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及其生成逻辑——以苗疆走廊为考察对象

共同性是共同体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基础,增进共同性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向,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旋律。文化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核心属性,是共同体存续的根脉和灵魂,具体表征为物质、制度、精神层次的共同性。基于苗疆走廊各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分析表明,自然生境是文化共同性生成的外部条件,经济基础是文化共同性生成的物质前提,实践理性是文化共同性生成的根本依据,社会交往是文化共同性生成的内在动力。文化共同性生成的四重逻辑,拓展了中华民族共同性探讨的理论视野,为增进文化共同性,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实践指引。

基于线性文化遗产视野的明代西南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研究

明代朝廷沿西南苗疆走廊主次驿道有组织地营建了大量防御聚落与防御工事,它们成为我国重要的边防遗产。文章基于线性文化遗产理论,分析卫城、所城、屯堡、营哨、关隘、边墙等防御聚落与防御工事沿苗疆走廊主次驿道呈“带状”分布的特征,阐述苗疆走廊横跨西南四省的大尺度空间特性,发掘其沿线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试图厘清其蕴含的政治历史、军事文化、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等多元遗产价值。文章认为明代西南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符合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标准,期望为系统性地开展明代西南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的研究工作提供助力,并丰富我国线性文化遗产的内容。

文化制衡视域下的明清湘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基于苗疆边墙的历史考察

“文化制衡”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然是一个“偏离”与“回归”交替出现,不断再适应的推进过程,任何一个民族绝不会只对某一两个民族保持密切关系,而是同时要与众多民族发生不同程度的依存制约关系。该文运用文化制衡理论对明清两朝苗疆边墙的修筑历史予以解读,阐述了湘西苗疆各民族之间冲突、调适、耦合的过程。苗疆边墙的修筑,虽然达到了“民”“苗”分而治之的目的,但并未物理隔绝“墙内”“墙外”的社会联系。各民族以墙为“介”,打破了族群壁垒,重构了苗疆社会秩序,最终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局面,成为中国民族地区民族和睦的典范。

苗疆地区吊脚楼地理环境适应性建筑设计研究

现代建筑设计因过度追求创新与效率,导致城市景观同质化,削弱地域特色的独特魅力。本文分析朗德苗寨与凤凰古城吊脚楼实例,揭示地形、气候和生态适应策略。吊脚楼通过“架空”与“坐山”手法应对复杂地形和湿热气候,尊重生态。其材料、布局和文化融合为现代建筑提供可持续利用、气候适应和文化传承的借鉴。

布依族传统村落与建筑的地域文化探析——以“苗疆走廊”云上村为例

云上村是“苗疆走廊”上典型的布依族传统村落,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文章通过对云上布依族村落进行深度田野考察,分别从村落与建筑的自然适应性、社会文化性、技术性三个维度阐述云上村的建筑地域文化特征,总结了云上村布依族村落与建筑的自然适应性主要体现为对气候、地理环境的适应,以及村落与环境的共生性层面;深厚的社会历史、丰富的宗教内容、农耕为主的经济结构、多元共存的文化基因以及村落肌理的社会演变为村落与建筑社会文化性的外在表现;建筑空间、建筑结构、建筑模数、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等方面彰显了建筑技术性。通过对云上村村落与建筑地域文化三个维度的研究,为布依族村落的保护利用及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清代湘西苗疆“律”“例”贯通的实施成效研究

清代中央对湘西苗疆社会治理的法律准绳为“大清律”与“苗例”的共同参与和互动。“苗例”是“大清律”授权的结果,来自苗疆习惯但又有不同,这些苗疆习惯可理解为苗疆社会的本土文化。“苗例”的使用取决于执法者对苗疆社会特定事例的具体适用,其实施经历了国家主流文化的推广与“苗俗”本土化适用的互动过程,实质上是本土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互动融合的结果。

苗疆走廊空间文化基因研究——以安顺屯堡为例

苗疆走廊是元明时期开辟的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的主要交通命脉,是以汉文化为底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谐共生的典型空间代表。研究苗疆走廊民族交融与建筑文化的相互影响,探究走廊聚落空间形态形成与演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力,能为总结汉族移民大通道上民族交融的宝贵历史经验提供空间维度的案例。依托城乡规划学科背景,基于文化基因的视角,以活态遗存完好的安顺屯堡聚落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文化基因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历史文献研究法、建筑测绘法、形态类型学等方法对屯堡聚落的空间文化基因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屯堡聚落呈现三种典型的空间文化基因,分别是天人合一、中轴线和层级防御。它们均是汉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背景、地域自然环境和民族交融作用下的在地性空间转化。

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多样性及融合性特征研究

揭示民族走廊传统村落文化谱系多样性及融合性特征,对该类型文化线路遗产特征保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华民族文化谱系“多元一体”格局的走廊缩影认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以苗疆走廊为例,基于民族族别背景对廊域内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进行识别,利用增加研究样地、多样性指数、杰卡德相似系数等方法来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有12类单民族及2类多民族融合文化谱系,走廊可划分为II区段及V区段;②汉少融合、苗是全廊域特征谱系;旱驿路区段的多样性最为脆弱;③全廊域有6类稀少/濒危谱系;④水驿路、旱驿路区段的特有谱系分别有3类、6类;V区段之间汉少融合、苗、汉为共有谱系;⑤全廊域、旱驿路、福泉-普安区段之间的谱系构成相似度较高;水驿路、洪江-镇远区段之间相似度最高。整体而言,苗疆走廊传统村落民族文化谱系中以汉文化为纽带的融合谱系特征明显,各谱系在走廊中“多元共生”“多元一体”格局特征明显。

