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双重身份的腐败惩罚差异

村干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具有作为村“官”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也行使 村民自治权,具有作为村“代理人”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基于 2014~2016 年村干部腐败案 件的裁判文书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村干部双重身份对腐败惩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身份村干部 的腐败均具有数额小、侵占公共财物为主的特征,但惩罚力度却完全不同。无论是监禁刑还是财产刑, “代理人”身份的腐败惩罚力度都明显低于“官”身份的惩罚力度,并且村支书与村主任的职务身份 差异对腐败惩罚的影响不明显,同时村“官”身份的村干部受到了比一般国家工作人员更严厉的惩罚。 同一群体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受到不同水平的腐败惩罚不利于乡村的健康发展,应逐渐统一。

刑期与财产双重约束下的腐败惩罚——2015年刑法修改的实证分析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罪做出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这一调整势必在腐败惩罚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基于2014—2016年的贪污罪和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文章实证分析了刑法修改对腐败惩罚的影响。分别使用监禁刑和财产刑来衡量对腐败的惩罚,我们发现,刑法修改使监禁时间大幅减少,而财产刑大幅增加,腐败惩罚形成了刑期与财产的双重约束。其中,监禁方式的惩罚依然存在惩罚的边际递减现象,但与刑法修改前相比已明显缓解;财产刑方式的惩罚则具有惩罚边际递增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监禁惩罚方式的不足,但罚金与没收财产在财产刑中的定位尚不明确。应进一步完善贪污贿赂罪中的财产刑规定,丰富腐败的惩罚方式,大大提高惩罚威慑力。

惩治腐败的定量化研究

如何通过惩治手段使腐败决策者理性地放弃腐败 ,是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分析了风险中立型的决策者的腐败决策过程 ,认为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和增加腐败遭惩罚所带来的损失 (以下简称腐败惩罚损失 ) ,可以有效地制约其腐败行为选择。当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到 0 .5以上时 ,高薪才能养廉 ,同样条件下 ,无论腐败租金金额多大 ,也会失去诱发腐败的效力。腐败惩罚损失的大小是根据腐败租金来设定的。当腐败租金增大时 ,加大腐败惩罚损失使之超过前者的增加速度 ,或在前者不变时提高后者 ,能够起到制约决策者腐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