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阳明后学致良知功夫的形态与次第

在儒家传统中,作为自我操持与修炼方式的功夫不断演化。王阳明的良知学兴起,其功夫更加精微细密、鞭辟近里,推动了理学功夫论的“典范转移”。阳明学者围绕致良知功夫的深入互动与攻错,“牛毛茧丝,无不辨析”,使阳明学蕴含的各种理论可能得以充分展开。“悟本体即是功夫”“由功夫以悟本体”两种教法可谓阳明后学两大功夫进路。阳明学者在这两大进路下各展其才,发展出丰富的功夫实践形态,其出于对“躐等”的警惕,而十分注重功夫的次第。深入探讨阳明后学致良知功夫的六种形态和五级次第所构成的论域,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阳明学功夫的普遍性特征与丰富的思想图景。

论康德的良知观

在康德伦理学中,良知是一个充满着诸多争议的问题。对康德而言,良知属于理性还是情感?与此相关,它属于理性慎思还是直觉性反应?就此,学界大体上可以分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立场。其实,良知应该属于一种道德直觉,其中蕴含着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就产生根源而言,良知在康德那里是一种判断力,也属于一般性的实践理性,但仍然主要呈现为一种道德情感,包含了理性与情感两种心灵状态。作为道德直觉的良知最好从一种自然主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它既有敏锐性、瞬时性的优势,但也由于各种原因而会导致模糊的、歧义的判断。

良知学——物的证成或遗忘

良知学的成立可以归到王阳明的龙场之悟,龙场之悟的内容是新的格致学,也是对朱子学的格致学的反动。王阳明的“良知”是主体化的本体,可谓“乾知”,它统摄了主体的情、意、知的功能。良知的作用是无知之知,它与所感者不是主客对列的关系。良知的感应为物,其物不是认知心所对之物,而是无物之物。王阳明的格致是良知直感直应的顿教事件,“心”与“物”都不是经验性的概念,而是超越界的概念,但却又作用于现实世界。朱子的格致论也预设了“心”与“物”都有超越面,它在学者“豁然贯通”的功夫论终点呈现。但在工夫历程中,心知与物理有辩证的关系。学者要先了解现实事物的认知之理,其心中蕴藏的理才可彰显。心中明朗一分后,对物之理可以有更广与更深的理解,如此反复。朱子的格致论强调现实世界的道德判断都要建立在分殊性的、间接性的背景知识上面,最终才可达到心物同时升入先天境界。王阳明与朱子的格致论其实不一定矛盾,但王阳明因强调良知的承体起用,所以彰显了物的先天义,但对物的知识义却无法证成。本文举王阳明用以形容良知妙用之场的书法与军事为例,指出良知的当下判断其实仍建立在广阔的支援性意识的间接性知识上面,良知教是顿教与渐教的统一。

功夫只在自己——王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论解读

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以“功夫之病”为问题意识的,其展开和建构是一种功夫论的进路。具体来讲,他认为做功夫有诸多缺点、错误,诸如“己私之病”“外驰之病”“支离之病”“忘助之病”,而救治“功夫之病”的药方是“知行合一”。不过,“知行合一”只是“权说”,不是“实说”。若“实说”,则乃“知行不分”,而“知行不分”的本体乃“良知”,故“实说”便是“致良知”。就“致良知”讲,针对诸种“功夫之病”,王阳明既讲了一般原则,又讲了四种针对“功夫之病”的具体对治功夫。在“致良知”功夫论说时,王阳明贯穿其中并凸显的是“功夫只在自己”的观念,而这一观念既赋予人以“主体性”,亦赋予人以“责任性”。

阳明心学中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从“良知发用”的角度看

基于比较哲学视野的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题的解释在传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即形而上学论题、知识论论题和元伦理学论题。致良知学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其中道德知识和道德动机的关系是把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的关键。本文把心学工夫论理解为道德意识的自我展开和实现,通过论证良知发用的功能,阐明阳明心学中包含着近似于内在主义道德动机的混合模型,并由此产生奠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情感交互性的美德伦理论述。

