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的明清诗词书写

自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首次介绍明清诗词,至2022年中国香港学者张隆溪《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120余年来,英语世界先后有七部中国文学史著对明清诗词保持关注。在发轫期、发展期与深化期等不同阶段,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的书写,从诗人词人与作品的简单介绍,到具体的批评与丰富的史述,反映了其逐步走向系统化、深入化的学术过程。文学史著的书写侧重点映射出不同编者的研究风格,折射出英语世界学者对明清诗词评判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变化。

英语世界“道”的概念演进——以概念整合理论下对《道德经》英译本的阐释为例

《道德经》是老子道家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道”是其核心概念。在英语世界中对“道”的理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概念整合理论为人们考察这一现象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由于年代、文化、生活经历等因素的不同,不同译者对原文会有不同的解读,而目的语空间里的目标读者不同,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策略也不同,最终形成了各自的译文空间。这对中国哲学概念的译介具有启发意义,译介不仅存在“如何翻译”的问题,还有“由谁翻译”的问题。

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

借助海外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通过梳理丁玲作品政府机构译介和国际学者译介情况,以及各译本在Goodreads、Amazon、StoryGraph等网站上的读者综合评价情况,对英语世界丁玲作品的接受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差强人意,存在不少进步空间。中国文学作品要真正走向世界,在翻译层面,应坚持“常译常新”。在传播层面,应注重“平靓正”,重视“粉丝翻译”的影响力,通过与其他传播形式跨界合作努力为自身“引流”;同时,还要重视译作的本土化。在接受层面,应思考如何实现接受效果从“Chinajoy”到“Globaljoy”,让中国文学作品凭借自身的魅力,赢得海外读者的衷心喜爱。

新时期地域乡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研究——以《人生》《高兴》《红高粱》的读者反馈为例

域外读者阅读层面的接受效果是考察中国文学“走出去”成效的重要维度。海外读者的新时期地域乡土小说的阅读评论集中于《红高粱》《人生》和《高兴》三部作品。地方乡土文化、地方性与世界性的乡土写作特色以及当代中国现状是域外读者关注的焦点。翻译是作品跨文化传播力构建的关键,应处理好乡土文化传真与可接受度的平衡。三部乡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好评和良好接受得益于乡土文化主题设置、成功的乡土文化译传与海外知名出版机构的鼎力相助。这些为提升中国新时期乡土小说域外传播效果提供了宝贵经验。

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和方法论反思

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脱胎于西方艺术史研究,发端于海外博物馆鉴藏体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起步探索期到二战后的发展鼎盛期再到80年代以后的多元化时期,历经艺术史的学科危机和新旧艺术史的分野,多元开放的艺术史格局逐渐形成。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从风格分析、图像阐释、原境分析到艺术社会史,生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自21世纪以来,跨文化、空间转向、全球艺术史与多元文化的新趋势出现。本文回溯了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发展分期和方法论的演变,旨在从学理层面宏观把握其脉络走向,为当下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本土艺术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和方法论创新提供借鉴和启示。

《孟子》在英语世界的读者评价研究

孟子哲学思辨的复杂性导致学界对《孟子》英译本的海外接受情况持悲观态度。为了解《孟子》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基于Goodreads和Amazon的《孟子》英译本读者评价建立语料库,借助AntConc进行数据分析和整理。研究结果颠覆了以往的消极预判:《孟子》英译本受到英语世界读者的关注和讨论,总体评价向好,众多读者对孟子哲学义理聚讼不已,引起了读者们对中西哲学思想的共鸣;英语世界读者可对个别译本进行深度探讨,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但国内译本相较于国外译本海外流通量小,并未真正走进英语世界普通读者的视线。未来应重视读者群体调研,探索符合《孟子》的译介之道,真正实现中国智慧“走出去”“走进去”。

译者、评者与读者:苏童在英语世界接受的三维透视

基于译者、评者、读者三个不同维度,对苏童小说英译本进行深入考察。苏童小说英译本的两位主要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但都还原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扩大了苏童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度。国外评者主要从写作话题和小说风格两方面对苏童作品进行了专业评价,皆以肯定为主。在读者方面,苏童小说在外文网站上的好评居多,表现出海外英语读者对苏童作品的喜爱。苏童作品在西方世界成功传播的因素有三:作品本身的内容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知名汉学家和翻译学家出色翻译的推动、企鹅和莫洛等海外著名出版机构的助力。苏童作品的成功外译,可以给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国门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集中的《西游记》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英语世界汉学家编纂的中国文学史集对推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经典化”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选取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为案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集对该小说的评价,重点聚焦编著者对《西游记》主题、著作归属权等方面的探讨,以此考察《西游记》在史集中所呈现的面貌。研究发现,《西游记》在史集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20世纪初,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西游记》做了初步探索,将其视作“迷信小说”;受胡适《<西游记>考证》一文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编著者接受“吴承恩作者论”,小说也被定义为“幽默小说”;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受余国藩影响,中国文学史集的编纂者注重论述《西游记》中蕴含的佛教、道教元素。作为典籍翻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他者视角考察史集中的《西游记》,可以映射出《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有助于学生了解该小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镜像,对提升学生跨文化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朱子“理”的多维诠释与翻译

