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丰饶的原野》的“续写”探究——兼论艾芜两度自我调整的心史

《丰饶的原野》在艾芜的创作中是一个特殊的文本,首篇《春天》创作于1936年,第二部《落花时节》于1945年完成,第三部构思已久,原拟取名《夏天》,却在解放前四十年代与建国后六十年代都被打断,在1979年才以《山中历险记》的面貌连载成文。《丰饶的原野》作为一个持续延宕又不断续写的作品,三部曲的断裂与勾连值得追问,小说潜文本与夹杂在三个文本间的“副文本”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记载了作家走过的历史剧变,更“写下”了艾芜两度自我调整的“心史”。在历史缝隙和文本意义结构的转换中,我们可以窥见艾芜面对左翼革命模式与共和国工农兵模式时游离在“变”与“不变”间的复杂性。

讲故事的人——对艾芜小说的一种解读

很长时间以来 ,评论家们大都习惯于从艾芜的左联作家身份和左翼的文艺追求出发来评论艾芜的作品 ,然而这样的批评途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致命的困境。本文从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中获得启发 ,认为艾芜的艺术个性正是来自于他讲故事的天赋和能力。文中分析了艾芜的三部重要作品 :《南行记》、《丰饶的原野》和《端阳节》 ,试图呈现“讲故事人艾芜”独特的艺术魅力 ,及同一部作品中时代主题与作家艺术个性之间的冲突。

从“游民”到左翼作家——论艾芜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

艾芜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最初是由于生存的逼迫,因而稿费问题成为理解他早期创作倾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当艾芜基于其底层生活经验与左翼理念发生共鸣而成为一个左翼作家后,他的左翼作家的身份意识成了他坚持为底层民众创作的精神动力。艾芜的优点,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按左翼的理念来创作,而是把左翼的理念与其丰富的人生体验结合起来,从生活的真实展开艺术的想象,写出了体制外的"江湖"与体制内的"阶级"奇特融合的艺术图景,既坚持了左翼的立场,又表现出了具有个人魅力的艺术风格。

艾芜的开创性、独特性与“标本”价值

艾芜开创了"中国流浪小说"的先河,是"行走文学"的先驱者。艾芜的文学创作是"主旋律"多样化的成功体现,题材的特异性、"另类"人性的书写、艺术的抒情性和"跨文化"的向度,构成艾芜的独特性。艾芜的文学创作从1930年代纵跨至1980年代,是我们认识滇缅边地、川西坝子社会历史变迁、时代特征的文学"标本"。在地域文学的版图中,艾芜的作品具有"标识"岷沱流域的价值。艾芜在"当代"的文学创作,是见证时代发展的文学"标本",艾芜成为"跨代"作家中不可多得的"标本"作家,其创作是研究"跨代"作家"身份转型"的文学"标本",具有特别的"标本"意义和价值。

艾芜《百炼成钢》与工业文学的书写及问题

艾芜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是1950年代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工业题材小说,较为出色地描写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工业风景和空间,着重表现先进工人秦德贵的高大形象,以及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工人阶级新人的成长过程。同时,小说还触及到从战争转到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党的干部如何从革命性向现代性转型、革命战争时代的战士如何成为熟练工人的问题。此外,由于时代和政治原因,某些在1950年代鞍钢一类企业存在的历史问题,小说也予以回避,这样就使得小说表现的历史与时代内容不够丰富,而对东北地域文化的不熟悉也造成小说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的“川味”,影响了小说的艺术真实。

“南行”的丰碑——论艾芜《南行记》的文学史地位

当许多人还在蜂拥向西时,艾芜开始了南行。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却标志着新文学开始告别五四的启蒙传统,去更切实地关注被压迫者的人生。《南行记》里的异域风光让人印象深刻,而流浪汉与用脚丈量民间疾苦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开启了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关系的新模式。《南行记》契合正在兴起的左翼文学思潮,向人们证明了左翼文学能实现时代使命与艺术追求的统一,并把“人”的主题融入左翼的革命现实主义,在现代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具有双重意义的丰碑。

论艾芜的极限体验及其《南行记》

艾芜在西南边地的漂泊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体验,也是一种极限体验。极限体验使作者能更贴近地了解流浪者的痛苦,促成其短篇小说集《南行记》的成功。艾芜保留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感,对流浪者有所保留和批判。这种批判脱离不了极限体验所带给作者的情感联系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也造成了作品风格和创作手法的不统一。

艾芜与高尔基反思国民性的比较

艾芜与高尔基都反思国民性。高尔基主要批判"小市民"安于命运、逆来顺受、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因循守旧、抗拒改革的奴性心理,并指出其危害性。艾芜侧重表现时代大潮冲击圈外的"边缘人"反抗强权、倔强坚韧、桀傲不驯、野性十足、不安本分、不受约束的"另类"性格,指明中国人需要注入"年轻少壮的血液"。二者的反思都导源于各自的流浪生活,旨在找出民族痼疾,引起国人警醒。不同的是,高尔基局限于一个国度的描写,而艾芜在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中反思国民性问题。

艾芜《南行记》中的英国形象分析

本文从形象学角度对其中的英国形象稍作概括,并分析作家即形象塑造者的自身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以及英国形象作为他者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是异国形象得以塑造的必备条件。

