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背景下社区支持与家庭育儿压力的关系探究

为探究社区支持对家庭育儿压力的影响,以502名幼儿家长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社区支持量表与家庭育儿压力量表调查社区支持水平和家庭育儿压力水平,以探析社区支持与家庭育儿压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育儿压力呈中等水平,且在育儿数量、父母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社区支持缺位,且在育儿数量、父亲学历上存在显著差异;社区支持与家庭育儿压力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社区支持水平越高,家庭育儿压力越低。社区支持中的精神支持维度可以负向预测家长育儿压力。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转变家庭养育观念,充分认识社区支持家庭育儿的重要性;兼顾社区支持育儿的针对性和全面性;构建长效的社区支持育儿管理体制。

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术后患儿父母育儿压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索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术后患儿父母育儿压力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护理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改进康复护理方案,增强患儿康复效果,减轻父母的育儿压力,为患儿和家庭提供更好的支持。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便利抽取2021年1月—2023年8月之间湖南省某三甲医院骨科收治的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术后患儿及其父母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回收有效问卷118份,结果显示,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术后患儿父母出院后1个月育儿压力总分为(100.35±15.47)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调查对象育儿压力水平逐渐下降(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患儿父母感知脆弱水平以及其工作家庭冲突为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术后1个月患儿父母育儿压力的影响因素(F=9.311,P<0.001)。结论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术后患儿父母存在一定程度的育儿压力,其中,患儿年龄越大、患儿父母的父母感知脆弱(parental perceptions of child vulnerability,PPCV)水平越高、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越高的父母育儿压力水平更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天性胫骨假关节术后患儿父母育儿压力逐渐降低。

安全感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育儿压力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安全感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育儿压力间的中介作用,为缓解其育儿压力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0月至2022年4月选取241名收治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母亲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疾病不确定感父母量表、安全感量表、简式育儿压力量表进行调查,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疾病不确定感、安全感、育儿压力之间的相关性,并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安全感在疾病不确定感与育儿压力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母亲育儿压力得分(100.37±41.40)分,疾病不确定感得分(77.12±29.73)分,安全感得分(50.56±11.19)分。育儿压力得分与疾病不确定感得分呈正相关(r=0.753,P<0.001),与安全感得分呈负相关(r=-0.660,P<0.001)。安全感是疾病不确定感与育儿压力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2.26%。结论安全感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母亲疾病不确定感与育儿压力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长感知脆弱水平和育儿压力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探索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儿童家长感知脆弱水平和育儿压力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先心病患儿的家庭养育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并为今后干预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病例对照设计,选取2021—2022年在江苏省昆山市及苏州市某儿童医院随访到的先心病患儿家长为病例组,并按照患儿有无进行先心病手术分为未手术组和手术组。同时,选取2021—2022年在江苏省昆山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的同年龄段无先心病儿童家长作为对照组。采用中文版父母感知脆弱程度量表和简式育儿压力问卷评估3组儿童家长感知脆弱水平及育儿压力,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儿童家长感知脆弱水平和育儿压力的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涉及对照组312例、病例组中的未手术组65例、手术组167例。对照组、未手术组和手术组中分别有3.85%、9.23%和20.35%的儿童家长脆弱感知水平较高(得分≥1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4.32,P<0.001)。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年龄低、家庭年收入低、联合家庭(与祖父母同住),以及低出生体重是导致儿童家长感知脆弱水平高的影响因素(均P<0.05)。对照组、未手术组和手术组中分别有24.36%、18.46%和33.53%的儿童家长存在养育压力(育儿压力问卷得分≥8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9,P=0.047)。手术组儿童家长的育儿压力总分、育儿愁苦得分和困难儿童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和未手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控制了年龄、填报人等混杂因素的影响下,儿童家长育儿压力总分升高与全职父亲、儿童年龄大、先心病家族史、带养人是父母、带养人文化程度低、父亲每日陪伴时间<2 h有关(均P<0.05)。结论先心病患儿家长的养育压力及自身情绪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化,医护人员不仅要关注先心病患儿的疾病和身心健康情况,还要了解患儿家长在照顾患儿过程中的感知脆弱水平和养育压力,并提供个体化的应对方式和干预措施,培养家长用良好的心态来面对患儿的治疗和康复,以达到患儿与父母共同健康的目的。

