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保药品价格谈判回顾和展望

目的:总结2018—2023年中国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实践经验,对未来的工作提出建议。方法:通过文献回顾、收集官方公布的数据和网络报道资料,对当前医保药品价格谈判的政策和实践进行总结分析。结果:谈判药品平均降价50%~60%,但也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未来医保药品价格谈判工作需要更加关注价值谈判组织体系、标准和方法的建立,重视价值谈判的立法和规制,使价格谈判工作更加公正、公平和透明化。结论:我国的药品价格谈判成绩斐然,充分发挥了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价值谈判保障了创新药物的可得性和可及性,在新药需求无限性和医保基金有限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药品价格谈判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检索不同国家或地区药品价格谈判的谈判主体、药品类型、药品准入机制、谈判环节和谈判结果等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在国外,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已实施多年,许多国家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谈判制度,选取其中7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分析,分别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近年来,我国部分省市医疗保险部门进行了药品价格谈判的试点工作,在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实施方面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选取其中6个实施结果较为成功的地区进行统计分析,分别为浙江、湖南、江苏、江西、成都、青岛。通过对国内外典型地区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典型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更为成熟健全,国内地区与之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药品价格谈判机制。

进口抗癌药零关税和药品价格谈判双重政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研究

目的:为降低抗癌药品价格、减轻癌症患者经济负担及心理负担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进口抗癌药零关税和药品价格谈判双重政策实施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并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提出优化建议。结果与结论:进口抗癌药零关税和药品价格谈判双重政策实施对国家社保部门、癌症患者、医疗机构、抗癌药品流通企业、抗癌药品生产企业等主要利益相关者均有一定影响。上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权力性、合法性、紧迫性和立场均有所不同。建议社保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品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的政策,减轻患者负担的政策;癌症患者应增加对政府与医疗机构的信任度,提升健康素养;医疗机构建立"互联网+"医疗社群,减少癌症患者信息不对称性;抗癌药品流通企业开拓电商渠道,减少中间差价;抗癌药品生产企业积极进行新药创新研发。实现减轻癌症患者各方面的负担、提升其卫生医疗服务的权益、提高癌症患者抗癌药品可及性的最终和根本目的。

我国医保机构主导的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研究

医保机构主导的药品价格谈判正在积极酝酿中,该机制能否高效运转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我国药价谈判机制的主体及运作效果的比较,指出医保机构主导的药价谈判机制相比政府定价和省级药品招标制度更接近市场调控模式,但在对药品的成本把握和绩效评价上仍有不足。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非营利医保机构药品议价动力不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构建医保机构、医疗机构(临床专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三方参与的谈判机制,开展常态化的药品经济学评价,建立有效的非营利保险机构的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以促进新的药价谈判机制高效运行。

药品价格多方谈判主体及其事权划分研究

通过对药品价格多方谈判政策实施现状的阐述,提出谈判主体事权划分的意义及原则,并具体划分了四个谈判主体——政府、医保、医疗机构(专家)和药品生产企业在谈判过程中的事权。

价格谈判成功药品临床使用分析

目的探讨药品价格谈判制度在保证临床疗效的前提下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的效果。方法比较首批谈判成功药品进入医保前后在医院的价格、用量及销售金额,比较第二批谈判成功药品进入医保前后的价格、用量变化情况,并与谈判成功价比较。结果首批谈判成功的3种药品单价均下降50%以上,用量平均增加2. 7倍,销售金额平均增加42%;第二批谈判成功的36种药品中,有19种在医院使用,用量不多,销售金额也仅占总销售金额的2. 24%～2. 42%;谈判成功药品进入医保后,患者花费大幅降低,以曲妥珠单抗(赫赛汀)为例,普通非医保、贫困医保及普通医保的花费分别只有原来的1/3,1/4,1/10。结论药品价格谈判制度有效降低了优质药品的价格,进入医保目录后,患者负担进一步减轻,更容易坚持治疗,从而保证了药效,进而可促进我国医药事业的良性发展。

构建医保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研究

我国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的构建尚处在探索阶段,存在着谈判价格机制设定缺乏客观依据、谈判流程尚不成熟等问题。通过对比德、法、澳等国药品价格谈判模式,本文作者提出保障机制运作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价格谈判机制的完善方向,对此建议我国医保药品价格谈判应充分考虑药品价值与创新性,做好谈判后的对接工作,建立专业评价机构,确保谈判机制的协调高效可持续运作。

药品价格国家谈判的法律规制

政府部门在专利药品和独家药品的国家价格谈判中的行为,其法律属性应该定性为行政合同行为。只有依法规范政府权力,保障相对人合法权利,才能实现公共利益与企业合法利益的共赢,因此需要明确国家药品价格谈判依法规制的合法性原则、程序正当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程序控制主要包括价格谈判过程的具体程序控制、政府部门相应行为的控制程序以及相对人的权利救济规则。

英国创新药品价格协议研究

根据国际主流分类标准,将英国创新药品价格协议分为疗效导向和经济导向两种类型。对重点协议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各协议的设计因素与实施机制,进一步探求英国创新药品价格谈判协议在具体实践中的制度效益与制度效率,为我国药品价格谈判的设计提供借鉴。

全球视角下药品风险分担协议政策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分析全球视角下药品风险分担协议的起源、概念、分类、典型协议类型、优劣,提出我国应加强卫生技术评估在新药补偿中的应用,明确风险分担协议实施条件,并逐步开展基于财务和结局的风险分担协议,以期对我国药品谈判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加拿大品牌药价格联合谈判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药品价格谈判制度,但施行细则尚未正式颁布。加拿大2010年建立的泛加拿大药物联盟(p CPA,pan-Canadian Pharmaceutical Alliance),负责代表加拿大各省与制药厂商进行品牌药价格联合谈判,极大提高了品牌药价格谈判方法和流程的一致性,对我国药价谈判制度的设计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范围、流程、依据、结果、组织结构设计等方面解构p CPA谈判流程,提出其对我国药价谈判实施目标、方法依据、流程效率、组织结构、意见反馈、法律救济、数据保密、参与机制等方面的启示。

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对药费支出的影响

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于2022年生效,其首次允许联邦政府就处方药价格进行谈判,要求制药公司在价格涨幅超过通胀率时向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支付折扣,并为Medicare Part D中的药品和胰岛素类产品设置了患者自付费用上限,还延续了“安全港”政策,延长了预付保费税收抵免政策的实施时限,并扩展了免费接种的疫苗种类等。IRA对美国医保药费支出有多重影响,但其在价格控制方面仍面临结构性压力。建议我国可继续发挥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优势,进一步提高相关卫生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并在控制药品价格的同时保护创新。