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与企业“脱实向虚”

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背景下的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越好,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水平越低;基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进一步证实营商环境的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这一效应的产生是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提高实体投资效益两条路径实现的。拓展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在降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同时,提高了企业对研发的投资;这些效应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激励企业“脱虚向实”,这在政策层面意味着改善营商环境可能是解决经济“脱实向虚”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纾困发展两大问题的一剂良药。

资本脱实向虚矫正新思路:基于市场结构的非对称性

资本“脱实向虚”严重制约着实体经济发展,优化资本配置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脱实向虚”现象的成因机制展开分析,探讨治理资本“脱实向虚”的新思路。运用动态优化方法推导出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最优垄断加价率计算公式,并对比分析1998—2020年中国、美国、德国多部门最优垄断加价率与实际加价率间的量化关系。研究发现:(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资本“脱实向虚”的起点;(2)中国、美国、德国实体经济产品的实际利润率普遍低于最优利润率,并且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实际利润率低于其他国家;(3)美国和德国虚拟经济实际利润率的增长并未导致其实体经济实际利润率的相对(相对于最优利润率)下降,虚拟经济的发展并未以牺牲实体经济为代价,而中国存在生产性资本逃逸至虚拟经济现象。因此,应深化改革当前金融体系,调整市场结构非对称性,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雾里看花还是甄别有道?

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倾向较为明显,立足于监管部门日益重视分析师研报质量的现实背景,选取2007—2019年间我国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研究表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显著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机制检验发现,企业脱实向虚通过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进一步研究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高质量的外部独立审计能削弱企业脱实向虚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负面影响,而机构投资者持股则会强化其负面效应。研究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视角丰富了企业脱实向虚的经济后果,对政府监管部门引导企业回归主业及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企业“脱实向虚”:未雨绸缪还是投机逐利——基于宏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究竟是预防性储蓄还是投机逐利,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基于宏观视角,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宏观经济变化对中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在经济下行、货币政策紧缩以及资本市场萎靡时期,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总量占比下降,且金融资产内部配置也受到影响,即稳健型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上升,而风险型金融资产占比下降;分行业和地区看,这一抑制现象在东部地区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弱融资约束企业,强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对宏观经济变化更为敏感,这表明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主要动机是预防性储蓄,而非投机逐利。

政府补助、内部期望绩效压力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国家利用财税政策扭转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而管理者承受的内部期望绩效压力为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了可行性解释。采用2007-2020年深沪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对政府补助与企业脱实向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考查内部期望绩效压力在其间发挥的渠道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内部期望绩效压力在政府补助与企业脱实向虚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且这种关系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除了通过内部期望绩效压力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还存在“政府补助→资本市场绩效压力→内部期望绩效压力→企业脱实向虚”的链式中介效应。

“脱实向虚”背景下综合收益披露对债权人定价的影响

基于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研究视角,考察综合收益披露对债权人定价的影响,采用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脱实向虚”背景下其他综合收益水平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其他综合收益占综合收益的比重具有风险揭示效应,能够缓解债务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其他综合收益水平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企业金融化能够为这一定价效应提供参考,两者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出现在“脱实向虚”程度更高的非金融企业之中;其他综合收益水平主要通过降低会计稳健性提高债权人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增加债务融资成本。

大数据政策治理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基于2007—202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对非高科技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金融化具有较为突出的治理作用;能够有效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发展质效以及平滑企业风险,从而能够有效治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较强金融监管支撑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

数字金融与企业“脱实向虚”——基于企业金融化与实体投资双重视角

数字金融作为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高度融合的产物,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企业金融化与实体投资双重视角,利用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与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实体投资行为,即数字金融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趋势。企业金融化在数字金融与企业实体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非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但随着金融监管的加强,数字金融加剧企业“脱实向虚”的作用会有所减缓。因此,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提供政策支持,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鼓励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实体投资报酬率;加强金融监管,明确金融监管的内容,消除监管盲区,提升监管科技的运用能力,实时把控金融市场动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投资“脱实向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激励效应”和“约束效应”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本文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总量和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总量有抑制作用,对企业金融投资有刺激作用,说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是引起企业投资“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考虑到企业生命周期差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成长期企业投资总量下降最多,其次为成熟期企业,最后为衰退期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衰退期企业金融投资上升最多,其次为成长期企业,最后为成熟期企业。