社会支持对农村学前儿童父亲育儿压力的影响: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是缓解学前儿童父母育儿压力、调节学前儿童父母心理状态、改善其育儿方式与育儿实践的重要支持来源。为探讨社会支持对农村学前儿童父亲育儿压力的影响,检验心理弹性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本文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河南省509位农村学前儿童父亲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支持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和育儿压力量表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学前儿童父亲的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育儿压力两两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检验发现: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育儿压力;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育儿压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据此,可通过加大对农村学前儿童父亲的社会支持来提高其心理弹性,进而缓解其育儿压力。

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特点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目的:考察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特点及其与婚姻质量间的关系,为改善婚姻质量,提高养育成效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育儿压力问卷和婚姻质量问卷,对在北京市4所普通幼儿园中随机抽取的535名幼儿的母亲进行调查并做出统计分析。结果:2岁儿童的母亲由于儿童适应问题所引起的压力感明显高于5岁儿童的母亲;不同教育水平的母亲育儿压力存在显著差异;婚姻质量对母亲育儿压力的不同侧面影响不同,对母亲侧面影响更明显。结论:孩子年龄不同、受教育水平不同的母亲育儿压力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婚姻质量组母亲育儿压力存在显著差异。

早期介入丹佛模式的密集训练结合家长培训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疗效及其对父母育儿压力的影响

目的探讨早期介入丹佛模式(ESDM)的密集训练结合家长培训对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的治疗作用及其对父母育儿压力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诊断为ASD的2~5岁患儿70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ESDM组和家长培训组(n=35)。ESDM组接受ESDM密集训练,家长培训组在进行ESDM密集训练的基础上,家长另需接受ESDM技能培训。研究过程中每组各脱落2例。治疗前及治疗3个月后两组均采用孤独症行为量表(ABC)、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孤独症治疗评估量表(ATEC)和父母育儿压力指数简表(PSI-SF)进行评估。结果经3个月治疗后,两组的ABC、CARS、ATEC总分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前后两组组间ABC、CARS及ATEC总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ABC、CARS、ATEC总分差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3个月后,两组的PSI-SF总分较治疗前均降低(P<0.05),其中ESDM组的困难儿童维度分数较治疗前降低(P<0.05),而家长培训组在育儿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困难儿童3个维度的分数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前后两组组间PSI-SF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ESDM组相比,家长培训组治疗前后父母PSI-SF总分及育儿愁苦、困难儿童2个维度分数差值均升高(P<0.05)。结论ESDM密集训练结合家长培训及单纯ESDM密集训练均可改善2~5岁ASD儿童的核心症状,同时缓解父母育儿压力;但ESDM密集训练结合家长培训对缓解父母育儿压力的效果更为显著。

低生育率时代中日两国父母育儿压力与社会支持的比较分析

为探索在当代中国和日本政府推行支持性生育政策的背景下,两国父母面临的育儿压力与获得的社会支持,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分别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采用配对发放形式,中国样本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某社区幼儿园的父母,日本样本来自广岛县某育儿支援中心接受育儿支援的父母。结果发现中日样本父母的育儿支持差异较大,中国样本依然以家庭育儿为主,日本样本则以社会育儿为主;中日两国样本父母均有不同程度的育儿压力,但感知到的育儿压力类型不同,中国父母更多地感知到睡眠不足、疲倦感等身体状况不良问题,日本样本父母则是陷于社会地位丧失的危机感和育儿不安的焦虑情绪中;两国父亲样本参与育儿程度有明显差异,中国父亲参与育儿的程度明显高于日本父亲,中国样本家庭主要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日本样本则以母亲承担育儿责任为主。在当前中国老龄化社会背景及二胎政策实施同时职场压力不变的条件下,社会育儿支持对缓解中国父母育儿压力、增加其生育意愿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政府应在尊重家庭价值的同时,全面建设可获得的社会支持网络;在父亲参与育儿方面,日本父亲则需要进一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更多参与育儿,增加对日本母亲育儿行为的支持。

