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义

出生于士族家庭的刘宋史学家、文学家——《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元嘉年间死于非命,罪名是谋反。范晔确实参与了谋反。但范晔的谋反是被人诱导的,是中了刘义隆君臣设置的圈套。宋文帝刘义隆在消灭了著名士族文人谢灵运以后,又消灭了范晔这个狂傲不羁的士族代表;以达到打击士族,集中军权、分化相权、加强文化专制的一系列目的。作者通过分析范晔之死及其原因,揭示其文化象征意义。以范晔之死为标志,东晋以来士族与皇族分权的局面随之结束,此后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范晔之死,象征着皇权的胜利,也象征古典史学传统的没落。史学逐渐被纳入皇权的轨道,以往士族文人私修历史的局面被彻底改变。范晔死后,史学家通常只能奉旨修史。官史代替私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范晔的民族思想略论

民族思想是范晔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方面。在其所撰《后汉书》中,范晔在记述各民族活动的范围、对前人成就的借鉴与分析方面,体现出自觉的民族史撰述意识;通过考察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体现出突出的政治大一统的思想倾向。在对待民族历史与民族差异问题上,范晔也具备了客观的、积极的认识;从“德政”与“王化”的政治思想出发,范晔力主“怀柔”与“王化”的民族政策理念。

陈寿、范晔历史人物评论之比较

陈寿《三国志》和范晔《后汉书》,都是得到后世很高评价的史学名著。两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所记相同人物共有55人。陈寿和范晔在记述和评价这些人物时,行文也有异同。陈寿和范晔对这些人物记述上的繁简、评价上的高低,不仅反映出这两位史家著史之不同的旨趣和史识,而且对于更全面地认识东汉末至三国初的这一段历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陆凯《赠范晔诗》本事旁证及折梅母题

陆凯《赠范晔诗》一诗的本事历来有众多不同的解读,然诸说皆有值得商榷之处。文章辨析诸说,提出诗歌本事中的"长安",当是当时的"小长安"之误。文章结合范晔的生平仕历,对该诗的写作年代、创作背景、后世误读的原因、后世接受的过程,结合时代的审美风气和地域意识进行探讨,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范晔《后汉书》光武守业诸臣传的编纂

范晔《后汉书》按照列传范式编纂列传。光武守业诸臣传呈现＂理想官员—职吏—苛吏—儒生—理想官员＂的结构,体现出范晔对东汉政治文化的认识。所谓＂理想官员＂,指那些本性仁恕,为政宽和之人。＂职吏＂则指任职奉公,擅长文法之人。＂苛吏＂指为政严猛,不容宽贷之人。光武诸臣传以＂理想官员＂始终,传达了范晔期待政治秩序向理想、宽和、融洽氛围的回归。但是＂职吏＂和＂苛吏＂的存在,却体现出东汉初年政治风气严酷的现实。通过列传编纂,范晔表达了自己对东汉政治的理解。

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

今传《后汉书》作者非一人,注释于众手,在流传过程中时分时合,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在今天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各种版本刊刻署名或有不妥,二是后人对各部分的撰人产生误解,三是历代学者对其分合过程聚讼纷纭。因此,有必要考察《后汉书》的版本及其内容分合情况,辨讹祛疑,以求其是,避免后人再度产生误解。

论范晔的史学思想

范晔以系统的、整体的思想审视历史 ,又以发展的、变易的观点看待历史。他从正统思想出发 ,把东汉王朝看成是因应天命的正统政权 ,以民本思想论评东汉史事 ,以儒家伦理评判东汉的历史人物。范晔的史学思想是极为广泛的 ,与汉代史家相比 ,其史学思想的伦理性更加突出。

论范晔的历史认识论

范晔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对自己的史学实践进行反思与总结 ,提出“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历史著作中文与意的关系问题 ,第一次直接强调了史识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次揭示了恰当的文辞表达的必要性。范晔揭示了历史见解与语言表达的对立统一关系 ,提出了自己的撰史原则。从历史认识论角度考察 ,范晔这一主张具有重要价值。

正一代得失而归本儒学:范晔史论的基本倾向

范晔所撰《后汉书》实为宣志之作。他对东汉各朝政治状况及重大举措 ,社会时尚、民风习俗之变等史事的论析 ,多侧面地体现了他“正一代得失”的著史宗旨 ;而《后汉书》人物品评所独具的诸多特征如贵德义、薄公卿等 ,正贯彻了儒家讲求忠、义、节、让的精神 。