苗疆走廊汉传民间舞蹈的“同构异态”——以贵州“花灯舞”为中心

苗疆走廊是一条横亘云贵高原的“活态”文化走廊,有20多个民族分布其间,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花灯舞”是汉传“花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于明清时期随汉族移民传入云贵高原地区,其传播区域主要是苗疆走廊沿线地区,具有较明显的“线性文化空间”特征。云贵地区“花灯舞”具有自身的地域特点,也深受苗、布依等族民众所喜爱,但其底层逻辑依然是相同的,在舞蹈形态上呈现的民族民间多样性特色本质上是“异态”而非“异质”。

清至民国黔东南苗疆外来作物规模种植与乡民生活探析

有明以降,随着中央王朝对黔东南苗疆经营的深入,诸多外来作物也开始在这一地区实现规模种植,对乡民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内容在地方志、乡土文献清水江文书中多有记载。外来作物在黔东南苗疆的种植不仅改变了该区的农业面貌,亦丰富了当地乡民的生活,展开其研究,对于认识人类与植物的关系有着重要价值。

贵州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嵌合机制研究

贵州苗疆走廊的开辟,推进了西南地区的发展进程和屯堡聚落演变。文章针对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的研究缺乏空间视角的现状,以空间量化分析为基础,结合史料与田野调查,探讨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形成的嵌合机制。研究表明,苗疆走廊沿着入滇通道的“东线”形成,苗疆走廊与屯堡聚落是地理环境和历史事件所缠绕的时空格局的一体两面。上述格局是在地理环境所赋予的历史机遇中,通过“恒量”与“变量”的叠加嵌合而成。前者包括高程、水系、坡度、起伏度等相对稳定的地理要素,后者是通过军事聚落的选址、聚落体系的完善、水利系统的支撑、民族文化的互嵌而人为施加的影响。文章体现的多学科交融的空间视角是对区域研究的有益尝试,可望为复杂人文地理环境中的人居环境研究拓展新的技术方法。

政治动力型:清代苗疆司法的一种面相——清水江地区“争江案”的考察

清水江地区“争江案”的司法实践表明,各级官府并不基于既有律法规定对“争江案”作出裁判,而是以维持苗疆稳定为核心依据,呈现出政治动力型的司法面相。在经历“雍乾苗乱”之后,防止苗民激变成为其经营苗疆的首要关切,设置三寨“当江”来展开木材交易是符合苗疆秩序需要的最优方案,此即三寨之所以“当江”的实质合法性。因此,尽管不具备形式上的合法要件,三寨苗人在与坌处民人的百年诉讼中仍然一直占据上风。为了避免坌处民人长期的诉讼纠缠,需要构建三寨“当江”形式的合法性。在此过程中,清王朝“因地制宜”的司法机制将其政治上的需要转化为司法上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话语塑造和司法确认两个方面具体推进,最终形成要件完备的三寨“当江”规则。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国家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这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来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文本类型理论下苗疆走廊旅游文化外宣研究

苗疆走廊蕴含丰富的文化及生态旅游资源,具有良好的旅游开发条件。凯瑟琳娜·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强调文本层面的交际与对等,对于旅游文化文本的外宣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进一步推进苗疆走廊的旅游发展,将苗疆走廊的文化传播出去,本文从文本类型理论出发,以《苗疆走廊旅游发展规划(2019-2025)》的英译文为例,从增译、音译加注和意译三个方面对该文本进行分析,以期为同类型文本的英译提供借鉴与参考。

苗疆走廊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个案研究

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有利于丰富旅游体验,传播体育文化,扩大体育与旅游市场,更好地满足体育和旅游需要。本文通过对苗疆走廊沿线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意义、方法进行研究,对?阳河端午节传统龙舟赛个案进行案例分析,以此为苗疆走廊沿线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苗疆再造”与民族关系

在对清雍正朝武力"开辟苗疆"动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针对"开辟苗疆"历史事件之"苗疆再造"阶段所施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教化措施对苗疆民族关系所产生的系列深刻、深远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苗疆民族关系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直接的结果是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并因此带来苗疆社会的急剧动荡和清政府对苗疆治理措施的审视和调整。对这一过程中的民族关系思考无疑有助于对当今国家民族政策更加认同和理解,也有助于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交往交流交融: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路径

根植于地域文化、社会与生态之中的苗疆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显著作用和独特价值。采用体育学和民族学相结合的视角,从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到深度交融依次递进和不断深化的三重路径,分析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理路。研究认为,交往记忆、交往机制和交往空间有助于加强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泛交往路径;技艺交流、文化交流所形成的文明交流互鉴新格局,有利推进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交流路径;通过学校教育、非遗传承、赛事活动、乡村建设和全民健身5个维度,可以促进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交融路径。

19世纪湘西苗疆民族教育体系的构建

在19世纪的湘西苗疆,由于屯政的深入开展,地方政府拿出一笔经费用于教育事业,建立了广泛涵盖苗族、土家族以及汉族等民族、初级与较高层次的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从教学的投入、管理、教师人选以及课程设置,都显示出这个体系的近代性特征。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湖广“苗疆”地区“改土归流”进程考论

目前"改土归流"研究成果中,"改土归流"进程问题(即何时起始,如何发展,何时完成等)尚未得到深入剖析与一致见解。其症结在于"苗疆"区域内"土"、"流"政区设置并存问题的长期性及复杂性。自秦汉时代开始,包括"苗疆"在内的湖广地区已全面推行州县建置,并长期沿续。至元明时代,土司权益得到官方认可,与"流官"政区并存,直到清初实施"改土归流"。湖广土司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被整体"忽视"到被重新认可,直到最后全面改制的曲折过程。因此,运用"全域性"与"长时段"的视角重新审视湖广"苗疆"地区"改土归流"进程,对于南方土司沿革以及民族地区政区建置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