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国外重大航天活动展望

2023年,全球共进行了223次航天发射,相比于2022年的186次,增加了37次(增长率约19.89%)。2024年,全球航天发射热潮还将持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阿尔忒弥斯-2(Artemis-2)、波音CST-100星际客船首次载人试飞等重量级航天任务引人期待,“新格伦”(New Glenn)、阿里安-6(Ariane-6)等新型火箭首飞也将在世界航天发射市场上激起新的变化。

《美国新兴航天活动授权与监管框架》出台背景与内容分析

一、引言2023年12月20日,时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第三次美国国家航天委员会会议上发布《美国新兴航天活动授权与监管框架》(以下简称《框架》),内容涵盖新兴航天活动授权与监管原则、各部门职责分工、机构间协调机制等方面,是对此前国家航天委员会发布的《新兴私营航天活动授权与监管法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的补充。

中国航天活动的立法保障与未来展望

中国的航天立法可被划分为军用航天立法和民用航天立法两部分。目前主要航天大国的相关立法体现出以下三种趋势:大多采取基本法+配套法规的立法模式;将有关国际条约的义务内化于国内法中;都能够立足本国国情,体现出政策的倾向性和侧重点。我国目前的航天立法存在着较多的缺陷。只有在吸收借鉴有关航天大国的立法经验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才能最终形成一部综合性航天法,为中国未来的航天活动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从美俄卫星相撞事件看航天活动之损害赔偿责任

随着人类航天活动的日益频繁,空间物体致人损害的事件也不断发生。2009年2月10日发生的美国与俄罗斯卫星相撞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航天活动致人损害的国际赔偿责任问题的关注。1972年联合国《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公约》,简称《责任公约》,是航天国际损害赔偿方面基本的法律依据。《责任公约》规定的国家责任原则以及绝对责任和过错责任的责任基础原则都是颇有特色的。但公约的制定与生效毕竟已经经过了近40年,如今《责任公约》出现了一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情形,有必要进行重新思考和加以适当改进。

中国航天活动商业化之法律架构

我国已是世界第三航天大国,但我国在航天活动商业化方面却一直滞后,这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明确有直接关系。航天活动不可否认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与军事意义,但一个国家的航天活动要可持续、健康发展,则必须走商业化之路,使航天本身成为能够带来商业效益的产业。为促进商业化,我国航天法律应从几个方面进行架构:鼓励民间主体参与航天活动;明确私人主体航天活动的责任制度;建立航天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建立技术、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外空条约》对航天活动的主要限制和影响

中国航天需要熟悉国际规则，特别是了解开展航天活动时应遵守的国际义务。这对于判断、预防和处置航天活动带来的法律政治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1967年《外空条约》被誉为国际空间法的基石。其中诸如“充分注意义务”、“磋商义务”、“有限的外空军控原则”、“监管义务”和“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规定，对航天活动产生了必要的限制和重要影响。

2017年俄罗斯航天活动综述

当前，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是俄联邦管理航天领域的国家机构，是俄罗斯航天的象征，全权管理国家的航天工业，其前身为俄罗斯航天局。2017年是俄罗斯航天局成为国家集团的第二个年头。在这两年间，俄罗斯航天改革动作较大，从2013年分出一部分航天局的职能成立联合航天公司，到2015年将俄罗斯航天局与联合航天公司重新合并建立俄罗斯国家集团，意图推动航天变革步伐，以适应今天的世界航天格局。

美国“安塔瑞斯”火箭发射失利 商业航天活动首次受挫

美国东部时间2014年10月28日18：22。执行第三次“商业补给服务”（CRS）合同任务（Orb-3）的安塔瑞斯-130（Antares-130）火箭发射。但火箭在升空6s后发生爆炸。火箭落回发射台时又引起了二次爆炸，火箭及其搭载的“天鹅座”（Cygnus）飞船随即损毁。

浅析中国的航天活动许可制度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迅速发展,而中国的航天活动立法则相对滞后。航天活动许可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许可是航天活动立法的重要内容,它的建立是中国履行国际条约、减少财政支出、促进航天商业化发展的需要。中国航天活动许可,包括生产科研许可、民用发射许可及出口许可。目前的许可制度,存在法律层级低、法律空白、许可程序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立法上,建议明确主管机关及许可对象、扩大许可范围、细化许可程序,增加法律的前瞻性。

2023年国外重大航天活动展望

2022年,世界航天活动高度活跃,火箭发射次数和航天器部署数量刷新了历史纪录,全年共进行了186次航天发射,将2482个航天器送入轨道。2023年,世界航天预期保持高位发展态势,火箭和航天器发射数量有望再创新高。1国外航天活动总体态势航天发射计划受前续任务实施情况、卫星研制进度、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航天活动中保险联合体的法律问题探析

1引言 航天保险的实践最早可见于1965年4月6日发射的＂晨鸟＂（Early Bird）通信卫星项目。当时,保险公司与美国国家卫星通信联合体签订的保险合同仅包含了500万美元的发射前保险和2500万美元的第三方责任险,覆盖的风险点较少。随着国际航天事业的发展和我国航天发射技术的逐步提高,我国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繁荣期后,由于国际航天发射业务竞争增大,新技术屡遭失败导致损失超过保险收益50%等因素使得我国的航天保险又迅速迎来了衰退期。

日本寻求调整太空开支促进商业航天活动

日本政府和工业官员2010年9月28日表示，政府希望通过调整投资重点，关注商业导向的研究，起草新的法律允许商业发射服务，促进私营部门更多从事航天研发。日本太空政策战略司令部秘书长山川浩（Hiroshi Yamakawa）表示，日本政府已经决定了创造更富有商业化色彩的太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