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诉转公诉制度的立法确立

我国刑事追诉制度凝聚了历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结晶,可划分为公诉、自诉和公诉转自诉三种方式。自诉转公诉是刑事追诉概念下的特定一项,在实体、程序及证明等三重维度,具备了当前其他几种追诉方式所没有的价值功用。然而,受制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下自诉转公诉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因应《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时代契机,对于此一问题的研判与思考不应仅仅囿于理论与实践之现存落差,而是应当以域外视角加以镜鉴,借由廓清自诉转公诉程序转化的弹性判断标准、明晰检察机关介入自诉的途径、统一审判机关处理自诉的方式,演绎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诉转公诉基本范式,进而助力刑事追诉制度的优化完善。

论自诉转公诉的规范构造

杭州网络诽谤案中的“自诉转公诉”,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自诉转公诉司法中有关法律问题的热烈讨论。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自诉转公诉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存在一些空白地带,需要及时进行修改和补充。在自诉转公诉的法律条件方面,应当对“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作出明确的解释;在自诉与公诉之间的法律关系方面,应当明确规定自诉与公诉是追诉犯罪的两种平行并列可转化的方式,对于一个犯罪行为,只能采取一种追诉方式,不能同时采取两种追诉方式;在自诉转公诉的程序衔接方面,对于被害人已经提起的自诉,人民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决定不予受理、裁定终止自诉的审理,应当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在自诉转公诉的法律后果方面,对于被害人主动撤回自诉之后是否可以再行提起诉讼、被害人对人民法院终止自诉审理的裁定是否可以提出上诉、在自诉转公诉的案件处理过程中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否可以进行和解等,应当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网暴犯罪自诉转公诉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障

随着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网暴犯罪日益频发,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害人难以通过自诉程序达到理想的追诉效果,故需建立严重网暴犯罪自诉转公诉通道。自诉转公诉程序以解决被害人告诉不力、取证困难等问题为导向,以诉权转移为方式,其目的在于兼顾社会整体利益和诉讼参与人个人权益。在自诉转公诉程序衔接中,应充分保障被害人权利,明确规定网暴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定量标准,要求司法机关将程序转换事实充分告知被害人并听取意见,赋予被害人程序复议权。在转化为公诉程序后,应保障被害人公诉程序参与权、实体处分权和量刑建议权。在案件执行程序中,落实刑罚执行制度保护被害人的获得赔偿权,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保护被害人遗忘权。

网络诽谤犯罪自诉转公诉的域外考察及借鉴

"杭州快递诽谤案"折射出我国网络诽谤案件自诉转公诉的程序衔接缺乏立法规定,"被害人撤诉论"由于缺乏法律支撑而无法彻底解决该问题,域外经验可为我国网络诽谤案件自诉转公诉程序的重构提供"他山之石"。诽谤罪除罪化已成世界趋势,我国应顺势改变自诉与公诉的分类标准。在明确诽谤法律制度价值倾向的基础上,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作为公诉的前置程序。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均借助担当诉讼解决自诉困境,我国不能照搬适用,应以尊重自诉人意愿为宗旨对担当诉讼进行本土化改造。可以借鉴俄罗斯和我国澳门地区的立法经验,将自诉转公诉案件与公诉转自诉案件统一以自诉—公诉案件进行称谓并根据案件性质设置不同的诉讼程序。英国诽谤法中举证责任倒置的保护倾向与我国《宪法》确认的言论自由权优先的立法理念相斥。

浅析我国的自诉转公诉制度

对于部分刑事自诉案件,检察机关依一定条件将其转化为公诉,既符合起诉便宜主义精神,又利于维护公益与私权的平衡,自诉转公诉制度已被许多国家的立法所吸收。我国刑法虽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刑事诉讼法却没有相应的程序规范,需要在考虑我国国情和借鉴外国立法的基础上,通过修法来予以完善。