以良知说礼:王阳明礼学思想特质的再探索

阳明礼学思想主要被诠释为“以心言礼”或“以情说礼”。“以心言礼”说认为阳明在朱子“礼者,理也”的基础上提出“心即理”,从而打通心、礼之间的关系;其实“以心言礼”的言外之意是以良知言礼,只是阳明早年未能将“良知”二字点出。“以情说礼”能突显阳明学重情的特点,也更好地回应了礼之标准的问题;但人情背后真正具有判断作用的是良知,“以情说礼”最终仍要归本于良知。阳明把良知视作明觉之体,在礼学实践中力图唤醒人心之中的良知,弥合礼义和礼仪之间的隔阂,故“以良知说礼”方为阳明晚年礼学思想的定论与根本特质。由于阳明在讲学中不拘定法、因病施药,其弟子所体悟的良知也各有不同,这导致了阳明后学礼学思想的分派与流变。

反古与返古之间:唐君毅、牟宗三以良知摄受知识的建构

在近代西风东渐、民族文化遭受冲击与挑战之际,“当代新儒家”对传统的态度虽有所疑,但仍排除种种纷陈,不与主张全盘西化者为伍,选择立定优良文化传统之脚跟,而后摄受西洋文化之优异面,借以取长补短,增益民族文化之生命力与内涵。依此原则,唐君毅和牟宗三先生都曾进行深刻的探讨与回应。简言之,乃是以良知、性善、人格之挺立,用以吸收、结合西学之重知识、科学、宗教等传统,创造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关联,从而实现人文精神与物质文明之齐头并进且与时俱进的目标。

专业良知、文化自信与中国哲学主体性——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片论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界有一个光辉传统,即建立在专业良知基础上的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对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执着持守,其建树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论证并确认了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二是论证并确认了中国哲学在立千古人极、明万有相通、尽中庸精微、审言意之辨、通古今之变等方面的理论创造;三是论证并确认了中国自身能够孕育出近代哲学启蒙,融会中西而自创新说。文章还对海外学界以所谓“意识形态化”来全盘否定我国老一辈学者的哲学史研究、以所谓“唐宋变革论”来取代“早期启蒙说”的观点作了澄清。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良知论的百年回溯与现实镜鉴

良知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作为教育的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回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良知论,其思想以传统良知论为历史根基,孟子的“良知良能说”体现了道德教育的先验基础,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指明了主体教育的实践方向,而熊十力的“良知呈现说”阐释了良知论在生命教育中的可能性。基于此历史基础,二十世纪中国教育良知论的内蕴表现为“完满人格的教育践履、达济天下的仁爱之心和矢志报国的教育信念”,同时,在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上表现出“源于求真尚善的传承接续,基于时代使命的现实召唤,终于润己泽人的生命关怀”的逻辑理路。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教育良知论,其在“成己与立志、规范与德性、觉知与信仰”等方面给予现代教育重要的镜鉴意义,有助于促进现代教育良知论的发展。

王阳明的“良知”与“致良知”分析

“良知”于王阳明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文章通过梳理王阳明“良知”的四种核心要义及“致良知”的概念,从“良知—致良知”逻辑维度出发,从整体性、全体性上阐释了王阳明的道德哲学体系。王阳明的“良知—致良知”并不是一个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知行合一”的过程。

良知与正当共时性存在下的算法正义原则——兼反思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之提问

道与现代自然法的共时性存在,体现为纯粹良知与正当的共时性存在,这有助于预防数据进化人文主义及其相关的技术权贵+专用AI、脑机结合、通用AI等导致的人类灾难。其思路体现为德性上的三层逻辑阶梯,为了预防其共时性存在的冲突,需要在算法多元救济制度中进行功能划界:功利论(可体现为数据主义)与义务论(如正当优先)相对更适用于传统法域如私法法域,具体如平台与个人个性协议等;纯粹良知论下的法之道即中国自然法,可推出良知优先原则,日常隐而不用,限制适用于社会法法域,如涉及新人类、强AI等共同良知议题。综上是预防数据进化人文主义的算法正义观,推论出以大范围正义为旨归的算法正义总原则:良知与正当的功能划界原则;即涉及强AI等社会法法域问题时良知优先,而私法等法域下正当优先。分原则是:虚拟界与自然界平等原则,新人类与人类平等原则,等。推衍之规则如:人控制机规则,即人的自由以不能选择脑机结合中的“机控制人”为前提。建议将此规则写入全球神经技术指南。

格物以致其良知——王阳明的格物论及其致思理路

王阳明格物论的建构始终伴随着对朱熹格物之法的质疑与回应。与朱熹讲求“即物穷理”不同,阳明格物论所观照的是人的主体性及其道德意志,提倡在心上做工夫的新进路。这重塑了格物论的基础,激起了对程朱理学的全面反思。阳明新诠“格物”的重心,以“致良知”的提出为界线,经历了由“诚意”到“致良知”的转移。不过,二者在逻辑上存在关联,致知、诚意、格物被相互贯通。阳明格物论的建构和变化体现出阳明学的宗旨与形成过程。