艾芜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比较论

高尔基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左翼"的重要代表艾芜在流浪经历、流浪汉小说创作及人道主义思想方面寻绎到他与高尔基的共性特质。但二者不同的童年经历、文化传统熏染和流浪心态,又使他们的文本世界彰显出某些差异性,这集中体现在挖掘人性的深度、批判现实的力度、反抗意识的强度等几个方面。通过艾芜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的比较分析,不仅可以清晰两人流浪汉小说的创作取向、文本内涵、风格特征和重要贡献,而且还可以对当下底层写作存在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

超越苦难的生命之歌——论艾芜的流浪作品

作为一名流浪作家,艾芜以自己的流浪经历为题材,创作了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南行记》。本文以作家创作为基点,围绕作品的分析解读,探讨作家流浪作品的主题旨趣与审美追求,在一个较为宏观的视野中解读艾芜的流浪作品。

底层空间叙述与民族认同探寻——艾芜小说作品研究

家庭的衰落、时局的混乱在艾芜心里堆积了深深的苦闷,对现实的不满促使他南下寻求精神的港湾,而交通闭塞、环境险恶的少数民族边地无疑是艾芜平复苦闷的首选。在流浪途中,他用眼睛审视人性的美丑,切身直面饥寒,靠挂在颈子上的墨水瓶记录社会的黑暗和温暖。无论是艾芜创作的现代小说,还是自传体回忆性质的文本,都蕴含着浓烈的乡土情结和忧患意识。艾芜试图将川滇人的性情进行对比,透过四川人对公共空间的利用情况,寻找四川人静态性情的原因,以期给这一滩死水注入新鲜、珍贵的血液。

论艾芜早期小说创作的审美倾向

艾芜早期小说创作的审美倾向 ,是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展示苦难人生的真实画面 ;同时又以浪漫主义创作手法 ,塑造了众多敢于向命运挑战的流浪者形象 ,描绘出一幅幅雄奇险崛的异域风光。因此 。

艾芜小说《山峡中》的人物描写

《山峡中》是艾芜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通过强弱对比、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等,生动地描绘了一群在社会底层挣扎的盗贼的另类生活,揭示了他们所信奉的盗贼生存哲学,并成功塑造了小黑牛、魏大爷、野猫子等性格鲜明的艺术典型。作者不仅准确概括出了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必然命运,而且从人性的高度揭示了这一切的社会根源,较好体现了作者对小说时代意义的理解和把握。

艾芜在桂林的小说创作

从1939年2月到1944年5月,艾芜在桂林居住了5年。当时虽处于全面抗战时期,但桂林是全国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这里不仅云聚着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还有大量报刊、书店和出版社。在这个环境中,艾芜如鱼得水,他的创作热情被激发了出来。在此期间,艾芜共写作并出版了九个短篇小说集,两个中篇小说集,一部杂文随笔,一部文学评论,还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桂林的五年,是艾芜创作大丰收的五年。对艾芜在此期间创作的作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就其内容,把它们归纳为直接描写抗战、写大后方人民生活、写南行经历和童年往事三类。同时论述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朴实凝重的艺术风格。

论艾芜小说《南行记》创作的独创性

艾芜小说《南行记》的创作自出手眼、风格独具。作品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众多流浪汉群像,开创了我国流浪汉小说的先河。此外,作家在环境描写与文本叙述方面均显示了其独创性,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来自于他对其独特经历的独特感受、认识、理解的把握,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

艾芜的云南体验和边地书写

云南是艾芜获取创作素材的重要"基地",也为艾芜人生哲学的形成提供了空间机缘。艾芜在云南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以及南行期间形成的人生哲学,共同参与了他的文学实践,他的云南"种子"记忆呈现"自居"与"间离"的精神张力,赋予他别具一格的"背景"写作艺术。

知识形态、国民性话语与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艾芜《南行记》的“国民性”书写

艾芜在小说《南行记》中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形态: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地方知识"。通过对"地方知识"的强调以及对书本知识的悬搁,小说使五四以来的国民性话语发生了异变,不再将底层视为启蒙的对象,反而一定程度地凸显了底层的历史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的凸显是通过小说底层叙事中的教育话语来完成的,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叙事者"我"对"自我/他者"身份的界定;其次是在小说的空间描写中对压迫话语的抽象批判;最后则是作者本人的观影体验激发其对底层知识的强烈关注。显然,《南行记》对底层知识的书写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它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性与地方性的文化冲突中自觉形成的阶级想象。

抗战时期艾芜在桂林的小说创作

抗战时期艾芜在桂林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小说,既有短篇,也有中篇,还尝试了长篇的创作。在内容上更关注当前的社会矛盾,在艺术风格上更注重现实主义。这在艾芜的文学创作中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艾芜与陶行知的交谊及《艾芜全集》集外文两篇——从抗战时期艾芜的一通档案说起

重庆市档案馆存抗战时期有关艾芜的档案一通,系南开中学对陶行知推荐艾芜任教的回复。据考证,该档的发文时间应在1944年。在此基础上,也为《艾芜全集》补充两篇集外文,即《陶行知先生印象记》和《继承发扬陶行知办学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