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1932—1936)

“西南—南京”的对抗模式是20世纪30年代“地方—中央”对抗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而西南政权内部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联合体:一方面因政治取向基本相同、利益上有互相依赖关系而结合,另一方面又因政治目标与策略的不同而相互争斗。这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颇具普遍性。当前新史料的发掘为深入考察西南政权内部的结构提供了可能性,相关的分析能深化对国民党派系史的认识,进而推动民国史的研究。

戴季陶1925—1926年间致胡汉民等几封信

戴季陶(1891年-1949年),祖籍浙江吴兴,初名良弼,后改名传贤,字季陶,别号天仇。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会常务委员,任宣传部长等职。1924年底随孙中山北上,不久南返。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到处演讲,并在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专心著述,反对阶级斗争与国共合作。1925年6、7月间,戴相继撰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与工农运动进行攻击,被称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曾广泛传播,对国民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遭到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严厉批评,进步的国民党人也予以抵制。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季陶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其与西山会议派的暧昧关系受到大会批评。同年10月,戴受命主持中山大学校政。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收有戴季陶1926年前后与胡汉民等人的若干通信,较详细地叙述其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书的动机与经过,也涉及到“廖仲恺案”、国民党地方党务、戴季陶与胡汉民的关系等。现辑录于下,以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戴季陶的生平与思想、“戴季陶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当时国民党上层人物间的关系。另有同时期汪精卫、邵元冲分别致胡汉民的信,与此主题有关,一并附收于后。原件无标点,无标题,顺序由辑注者编排。

胡汉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轫

胡汉民是被后世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有意删除的人物。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胡汉民在唯物史观的输入传布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先驱者的角色。他不但正面推介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还批驳了一些欧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非难攻击。胡汉民把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史观",对阶级观点阐发较少。胡汉民1919-1920年的哲学史研究和井田制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史学领域的首次实验,意味着唯物史观开始从学理介绍向具体研究过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萌芽。胡汉民将唯物史观作为学理来研究的态度,为我们审视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提供了不少启示。

胡汉民立法思想述论

胡汉民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长 ,其立法用人思想 ,对立法指导思想、原则、方针、内容、目标、守法及制度立法思想的阐释 ,奠定了国民政府的法制基础。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

美国所收藏与民国史有关的资料,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等人的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等是学术界所共知并广为利用的,而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国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胡汉民的一批私人往来函电手稿,知之者却甚少,这也是研究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极为珍贵的资料。

胡汉民的立法思想与立法实践

1 92 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胡汉民以孙中山先生“遗教”代言人身份 ,坚持旧三民主义 ,充分阐述了自己的建国、立法主张。他提出“以党治国”的训政纲领 ,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政基础 ;借鉴西方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经济立法原则 ,结合中国传统的“仁恕公平”的思想 ,提出“王道主义”的社会经济立法原则 ;还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民法、继承法的立法主张。在 1 92 8——— 1 931年担任立法院院长期间 ,完成了立法院的组成框架 ;任用高水平的立法委员 ;主持制定了大量的新法典、厘定了旧的法律、法规。他为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形成及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完备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论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立法思想

胡汉民是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院长,在其主持立法活动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立法思想。其中,以三民主义作为最高立法精神和最高原则,确立社会本位的立法方针,是其立法思想的核心。其立法思想的提出,对于推进中国法律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

本文以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 ,研究了 1 93 1年后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的三个阶段 :激烈反张、拉拢联络与松散结盟 ;揭示其关系演变的历史线索及其原因 ,指出胡汉民等人的争取工作对张学良的影响 。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 1 93 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文作者已以藏于美国哈佛一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 ,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本文为系列论文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 ,内容包括 :“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 ;地方实力派 (冯玉祥、方振武等 )与“新国民党”的关系 ;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论胡汉民与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制度

胡汉民是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主要制定者,他在国民政府惩戒制度制定中力图糅合中西政制,确立了公务员惩戒制度的党治原则、监察与惩戒分属制度,引入了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规范,使国民政府惩戒制度最终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制度,但使中国政治朝现代化迈进了一步。

论胡汉民的民法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法近代化的重要阶段。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长,胡汉民对民法的制定工作极为重视。在其主持立法院工作的短短两年多时间的内,他不但督率立法院同仁高效工作,而且适应近代世界民事立法潮流,阐述了一系列民事立法思想,对中国民法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辛亥时期胡汉民的排外观

