有的相对性观念和诚实信用原则同样已为法律和现实所确认。公司的股东与公司自身以及董事会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内在的利益冲突。为了减少这种冲突,应当在制度设计中实现股东知情权与公司权利、董事会权利的相互制衡。

论公司股东知情权的法律保护——兼议我国《公司法》的修改

服东通过获取更多的经营信息实现对公司的间接控制 ,这是全面保护股东权利的重要一环。股东知情权从宏观上可分为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帐簿查阅权、询问权。《公司法》立法上存在缺陷。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应当扩大。投东知情权的行使方式是权利的实现的关键。

克服股东知情权行权滞碍的法务会计分析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实现一切股东权利的前提,其行权的效果决定公司利益是否能够充分实现,司法实践中股东知情权的行权滞碍普遍存在且难以克服,所以,有必要突破法律分析的视角,将股东知情权置于公司经营管理的背景下,运用法务会计的学科知识予以分析,以寻求克服股东知情权行权滞碍的最优途径和方法。

试论股东知情权

本文通过对股东知情权的历史追溯 ,提出股东知情权是一个权利体系的论点。在对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的 相关法律规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

股东知情权诉讼若干实务问题探讨

新《公司法》明确了股东知情权的司法救济渠道,使股东知情权诉讼有了具体的法律依据,但仍存在不足。分析股东知情权诉讼中原告资格、被告资格、诉讼请求范围、起诉前置条件、适用程序等实务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以期进一步完善股东知情权制度,使股东知情权保护得到全面的保障和实现。

股东知情权行权滞碍克服的法务会计分析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实现一切股东权利的前提,其行权的效果决定公司利益是否能够充分实现,司法实践中股东知情权的行权滞碍普遍存在且难以克服,所以,有必要突破法律分析的视角,将股东知情权置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背景下,运用法务会计的学科知识予以分析,以寻求克服股东知情权行权滞碍的最优途径和方法。

股东知情权与查账权的信息化保障

本文对股东知情权与查账权进行了理论的梳理分析,提出查账权是2014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一大突破;但仅有法律条文的规定是不够的,关键是在实践中如何保证股东知情权的法律制度能够得到有力执行。本文分析了实践中股东行使消极性知情权与积极性知情权是可能存在的主要技术性障碍,并结合当今最先进的财务信息化保障技术提出了股东知情权与查账权的信息化保障策略。

论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规制及其完善——对《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相关规定之反思

知情权乃是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其进行保护、规制是《公司法》应有的题中之义。结合文本与实践,可发现《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知情权的行使主体欠明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不必要限缩,且"会计账簿"概念所指不明;对公司以"不正当目的"为由抗辩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规定失之粗放;对帮助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辅助人员制度未予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虽对前述不足进行了一系列补正,但仍遗留下部分问题:未明晰隐名股东、出资瑕疵股东、新股东的知情权问题;未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会计账簿查阅权,对"会计账簿"概念是否含会计文书、会计原始凭证等信息材料亦未明确;仅将辅助人员的聘请锁定在"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前提下,对股东在尚未诉讼或无需诉讼时直接寻求代理、提供辅助的情况则留下空白。

公司无法提供会计账簿的股东知情权实现

在获得查阅权之诉胜诉判决后,股东常常面临无公司会计账簿可查的困境,这是股东知情权正义获得的最后一公里。《公司法解释四》提供的救济方案是赋予股东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此方案并不能保障股东知情权得以完满实现,也无法正向激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备置会计账簿。理想的救济路径是,区分公司是否具备重建会计账簿条件而作不同处理。如具备,应当裁定公司重建会计账簿,以使胜诉判决具备执行内容;如不具备,应赋予并支持股东的审计请求权,委托审计机构重建会计账簿以供股东查阅。无论公司是否具备重建条件,因公司缺失会计账簿造成股东损失的,股东都有权请求公司管理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迄今为止,我国公司立法及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公司无法提供会计账簿情形下股东知情权的救济路径,相关制度亟待完善。

股东知情权纠纷司法救济之探讨

新《公司法》明确了股东知情权纠纷的司法救济渠道,加大了股东知情权保障,但仍存在不足。要处理好股东知情权纠纷引发诉讼的相关实务问题,就必须解决好相应的原告资格、被告资格、诉讼请求范围、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公司章程限制股东知情权内容的认定等问题,以期通过公司法的修改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股东知情权制度,使股东的知情权保护得到全面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