网络亲告罪案件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法理——基于“杭州快递诽谤案”的思考

亲告罪案件原则上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但随着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杭州快递诽谤案”为例,许多亲告罪案件已经由传统线下模式逐步发展为网络线上模式,所侵害的法益也逐步从个人利益扩大到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当网络亲告罪案件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的标准时,检察机关有必要依职权提起诉讼,以弥补被害人自诉难的局限,提升司法公信力。为此,刑事立法必须从实体法与程序法层面对网络亲告罪案件自诉转公诉程序的转换与衔接加以完善,提供立法支撑。

自诉转公诉的合理性论证及其程序探讨

权力与权利并不矛盾,甚至在权利本位的视角下,权力是为权利服务的。自诉与公诉的区分,根源在于所侵害的权益的性质的不同,允许自诉,是对被害人个人权益保护的要求,而提起公诉,则说明此时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需要进行保护。自诉与公诉的案件范围的标准就是——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一旦涉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况,国家专门机关就要履行相应的职责,进行介入。而之前已经提起的自诉就要通过自诉人撤回自诉的方式转化为公诉,在自诉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导致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说服其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

一名记者眼中人格权保护的变化从“闹出人命才管”到“自诉转公诉”

民事领域的应有之义,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践行司法为民理念的使命所在。--记录者:刘亚“我与旧事归于尽,来年依旧迎花开。”每逢年末,这句话总会被人提起。但对于经历过大半年人生“至暗时刻”的谷小雨(化名)来说,这句话再珍贵不过。谷小雨是不幸的,就在一年多前。

网络舆情视域下,诽谤罪何以自诉转公诉

传统视角下的诽谤罪是典型的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范畴。本文以杭州郎某、何某诽谤案为切入点,基于网络舆情通过分析案件发展的背景,对比与其他类似案件等方式,探讨网络诽谤案件自诉转公诉背后的内在机理及公权机关代为起诉的必要性。最后,本文从公民个人、主流网络媒体、程序适当、公权力机关等方面提出网络诽谤案件的应对策略,以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网络诽谤自诉转公诉的程序困境及路径优化

以2020年“杭州网络诽谤案”为代表的自诉转公诉的程序衔接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论。争议的焦点是,在启动自诉程序后,公诉程序能否再次启动,以及重新启动公诉程序后如何将并存的“两诉”(自诉和公诉)进行衔接。然而,对于上述程序困境,我国法律规定阙如。传统刑事诉讼理论既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也难以为该程序冲突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从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自诉案件中自诉与公诉的关系非常有必要。作为自诉案件中自诉与公诉的理论基础,“诉权理论”可作为构建自诉与公诉程序衔接机制的主要考量因素。通过引入诉权理论,期待能够在理论上为自诉案件中自诉与公诉的关系提供一个解释框架。基于共同的“诉权”来源,在构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衔接机制时,应当充分尊重被害人的诉权,不宜强制转换。

网络型诽谤罪的自诉转公诉研究

目前,对于网络型诽谤罪的刑法规制主要依靠《刑法》第246条诽谤罪和2013年9月“两高”通过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2020年“杭州网络诽谤案”为代表的网络型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的程序衔接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网络型诽谤罪自诉转公诉案件程序一直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导致相关法学理论研究对其缺乏重视。现行关于自诉转公诉案件程序的立法已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问题和法律空白。特别是在程序衔接方面,缺乏明确的立法规定,且相关理论研究亦显不足。因此,对网络型诽谤罪自诉转公诉案件程序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自诉转公诉”的法理分析

有关"自诉转公诉"的讨论,首先有必要在刑事法基础理论层面展开,厘清国家垄断刑事惩罚权并主导刑事追诉的同时赋予被害人自诉权的法理根据和政策意义,进而以此为基础在实体法层面分析告诉才处理犯罪的解释问题,在程序法层面讨论追诉权出现竞合情形如何在程序上进行妥当处理的问题。"自诉转公诉"是因同一案件出现追诉权竞合现象所导致的,代表国家追诉的机关依法启动公诉程序追诉犯罪并未不当干涉被害人追诉权,反倒有利于实现被害人的追诉目标。对于"自诉转公诉"现象,应一体性地予以考量并区分情形确定相应的法律规则。