即用是体:宋明儒学视野中王阳明“良知”的意义

良知被视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概念和根本宗旨。单纯从其是本体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其在阳明思想中的重要性。事实上,“良”意味着其后的“知”直接发自天赋之性(即本体),因而是充分、准确地表达了本体的内容的。“充分”和“准确”表现在它自然能有力地推动人以正确的方式行动。故使得“知”虽然是作用但却具有了本体的意义。由此,“良知”透露了即用是体的信息,而即用是体意味着工夫有可能直接凭借展现于现实世界中的本体亦即良知展开,既不必像朱子主张的那样首先诉诸漫长而艰苦的格物致知工夫,也不必像程明道、陆象山、湛甘泉等主张的那样首先通过顿悟之类方式以充分把握本心。唯有如此理解,才能真正理解阳明重视“良知”一语的根本原因。

本体:个体与总体——对解构“良知本体论”的一种回应

良知概念由孟子提出,王阳明、牟宗三将其提升至本体层面。在“良知本体论”中,“良知自我”在与经验世界中的个体(人、物)、个体间(情、事)及万物总体互相关联之整体中发生而为“良知本体”。“良知本体”包含两层结构:第一层为由“自我”“身体”“他者”构成的多元个体世界,第二层为由社会、历史构成的生活世界总体。“良知知是知非”是分解地、抽象地论述“良知自我”之特性,“良知与天地万物一体”是圆融地、具体地论述“良知本体”之体性。由这两层结构可知,“良知本体”是统贯万物而与之为一体的根源性总体。据此可以对以“实存性”“多元性”“总体性”解构“良知本体论”的观点予以回应。

王阳明“良知论”视域下学生个体道德建构的现实审视与实践路径

良知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石,提供了道德教育的可能性。王阳明“良知论”作为心学体系的核心自有其意义与价值。本文从王阳明“良知论”出发,阐释“良知”与“致良知”的基本内涵,以及与个体道德建构相契合的内在意蕴。随后,以“良知论”出发审视当前学生个体道德建构困境,指出当前学生个体道德建构问题外在呈现为道德意识丧失的冷漠与道德行为扭曲的伪善,内在归因为本体良知的孱弱与外在私欲的遮蔽,由此提出塑造个体道德信念,推动个体道德实践和培育个体道德自觉三条实践路径。

从知行合一观王阳明致良知的哲学意蕴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仅涵盖对以往儒学的批判与继承,而且蕴含对本心与天理的新解与探析。王阳明在其晚年提出“致良知”的思想命题,标志着其心学体系的最终完成,其作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立言宗旨,传递出非纯思范畴的思想意涵,“致良知”中既有对心体的讨论,也有对实践的强调,并在对二者融会贯通的过程中传递出“为善去恶”的人性意旨。时至今日,“致良知”在对于加强道德主体的判断力与执行力,促进其反思与改进以及推动道德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将以其“知行合一”的理念为出发点,通过挖掘其早期“致良知”的思想缩影以深入阐释其思想内涵与实践路径,从而得出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与启思。

良知如何先天存在与反观自证?——对良知呈现与假定之争的再思考

在熊十力与冯友兰关于良知是呈现还是假定的争论中,后者较少获得学界的支持。但如果跳出儒家心学义理系统,而对此问题做客观的哲学分析,就会发现传统心学之良知呈现论内含的三个基本观念“良知是本体”“良知先验具足”“良知反观自证”(逆觉体证)均包含假定—先天预设—的成分。就此而言,冯友兰的良知假定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的现实的良知不是绝对内在的事物,其形成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在公共性准则和生活情境的影响。良知之自觉,或者指的是证见内化于心之道德准则、道德情境的情感感受,或者指的是察识此道德准则、情境、情感感受的智性直观。这样的良知不是绝对本体、不具有创生自然界和见证先验观念的能力。不过,它也不是绝对假定的观念,其在形成以后仍可在人心中直觉地呈现。儒家道德哲学的现代开展,应采纳此种良知观念。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致良知的实质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王阳明的致良知认为,良知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只因其为私欲所蔽,故不能展现出来。因此,要通过或动或静、动静结合、知行合一、省察克制等方法,才能去掉私欲,把良知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去欲存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