辛亥时期,胡汉民提出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排外观。他认为,发生排外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汉族的种族思想、清政府实行的内外方针,以及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胡汉民主张区分不正当和正当两种不同性质的排外,其判断标准是国际法。他认为正当排外便是主张国家权利,同时又认同合法的主权限制。在他看来,要达到正当排外的目的,其根本之计在于排满革命。胡汉民和革命党人致力于反清革命,而对如何解除帝国主义压迫问题有所忽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胡汉民日记(1928年2月—7月)

《胡汉民日记 ( 1 92 8年 2月— 7月 )》现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系胡汉民之女胡木兰所捐的缩微胶卷。 1 92 8年 1月至 7月 ,胡汉民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海外之行 ,先后访问东南亚、中东与欧洲各国 ,同行者有孙科、伍朝枢等。日记即为此行中所写 ,记于一较小的本子上 ,字迹潦草 ,记事也较简单 ,且于此段日记的前后 ,胡还记着其他的杂事。曾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教授称 ,胡平素并无写日记的习惯。辑注者研究相关资料多年 ,迄未看到胡汉民在其他时段写的日记 ,因而更觉得此日记珍贵。日记除了个人旅途观感外 ,胡汉民还着重记了其对土耳其政体的观察、争取外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他与孙科、伍朝枢等人在济南惨案期间的外交活动等 ,均具重要的史料价值。《历史档案》1 984年第 2期曾刊出一组李石曾致蒋介石等人的电报 ,报告胡汉民等在欧洲的活动 ,正可与此日记互为参照。因原件字迹潦草 ,加之辑注者水平有限 ,可能有的字句释读有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燕协助录入 ,特致谢。

胡汉民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坚持与阐扬

胡汉民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在探索救国救民良方的过程中选择了三民主义。他从三民主义思想内涵,民族、民权、民生的关系,以及三民主义与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等理论层面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三民主义。胡汉民还通过毕生的实践捍卫着三民主义,表现在讨袁与护法、"联共"与"反共"、党治与反蒋、力主抗日等活动中。胡汉民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并开创了现代法制的先声。然而,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其思想难免存在局限性。

胡汉民法律思想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是中国法律近代化和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长胡汉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但主持了民法典等一系列重要法典的制定,而且阐述了国民政府立法的基本原则、国民党与立法机构的关系、立法与法治国家的建立及立法技术等一系列法律问题。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的社会主义思想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至今学术界论者不多。笔者拟对此进行探索,亟望能收抛砖引玉之效。 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中国同盟会重要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胡汉民曾多次在《民报》上撰文主张社会主义,并将自己看作是社会主义者。如,1906年4月,他在《民报》第3号《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指出:在“近世文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言其大别,则分共产主义与国产主义”,他认为,同盟会所主张的“土地国有”

1928─1931年的胡汉民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的胡汉民席富群胡汉民继１９２７年与蒋介石合作进行反共清党之后，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再次与蒋联手。其间，胡汉民以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主持党政，对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口诛笔伐，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使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合法化。但由于胡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起点——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汉民唯物史观研究异同之启示

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和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均已具备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但二者在研究角度、阶级立场、宣传方法上都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态度:胡汉民只是在单纯学理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则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阔道路。这种差异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在"化什么"、"谁来化"、"如何化"的问题上做出明确的回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途径。

论胡汉民训政设计中的“虚党”思想——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党治”性质再探讨

胡汉民的'党治'思想迥异于苏俄'党治'模式,它以抽象的党权为掩护,而以五权宪政式的民主政治为归宿,具有虚化党权、暗渡民权的特质。在训政设计中,他尽管揭橥了'以党治国'的政治原则,但在实际的制度安排中,却更多地反映了对五权宪政的民主追求。具体来说,在党政分治、党义治国等方面,胡汉民既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颇多一致,又始终体现了一个继承孙中山衣钵、追求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家的不懈追求,这尤其凸显于他对民权高于党权的政治见识。正是在权力制衡和民主追求的政治理想中,胡汉民对训政体制的设计,实际上在表面尊崇国民党'以党治国'地位的同时,或明或暗地背离了一般意义的'党治'原则,从而使其训政设计带有'虚党'倾向,亦使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对外和对内表现出不同的'党治'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