南京市学龄前儿童母亲育儿压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南京市学龄前儿童母亲育儿压力现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 ：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11年5～6月抽取南京市主城区6家幼儿园3～6岁儿童共400名,通过自制的基本情况调查表及母亲育儿压力量表对其母的育儿压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结果：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母亲育儿压力值分别为：3岁组（82.86±13.55）分、4岁组（86.72±15.92）分、5岁组（82.50±12.88）分、6岁组（86.12±14.57）分、组间没有统计学差异（F=2.29,P=0.08）。不同性别儿童的母亲育儿压力值分别为：男孩（84.88±14.93）分,女孩（84.23±13.95）分,两组没有统计学差异（t=0.43,P=0.67）。在调查的33项有关母婴健康状况、育儿环境、母亲自身职业相关的因素中,母亲流产史（P=0.041）、目前健康状况（P=0.003）、住房面积（P=0.010）及近期工作量增减（P=0.022）与母亲育儿压力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母亲生理及心理健康对其育儿压力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关注儿童身心健康的同时,也要关注育儿母亲的身心健康,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全面两孩政策下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体系的构建——基于育儿压力、母职困境与社会支持的调查分析

加强家庭婴幼儿照护支持是二孩时代实现幼有所育的关键。从家庭育儿压力、母职困境和社会支持出发,调查6个省12个市共计11453个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结果发现,家庭育儿压力较高,抚育成本高昂,子女教育成为最大挑战,且二孩家庭育儿压力更大;母亲育儿工作难平衡,超过三分之一的母亲职业中断,且二孩家庭、低收入和低学历母亲面临更大的职业困境。在社会支持方面,家庭内部支持以祖辈为主,父亲参与不足;对教育支持最为迫切,但所获外部支持有限。在历史短板、时代挑战和文化制约的多重影响下,亟待构建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体系,通过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形成夫妻同工、祖辈适度参与的动力机制,保障女性就业权,最终实现家庭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婴幼儿照护良好格局,切实缓解家庭的育儿压力。

6个月婴儿母亲育儿压力调查

目的:调查南京市主城区6个月婴儿母亲的育儿压力,并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简式育儿压力问卷(PSI-SF)和自编基本情况调查表对随机抽取的南京市11个主城区420对6个月婴儿及婴儿母亲进行调查与分析。结果:母亲的文化程度与育儿压力呈负相关;婴儿的性别、家庭收入及母亲年龄与母亲的育儿压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婴儿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婴儿母亲的育儿压力有显著相关性。

婴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婴幼儿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因素,为社区开展针对性的妇女保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育儿压力问卷、居住社区育儿环境评估问卷和夫妻情感良好度问卷,对180名婴幼儿母亲进行调查。结果社区育儿环境、夫妻情感良好度、母亲职业等为母亲育儿压力的主要因素(P<0.05,P<0.01)。结论需从改善社区育儿环境、倡导父亲参与育儿、关注专职母亲等方面入手,以降低母亲育儿压力。

中日两国母亲哺育期育儿压力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目的:通过中日跨文化比较,探讨了不同环境对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方法:采用育儿压力问卷和居住社区育儿环境评估问卷,对中国天津市180名和日本静冈县130名0～3岁婴幼儿的母亲进行调查。结果:①中国母亲对所在社区育儿环境的认可度低于日本母亲;②中国母亲的育儿压力高于日本母亲;③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孩子年龄、母亲年龄、社区育儿环境对两国母亲的育儿压力均有明显的影响;母亲工作、家庭结构对中国母亲的育儿压力有明显的影响;子女人数对日本母亲的育儿压力有明显的影响。结论:社区育儿环境因素对母亲育儿压力的影响大于子女、母亲自身和家庭因素。