企业投资“脱实向虚”、内外部治理机制与审计定价——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投资“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有效的审计活动能否及时识别企业投资“脱实向虚”中的潜在风险及不利影响并最终反映于审计定价上,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选取2013—2021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探析企业投资“脱实向虚”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投资“脱实向虚”程度越高,审计定价水平越高;(内部治理层面,企业投资“脱实向虚”行为显著提高了代理成本,增加了审计服务的难度与风险,促使审计师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外部治理层面,分析师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投资“脱实向虚”负面影响的扩散,并对股价产生影响,提高了审计师对风险的感知,进而强化了企业“脱实向虚”投资行为对审计定价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均稳健。拓展性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会对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发挥调节作用,审计师对企业投资“脱实向虚”行为的敏感度在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更加强烈。据此提出,政府需完善市场机制,加强金融监管;企业要优化资产配置,警惕非理性投资行为;审计行业要强化风险意识,保持职业谨慎;分析师行业应提高分析师专业能力,构建更完善的分析师市场体系。最终的研究结论为政府监管部门、企业以及审计服务中介机构认识“脱实向虚”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企业升级转型以及审计服务质量的改进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偏向型税收激励是否有助于遏制制造企业“脱实向虚”?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中国政府深入推进企业减税降费的重大举措,是一项资本偏向型减税政策,兼具鼓励实业投资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功能。文章借助2014年和2015年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考察资本偏向型的税收激励政策与制造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抑制了制造企业“脱实向虚”金融化水平。激励机制检验发现,加速折旧政策通过“现金流效应”和“实业投资效应”,削弱了制造企业“脱实向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投资替代逐利性动机,进而遏制了制造企业“脱实向虚”的金融化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对制造企业“脱实向虚”遏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资本要素密集度高以及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将为国家制定和实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防范重大金融化风险的税收激励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制造业企业ESG表现、数字化转型与“脱实向虚”

文章以2015-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与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会促进企业“脱实向虚”的进程,而数字化转型会削弱ESG表现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与创新投入水平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的弱化作用更为显著,并且和ESG表现成为促进金融化水平此消彼长的关系。

金融强国建设须警惕经济“脱实向虚”风险

经济“脱实向虚”指在金融化强度过高的情况下,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吸引实体产业更多资金注入。具体表现为非金融企业的过度金融化、实体经济投资率下降以及民生领域过度金融化。由于近年来实体经济利润率持续低于虚拟经济利润率,加之二者不同的收益机制和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企业从以实体经济为主转向虚拟经济,其投资也从生产性投资向过度投机性投资发展。金融强国建设是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但须警惕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应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进行防范治理。本文首先研究了经济出现“脱实向虚”风险的表现和形成机理,提出了防范风险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金融市场水平显著提升,“脱实向虚”现象日益显现。防止国有企业过度“脱实向虚”逐渐成为国企改革的重点。本文以2010-202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探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结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程度的提升能够抑制国有企业“脱实向虚”。最后,本文对非国有股东治理和抑制“脱实向虚”提出相关启示建议。

数字经济对经济脱实向虚的促进研究

数字经济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改造传统经济,创造新的产业、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模式。随着数字化的普及,数字经济正在催生一场经济结构的变革。以实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经济对经济脱实向虚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得出:数字经济对上市公司的收入和盈利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数字经济加速了上市公司实体业务向互联网化转型和升级;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需要上市公司去主动应对。总之,数字经济对经济脱实向虚的作用表现在多个方面,因此,上市公司需要积极借助数字技术,不断完善数字化转型战略,以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金融科技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

实体企业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如何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金融业进入全新的数字化信息时代,金融科技应运而生,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2020)》显示,2019年我国金融科技融资额为656亿元,占全球的25%;金融科技融资数量达到285笔,占全球的24.4%,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势头依然迅猛。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金融调控手段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是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大探索。绿色信贷政策在重塑重污染企业信贷融资环境,倒逼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激发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热情的同时,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脱实向虚”?文章立足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和绿色信贷政策日趋深化的现实背景,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前后,重污染企业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波动情况,以此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为评价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参考。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代理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产生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随企业产权性质、区域环境执法强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与国有产权性质、弱环境执法区的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信贷政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强环境执法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从微观层面证实了绿色信贷政策的有效性,不仅为改善评价政策效果、针对性制定和实施绿色信贷激励与约束双重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对重污染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寻求绿色转型发展、合理配置金融资产也具有较高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减税激励、融资约束与企业脱实向虚

采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脱实”“向虚”两个角度,探讨减税激励在微观层面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缓解企业“脱实向虚”,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管理层持股和股权制衡度正向调节减税激励与企业“脱实向虚”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企、低政府补助水平的企业中,减税激励的作用更明显。此外,减税激励对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趋势缓解更明显,对制造业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政府调整税收方针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税收征管与企业“脱实向虚”

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加强税收征管能有效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税收征管能缩紧现金流、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有效发挥遵从效应与威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的治理效果在高利润企业、高外部融资企业、严格内控企业与严格外审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研究结果对探索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税收征管体制提供了思路参考。

分析师跟踪、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脱实向虚”

遏制企业“脱实向虚”趋势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师跟踪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的分析师跟踪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降低“脱实向虚”风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分析师跟踪的作用效果系通过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实现;拓展性研究显示,机构投资者外部治理作用在一定程度弥补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相较于被动型机构投资者,主动型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更为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市场化治理机制研究,对于我国大力发展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队伍,积极引导金融服务回归实体经济具有一定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