“理”是朱子学最为关键的术语,也是理解朱子学、宋明理学的关键。自朱子学向外译介时起,“理”就有多种译法,但是每一种译法都会有不同的声音。进入新世纪以后,“理”的诠释和翻译也变得多样,其中主要有pattern, coherence, pattern-principle等。每一种译法实际都体现出英语世界对朱子学认识的演进,也表明西方理解和诠释朱子学核心思想路径和翻译实践的变化。

解构的行动属性和行动效应——以英语世界鲁迅批评为中心

解构作为“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有力的阅读书写行为,同时表现出对文本阐释的绝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作者意图的反叛冲动。解构的行动效应,在20世纪80、90年代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解构范式”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一,在理论立场上,通过质疑鲁迅的写作意图以挑战或消解文学的革命与启蒙意义;其二,在文本阐释上,对“鲁迅/叙述者”的阶级位置进行严厉的审视,甚至有意“制造”鲁迅与民众之间的阶级距离,从而揭示鲁迅笔下启蒙者的自我怀疑、否定以及行动上的“无能”。我们需要反思英语世界鲁迅批评的伦理失范问题,避免一种预设的、二元对立的批评立场,而应以切合中国语境的、对话的、整体性的立场重审鲁迅的写作,在肯定启蒙价值的基础上为鲁迅阐释重新安置一个稳定可靠的批评视角。

张岱小品文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

自1960年被林语堂首次译介到英语世界,张岱小品文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目前,张岱小品文的英译本共有91个。在文本研究方面,则以美国学者高化岚对《陶庵梦忆》的研究最具系统性。首先,他从三个方面阐释了《陶庵梦忆》的思想内容:对王朝和家族的忠心,放纵的罪孽、报应和苦难,“存在”与特异景象。其次,他从任意并置的空间结构和差异性写作倾向两个方面探讨了《陶庵梦忆》的艺术特色。此外,由于学术传统和理论方法的异质性,中西张岱小品文研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争鸣现象,涉及《陶庵梦忆》的创作动机、张岱对女性的态度以及表面上的现代性三个方面。

“世界”作为方法:对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反思

英文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一翼。论文以新世纪以来王德威、张英进、邓腾克、罗鹏等人主编的四部文学史为例,探讨英文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排、方法论、文学史观等方面与大陆文学史的互动与互鉴。认为英语世界的“元历史”叙事的“异质性”与“非连续性”对“正史”的解构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东方主义历史叙事,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域外视点的包容与借鉴。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主体性的追寻紧密镶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在互相竞争的历史叙述中辨伪存真,“复线的历史”将给予我们接近文学史多重面相的契机。同时中国文学史主体性的建构既要建立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又要回到中国文学本身内在的心灵关照与文学史的诗性特质,唯有如此才有融入与引领世界对话的可能!

《围城》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与接受述评

本文通过对欧美大型图书馆纸质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与细读,并借助WorldCat、JSTOR、Google Scholar、Amazon、Goodreads等数据库/平台进行数据分析,考察并评析《围城》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和接受情况。结果显示:1)钱锺书“打通”理念下创作的《围城》在标题、蕴含主题、创作风格、艺术手法等都引起中外读者的共鸣;2)夏志清首次发掘钱锺书及其《围城》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并在海外华人学者、汉学家中营造良好的译介和传播环境;3)中外译者通力合译,是推动《围城》英译质量和传播效果的有力保障。

从文化套式到价值投射——20世纪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中的两个误读

20世纪英语世界的部分汉学家、艺术史家在文化套式以及艺术史学科的框架体系中,以自我文化为参照,用机械进化论与历史决定论拟构了中国艺术的“时间形状”,在对中国文化的偏执预设中得出“中国艺术衰落论”和“中国艺术家重模仿”两大误读。他们在文化套式的作用下,把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重构为“颠倒的自我”,由此保持了自身与他者的距离,曲解了中国艺术的历史面貌和中国艺术家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对中国艺术传统的浅层搁置与非本质类比。

新东北作家群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例

本文从赞助人理论入手探讨新东北作家群的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赞助人及其 作用,分析包括译者、编辑、评论家、出版社、研究机构和媒体等直接与间接的赞助人在推动新东北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 介与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

翟理斯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在《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首先,他于1880年翻译出版了《聊斋志异》首个英译本,该译本出版后在西方代表蒲松龄达一个世纪之久,成为《聊斋志异》的经典英语译本;其次,他在自己编撰的、在英语世界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学史》里用大量篇幅对《聊斋志异》作了介绍。所有这些都推动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早在唐宋时期,楚辞文学便开始在东南亚等国家传播,对朝韩文学和日本文学都有影响。19世纪以来,楚辞文学开始受到英语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意识形态、学术环境及个人的学术背景等是影响楚辞在英语世界传播和接受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产生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毛泽东于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话语,同时对世界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传播最为广泛的文章之一。该文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掀起过三次高潮。以这三次高潮(20世纪60年代,70—80年代,90年代至世纪之交)为线索,考察毛泽东《讲话》70多年以来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转型,从而揭示英语世界汉学家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转变,以及这些转变所体现出的知识社会学的变迁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

《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百年传播(1842—1949)

本文以各种史料为基础,对建国前《聊斋志异》的百年英译历程做历时性描述研究,同时从共时的维度宏观分析翟理斯译本出现前后的两个阶段的具体特征,并从深层接受心理的维度诠释《聊斋》在英语世界得以经典化的成因。作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典范,《聊斋》在英语语境中的经典化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但也让我们对英语世界普遍存在之东方想象导致的文本误读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