论范晔的“大一统”思想

在《后汉书》的本纪、列传中,范晔通过对东汉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各少数民族历史及其政权兴衰的记述和评论,阐发了“大一统”思想。范晔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有晋宋更迭与南北对峙的时代影响,又与司马迁、班固思想的影响有关。范晔的“大一统”思想有助于刘宋时期“大一统”共识的形成,蕴含着朴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时代及自身认识不足,范晔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范晔佛教思想论析

《后汉书·西域传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篇论说佛教的专文。通过剖析《后汉书.西域传论》及其相关文献,可以了解到范晔的佛教思想及其他与佛教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是一位佛学理论家,而非一名无神论者。

从《后汉书》的文学成就看范晔的思想及撰文取向

范晔崇尚儒学,主张以儒家人格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提倡积极用世,极力颂扬仁人志士的忠义节行与杀身成仁的高贵精神,猛烈抨击违背儒家礼义而不惜丧失人格以追求富贵者的丑恶行径。这种思想倾向一直贯穿《后汉书》全书,成为该书的主导思想。范晔撰文构思精微,立意高远,辞采华美,笔势纵横,叙议结合,骈散相间,析理透辟,文气清朗,音节圆转,体现出史学家深邃的洞察力与文学家高超的表达能力。

元嘉政局与范晔的命运

范晔受到宋文帝的重用,原因有二:一是在刘义康刘湛朋党被清除后,宋文帝急需人才,而范晔与刘义康交恶,故在政治上可靠;二是范晔的生父范泰对宋文帝有恩。范晔虽然受到重用,但也种下了被杀的苦果。由于宋文帝性格猜忌,不信任大臣,所以在大臣之间制造不和,以范晔桀骜的性格,长期在此环境下,必然会有过激的行为,这是他被杀的主要背景。

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

南北朝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以颜之推对范晔的批判为例

《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的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从范晔删众家后汉史写作开始,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为止,未能完成全部写作计划。一方面,《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其创造性的撰写成为儒林和史学的典范,以致许多儒者精读该书;另一方面,范晔的为人和被杀的命运,又显示了一个生动的典型,伴随范晔被杀,撰史由私家的权利被收归国有,皇族继续打压世族。至颜之推对范晔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评。扬弃范晔,象征士族文人的自我转型,转变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巨变,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颜之推就是一个成功转变的典型。

论范晔自觉的文学理念

范晔《后汉书》之前,已有一些记载东汉历史的著作问世。但范晔《后汉书》问世后,得以广泛流传,其他诸家东汉史书基本上都被淘汰了。这说明范书虽是在诸家后汉史书的基础上编辑、整理而成,但绝对不是对前人材料的照搬抄录,而是在吸收前人成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体例上说,其创新一是表现在增纪、增传上;二是表现其史论新体式上。从范晔《后汉书》的体例创新等体现出范晔自觉的文学理念。

范晔《后汉书》文学思想论

被誉为前四史之一的范晔《后汉书》不仅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还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范晔为东汉时期众多的文学之士立传,还在诸传中著录了他们的作品及文体数量。文章对范晔《后汉书》的著录体例及作品、作家品评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范晔不仅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情采的思想特征。

论范晔《后汉书》新增七篇类传

传主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构成了类传存在的合法性,不同类传的设立与否因时代而异。范晔《后汉书》较之《史》《汉》,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篇类传,这七篇类传的社会性与时代性体现在:立传数量与种类具有涵盖东汉朝野人物的全面性;传主选择以传主所处时代的公论作为标准;写法上多用附载法,且能类从中犹见"细意",从而从时间、空间的二维角度全面反映人物情况。此外,七篇类传对前继承了《史记》传统,对后又完善了类传体例,其立传标准又受到了范晔"耻作文士"的主观情感的影响。

范晔的文学审美论及其贡献

南朝刘宋时范晔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美学家。于《后汉书》,首辟《文苑传》,成正史文人传记之先导。善在文史合议中发论,于前人史著,不惟评其史学价值,而且论其文学水准。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是其文学美学思想的集中表述,也是中古文学美学史的经典文献。首言文意为主,首分文笔界限,首以文学审美之法撰写史之传论赞词。发论与撰述珠联璧合,史思与文情桴鼓相应。范晔于中国史学-美学实有大贡献。

《范晔评传》:一部开掘史家思想空间的力作

史学家自有史学家特有的思想空间。尽管都包含着对普遍意义的关怀与追问,但与哲学家以概念的分析、逻辑的推演,乃至以寓言的隐喻构成的思想空间相比较,史学家思想空间的气象,似乎更恢宏、更丰满,也更富有真实、鲜活的生命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