青年白领的育儿压力与教养期望

子女养育问题是青年人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对上海青年白领的育儿行为和压力调查发现,青年白领父母重视子女的教育投资和择校筹谋,重视子女的社会适应性和竞争力培养,对子女的生活幸福期望高于事业期望。育儿压力并非来自于实际承担的照料责任,而是源于自身生存压力的投射,以及对子女成为"快乐精英"的教养期望。

婴儿母亲育儿压力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南京市主城区6个月婴儿母亲的育儿压力,并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简式育儿压力问卷(中文版)(parenting stress index-short form,PSI-SF)和自编基本情况调查表对随机抽取的420组南京市的6个月婴儿及其母亲进行调查并比较分析。结果母亲的文化程度与育儿压力呈负相关;婴儿的性别、家庭收入及母亲年龄与母亲的育儿压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婴幼儿期,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育儿压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某医学院校女职工育儿压力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某医学院校女职工育儿压力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育儿压力问卷与olson婚姻质量问卷对某医学院校131名女职工进行调查。结果:女职工婚姻满意度与国内稳定婚姻人群常模无统计学差异(t=-1.814,P=0.072)。女职工的育儿压力主要表现为育儿环境不完备与体力调节不良。婚姻质量及家庭结构是女职工育儿压力的预测因子(P<0.05)。结论:应关注医学院校女职工的育儿压力状况,帮助职工缓解育儿压力。

哺育期母亲的心理健康与育儿压力的关系

[目的]探讨哺育期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与母亲育儿压力的关系,为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自编母亲育儿压力问卷和一般状况调查表对0岁～3岁婴幼儿的母亲180人进行调查,将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国内常模进行对照,并对母亲育儿压力与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哺育期母亲与国内常模相比较心理健康水平在8个维度上的得分有统计学意义(P<0.01),母亲育儿压力感各维度与心理健康水平各因子均相关,且母亲育儿压力高分组SCL-90各维度评分均明显高于低分组(P<0.001)。[结论]哺育期母亲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与其育儿压力密切相关,函待社区卫生服务的支持。

聚焦解决模式对改善极低出生体质量儿出院后母亲育儿压力及心理状态的作用

极低出生体质量儿(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VLBWI)主要是指出生体质量超过1 000 g,但不足1 500 g的新生儿,普遍具有胎龄小、生命体征不稳定、病情变化反复等特点,父母往往会因担心新生儿生命安全或留有后遗症而产生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等应激反应^([1])。而且,为了提高VLBWI的存活率,在其出生后会在NICU进行病情监测和干预,NICU为封闭式管理,可致母婴分离,进一步加重父母的心理负荷。

不同教养方式下的多动症儿童父母育儿压力研究

目的了解不同教养方式下的多动症儿童父母育儿压力情况,为识别其育儿压力,指导其科学养育提供借鉴。方法选取在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确诊的225例多动症儿童的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式育儿压力问卷(PSI-SF)评估父母育儿压力,采用家庭教养方式问卷评估父母的教养方式,比较民主型、专制型、溺爱型和放任型四类教养方式下的多动症儿童父母的育儿压力。结果四类教养方式在育儿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困难儿童维度及育儿压力总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影响育儿压力,在有多动症儿童的家庭中父母需要采取正确养育方式育儿,可以促进多动症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基于丹佛模式下的感觉统合训练对2~5岁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交往能力及父母育儿压力的影响

目的探讨基于丹佛模式下的感觉统合训练对2~5岁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交往能力及父母育儿压力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于我院就诊的2~5岁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120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0例。对照组给予沙盘游戏和维生素D_(3)等综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基于丹佛模式下的感觉统合训练。3个月后,采用儿童孤独症行为量表(ABC)、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孤独症治疗评估量表(ATEC)评价患儿核心症状;采用儿童心理教育评估第3版量表(PEP-3)评价患儿交往能力;采用简式育儿压力问卷(PSI-SF)评价父母育儿压力。结果干预后,观察组患儿ABC、CARS、ATEC评分及PSI-SF各项评分均低于对照组,组间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儿PEP-3评分各项高于对照组,组间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丹佛模式下的感觉统合训练应用于2~5岁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中,通过改善患儿核心症状、交往能力,从而有效降低父母育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