自诉转公诉问题思考

对于被害人享有自诉权的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将其转为公诉,这有利也有弊。从域外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自诉转公诉主要是通过直接提起公诉、接管自诉或独立上诉三种方式来实现的,它与代为告诉、自诉担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完善我国自诉转公诉制度既要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又要立足我国国情,注意该制度可能产生的弊端,增强该制度的可操作性。

自诉转公诉的基础规范和判断标准——以国家追诉利益为切入点

自诉制度主要旨在防范国家滥权不追诉,是对国家追诉的限制,而非排斥。在自诉程序中,检察机关认为案件情势符合一定标准的,可以接管自诉、转为公诉程序。2020年“杭州诽谤案”程序转换所依据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条款存在标准界定不清、缺乏价值制约等问题。我国应在刑事追诉阶段确立国家追诉利益的标准,彰显其限制国家追诉、保障基本权利的价值取向,并为阻却告诉乃论、自诉转公诉、不起诉等制度提供融贯性、体系性的规范准据。国家追诉利益的考量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前者侧重关注罪责和犯罪预防的必要性,后者将刑事法嵌入广阔的社会治理中,适度追求国家主权、民族宗教、公共秩序、国家形象等其他公共目标。国家追诉利益标准的适用是一个“不对称状态下的再权衡”过程,检察机关应当围绕考量因素和个案情形,综合评估并充分论证自诉转公诉的必要性。

“自诉转公诉”程序规则的系统性反思——以网络侮辱诽谤犯罪案件为视角

针对网络侮辱诽谤案件,《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第13条第1款明确了二元区分的“自诉转公诉”的程序转换规则。当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先,若自诉仍处立案审查环节,“人民法院可以请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当被害人自诉在先,“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关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针对转换程序的反思仍有必要:从国家追诉介入在先自诉的外部视角来看,公安机关在自诉终结前立案侦查有违禁止重复起诉原则,检察机关主动建议公安机关立案可能超出了法律监督的权力边界;从自诉类型的内部视角来看,“告诉才处理”和“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自诉转为公诉的程序规则存在矛盾之处。明晰公诉衔接自诉的时间节点、统一终结自诉的处理方式、厘清公诉发动的权力职责边界,是体系化构建“自诉转公诉”程序转换规则的三条主要路径。

公诉转自诉的法律困惑与完善构想

公诉转自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起诉制度,因立法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困惑迭出。积极借鉴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制度模式,在完善现行法律的基础上,采取扩大起诉主体、统一案件适用范围、为自诉人举证提供支持、设置自诉权行使的调控机制等方法与途径,来构建既有利于被害人诉权的实现,又能对公诉权形成有效制约的现代诉讼机制。

论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功能与实效

公诉转自诉制度应该具有以下三个理想的功能:救济的功能;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制约公诉权的功能。但是根据北京市2001年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公诉转自诉制度应用极少。完全不能实现上述三种功能,原因在于对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缺少一种有效的制约机制,而受害人又无法有效地进行自诉,同时缺少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是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天平失衡,无论是司法实务中还是法学理论界对被害人权益的关注明显不够。

公诉转自诉实证分析

我国公诉转自诉作为一项制度已经存在了,但是其实效并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应该对公诉转自诉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创设被害人司法审查制度。

“公诉转自诉”案件中之自诉权探微

分析“公诉转自诉”制度设置的合理性和存在缺陷,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保障和救济措施两方面提出立法建议。

“自诉转公诉”的法理分析和立法完善

“杭州女子取快递遭诽镑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探讨其中关于“自诉转公诉”问题,首先必须厘清自诉和公诉之间的关系。从法律发展的角度看,起诉方式经历了从个人追诉到国家追诉的转变。我国当前采用检察机关起诉为主兼采被害人自诉的刑事起诉方式,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